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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在昆士兰州海边的一个县城中长大，从凯恩斯到罗克汉普顿（Rockhampton）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小时候，他热爱自然，经常爬树、在灌木丛中旅行、放假的时候到叔叔的牧场上玩耍。他父亲是一名警探，好像预示了他儿子后来成为病毒探索者的身份。他在昆士兰州东南部的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获得了兽医学本科学位，成为学校旁边一个动物庇护所的志愿者，帮助受伤的野生动物恢复健康。1976年毕业后，他在布里斯班从事兽医工作数年，后来成为巡诊全州的兽医（澳大利亚人称之为“临时工”）。那段时间，他医治了很多生病的马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和宠物。20世纪90年代初，菲尔德回到昆士兰大学攻读生态学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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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重点是野生动物保护，所以需要参与一个项目来完成博士论文。因为野猫（家猫在野外的环境下也具有了野性）对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动物造成巨大的伤害，它能够杀死小型的有袋动物和鸟，并且成为疾病的源头。菲尔德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野猫及其造成的影响。维克·瑞尔的马厩中暴发疾病时，他正在从事这项研究，抓到猫后给它们带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住处。菲尔德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是农业和畜牧业部的科学家，他问菲尔德是否愿意去参与其他的研究项目。他们部门需要有人研究这个新出现的疾病的生态方面的情况。很久以后，当我到布里斯班农业和畜牧业部下属的动物研究所（Animal Research Institute）拜访他的时候，菲尔德告诉我：“于是，我把研究野猫的事抛在一边，开始寻找亨德拉病毒在野生动物中的贮存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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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顾指标病例（index case），他开始了寻找亨德拉病毒的过程——回顾第一匹感染的马匹，以及它的病史和发病地点。这匹马就是戏剧侠，在峡谷山的牧场发病的那匹怀孕的母马。他仅有的线索就是这种病毒属于副黏病毒，一种昆士兰州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几年前曾经在啮齿类动物（rodent）身上发现过的新的副黏病毒。菲尔德在牧场上建起了一个捕捉系统（trapping regime），旨在抓住每个小型和中型的脊椎动物（vertebrate），比如啮齿类动物，负鼠（possums），袋狸（bandicoots），爬行动物（reptiles），两栖动物（amphibians），鸟和古怪的野猫。然后从每个动物身上提取血样，并且将啮齿类动物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血样送到DPI的实验室进行筛查以便测定是否含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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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抗体和分离病毒，就像脚印和鞋子的区别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抗体是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来对抗生物入侵者的分子。它们和入侵宿主的病毒或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形状相似，与其融合并且使其失去作用。它们的这种特性和杀死入侵微生物后仍然留在血液当中的事实，使其成为现在或者过去宿主感染病毒的宝贵证据。这也正是修姆·菲尔德希望找到的证据。但是在峡谷山抓到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余的动物身上也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让菲尔德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他找的地方不对，或者找对了地方，但是方法不对或者找的时机不对。他想，也许时间不对才是关键。戏剧侠是9月份得病的，半年过去了，他是在3月、4月和5月寻找病毒。他怀疑“可能病毒或者宿主的出现是季节性的”，现在的季节也许不对。菲尔德筛查了瑞尔的马厩附近的猫、狗和老鼠，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病毒是季节性出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病毒出现然后消失的时间跨度比较短。比方说，大量的蝙蝠夜间在峡谷山的马场上觅食后回到位于其他地方的栖息地休息，整个白天都不出来。彼得·瑞德听峡谷山的一位居民说过，夜晚那几个小时里，“密集的狐蝠聚集在一起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据此，瑞德向AAHL建议说应该关注这里的蝙蝠，但是很明显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在水库附近追捕蝙蝠的修姆·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工作陷入了僵局，直到1995年10月，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在此事上还是毫无进展时，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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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马克·普莱斯顿（Mark Preston）的年轻甘蔗种植户突然发病，他住在马克雷镇（Mackay）附近，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600英里。他妻子把他送到医院。普莱斯顿的症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因为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出现了两次问题。1994年8月，他得了一种怪病，当时被诊断为脑膜炎（meningitis）且病因不明——其症状为头疼、呕吐、脖子僵硬——后来恢复了健康。