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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院方办展览的初衷，本是为了教育、影响年轻医生，“让年轻一代医生能够看到好病历与不合格病历之间的差距”。在年轻医生中，“病案的书写质量在严重下滑，这是个普遍现象”，存在着不同病人同类手术病程记录雷同、文字难以辨认、记录不全等许多问题。但是，这个展览除了它本来的教育意义之外，还引发了许多大众媒体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扛着照相机、摄像机，前往位于协和新楼的展览厅，挖掘那些首次公开的病历的背后故事，满足大众了解协和的渴望。在媒体的叙述中，这个古老的医院和医学院，除了行使它们正统的医、教、研功能之外，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深远的吸引力。它跨越85年、关联着2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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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展览的差不多一年之前，2005年6月，有这么一则新闻：“80年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李锦明老人，今年初忽然接到通知，回到医院接受了一次体检。一起接受体检的共有2 000多名从1921年到1954年在协和诞生的‘老婴儿’。李锦明说：我都80多了，没想到协和医院还有我们的病历……这次大规模体检的结果，还将用于一项关于‘胎儿宫内发育与老年慢性病关系’的研究。协和是目前全世界保存病历档案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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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协和病历展之后，如果将一波又一波的大众媒体报道协和的热潮概括起来，大致与这几个方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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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协和医生如何写病历。这次展览有林巧稚、张孝骞、吴阶平等40多位医学大家亲笔书写的病案和图文并茂“画”出来的病案：林巧稚用整齐娟秀的英文书写的病历；一位胡姓的外科教授在病历中画的一幅“灰指甲”患者的病足，用黑笔把病甲很匀称地涂了出来，看上去一目了然；郎景和教授画的一组三幅手术图，精确、细致地勾勒出身体器官的形状，又用红笔标出有病变的部位和手术切除、清扫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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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240万份完整的病历如何保存下来的。在协和，保证病历的原始、客观、完整、安全是件十分神圣的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折射的不仅仅是医疗档案的保存，而是协和人的独特气质。协和的病历，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全都保存完整，丢失的病历只有几份。这些病历，被视为协和“三宝”之一。协和病案室的第一代掌门人王贤星，从1921年建立病案开始，就有一个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观点：把病人当成一个整体看。他确定了“整体制”的病历管理原则，就是一个病人不管他得过几种病，看过几个科，都应该把这个病人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各科病历都要放在一起。协和医院在创建时复制了约翰·霍普金斯的病历系统，其中从1920年到1951年的全部住院病人的10万份病历，以及门诊病人的55万份病历，都用英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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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政治运动和战争中，几代协和病案室主任为完整地保护协和病历而据理力争，扛过了好几次濒临销毁的危机。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协和，曾打算把病案销毁。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缺乏纸张，曾有人提出将部分老病案送到造纸厂。“文革”时，病案室更是成了重灾区，“一堆废纸”之说风行，很多医院贴出了大字报。而在每次紧要关头，协和人总能斗智斗勇，奋力挽救，最终完整地保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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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中国史的美国学者来中国查资料，到了北京，就直奔协和病案室，去找可供分析的研究点。一位美国女人的故事更是有趣。她1949年出生于协和医院，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时，无意间对中国友人提及她在协和出生的事。朋友建议她到协和医院找找当年的出生记录。她带着摄像机来到协和医院，拍下了找病历的全过程。她甚至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出生时，医院为她印下的小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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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病历有什么用。协和病历管理得很科学，查起来方便，所有病历统一编号。只要需要，随时能调出。20世纪30年代，王贤星曾向医院申请到美国学习病案管理，当时的校长胡恒德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医生应到协和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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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收治的疑难病多，病种多，因此，这些病历的价值相当于一套珍贵的实例教科书，一个简朴而浩瀚的医学图书馆。妇产科教学时，讲到子宫积脓，可是从抗生素应用后医院再也没有治过这样的病人，结果病案室提供了具体的病历资料，解决了教学中的难题。临床上遇到少见病，可从病历库里调出类似的病例参考。内科曾经遇到一个腹泻屡治无效的病人。张孝骞教授叫住院医生去病案室找一份口炎性腹泻的病历，结果就解决了这个病人的诊治问题。此外，这些病历对于医学疾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是难得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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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还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林巧稚为了得出中国女性骨盆尺寸的正确数值，查阅了上万份产科病历。新中国成立初期，钟惠澜研究黑热病，曾宪九研究胃癌治疗效果，都动用过上千份病历。而绒癌治疗的突破，激素分泌型垂体瘤的研究……都曾从协和病历中得到过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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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一些奇特病历和名人病历。比如，一份记录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连体人手术的病历。比如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蒋介石、冯玉祥、宋氏三姐妹、林徽因等名人的病历。这些后面几乎都藏着吸引人的故事。1935年，冯玉祥因腹股沟疝住进协和医院，手术时需进行局部麻醉。但冯玉祥说：“我是一名军人，绝不怕疼，不用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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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协和病历里反映出的严谨态度和医道仁心。张孝骞教授在世时，一直坚持检查学生所写的病历。一次查房时，他发现病人的病历写得不够详细。他一言未发，坐到病床前开始问病史，并认真查体，详细记下了所查病情。他这种无言的行动，深深刻在学生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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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病理报告，宋庆龄、宋美龄、蒋介石、张学良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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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鲁重美忽然收到《中级医刊》的稿约，出版单位让她写一篇《写好大病历的体会》。编辑部的同志说，这是张孝骞教授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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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做了两年病理科的医生，来到内科后，张教授要我再写一年的内科大病历。开始，我认为，做实习医生时已写过大病历，不愿意再花费时间，唯恐因写大病历而耽误了看书学习的时间。但张老当时的态度异常坚决、严肃，我不敢违命。在协和内科轮转了一年多，经治170多位病人，写了170多份大病历。由于日常医疗工作较多，加上写大病历耗费时间，且要求在病人入院当天的24小时内完成，我常常感到精疲力竭，不免有埋怨情绪。通过一年的训练，我收集病史，查体，书写病历及病历摘要时，都能做到系统、完整、翔实、迅速、疏而不漏。实践使我获得了真知。我逐渐意识到张老对我的严格要求是玉成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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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中级医刊的稿约。写好后，将工整抄写的稿件交给张老过目。几天以后，张老递过经他修改的初稿，上面写满了他的意见，重要的地方，连语气、语句、段落的顺序、内容都做了改动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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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张老与我的一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语重心长地说：“临床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不能离开病人，要深入到病人中去，而不是单纯地把工夫用在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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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大病历的阶段至为重要，要通过它形成一种终身不改的习惯，即使在诊务繁忙之中也能如条件反射般运用，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要点。这种训练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落课，就无法再补，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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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熙国是内分泌学界的著名教授。他曾于70年代中期在协和进修半年，他说，这段进修经历对他一生的医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曾到过十几所一流的医院参观学习：“每到一处总是先看病历，虽然每处都有写得好的病历，但总体上都不及协和……协和的病历是不外借的，如果要做病例分析，病案室可以把相关病历找出来，然后到病案室去做整理分析。当时我曾帮史轶蘩大夫整理过原发性甲旁亢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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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新闻中的协和式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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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还有一件事使协和进入了大众视野。一位演艺明星到协和医院生产。从她住进协和医院待产开始，整整半个月，在协和医院门前，聚集了大大小小“痛苦待产”的娱乐记者。据说，为了获得新闻和生产后的第一张照片，那些远道而来的港台娱记每一位的平均花费是几万元，有人甚至为这第一张照片开出了上万元的高价。在协和医院之外的那个世界，娱乐媒体对于这场新闻的追踪展开了绵密的持久战。从这位明星预产期的那一天开始，各种传言就满天飞。原本就不畅通的东单街道的交通，比往常显得更加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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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到协和医院打听时，协和医院宣传处告诉记者：“她只是一个住VIP病房的普通病人，不会对她进行额外的照顾。”后来，这位明星终于在协和医院生下小宝宝，因为协和医院把守甚严，外界没有人能够拍到小婴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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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这位明星的家人告知外界，刚出世的小女儿患有唇腭裂。早知内情的协和医护人员一直没有走漏风声。他们遵守的只不过是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一条为医之道：“绝不透露患者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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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经历了世态炎凉的明星家人，写了一篇名为《感谢》的文章，部分引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