或者说看起来是恢复了健康。脑膜炎是指头部或脊髓（spinal cord）部位的黏膜（membrane）发炎，可能是由微生物、病毒或者是药物反应引起的，也可能突然发病，不知不觉就痊愈。普莱斯顿又回到农场辛勤地耕作。这个农场为他们夫妇共有。他妻子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甘蔗和马匹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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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普莱斯顿这次的病是不是以前病因不明的脑膜炎复发了？入院后，他被诊断为严重脑炎（encephalitis）——也就是大脑黏膜发炎，病因仍然不明。药物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但是医生们在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上看到情况不妙。后来的医疗报告称“他持续高烧且没有恢复意识”，“入院25天后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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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斯顿最后一次发病时提取的血清中亨德拉抗体测试为阳性。一年之前他第一次发病时，血清样本被储存起来，这次测试，发现也是同样的结果。第一次发病时他的免疫系统打败了亨德拉病毒。对他大脑组织的尸检和其他检测都证实了亨德拉病毒的存在。很明显，亨德拉病毒攻击过他一次，败下阵来，在其体内潜伏一年后又重新攻击，并致其死亡。这是病毒全新的攻击方法，让人听后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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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哪儿被传染上这种病的？调查人员发现，1994年8月，普莱斯顿的农场曾死了两匹马。两匹马突然得了重病后，马克·普莱斯顿帮助妻子照顾过这两匹马，在他妻子对马进行尸检时也曾经从旁协助。玛格丽特·普莱斯顿从两匹马身上提取并保存下来的样本中的亨德拉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尽管自己也曾接触过亨德拉病毒，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发病——和彼得·瑞德一样，维克·瑞尔的牧场马匹死后数周，他也接触过这种病毒，却没有发病。这两位兽医的安然无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型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畜的。普莱斯顿发病的地方和这种病第一次暴发的地方距离这么遥远，这个情况使专家们开始思考和担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病毒传播多远了？以第一次疾病暴发的地点为圆心，以亨德拉到马克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所覆盖的地区作为疾病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 000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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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这种病毒传播得多远了？由感染疾病专家约瑟夫·麦考马克（Joseph McCormack）率领的研究小组进驻了维克·瑞尔去世的布里斯班医院，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筛查了昆士兰州5 000匹马的血清和298份人体血清，这些人都和亨德拉病毒的案例有过某种程度的联系。所有的马匹和人的血清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可以推测，这些抗体呈阴性的样本让卫生部门的官员一筹莫展，也加深了科学家们脸上的疑惑。麦考马克的研究小组总结说：“这种疾病需要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从马传染给人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只说“需要密切接触”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安然无恙而她丈夫却染病而亡。事实是：密切接触、运气不佳或者其他一两个因素才能使人感染这种疾病，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他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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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普莱斯顿的案例给修姆·菲尔德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地图上的第二个疾病暴发点和疾病暴发的第二个时间点。1994年8月在马克雷发现亨德拉病毒；1994年9月在峡谷山牧场和瑞尔的马厩中发现亨德拉病毒。菲尔德动身去了马克雷，用上了他以前用过的方法：捕捉动物，抽取血样，将血清送回实验室检查是否存在抗体。又是一次无功之举。他还从各种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的野生动物，或者捕获后还未放归野外的动物身上提取样本。这些喂养受伤的野生动物的人，是一群善良的人，平时不是以养殖为生，在澳大利亚被称为野生动物的“守护者”。人们通常根据他们喂养的动物将他们进行分类：袋鼠守护者、鸟类守护者、负鼠守护者和蝙蝠守护者。多年从事兽医工作使修姆·菲尔德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大学期间作为动物救护所的志愿者时，他也曾经是其中一员。现在他从这些守护者喂养的动物身上也提取了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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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还是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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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由于寻找亨德拉病毒贮存宿主的工作陷入僵局，菲尔德参加了由其在DPI工作的导师发起，由相关官员和研究者参加的一次病毒研讨会。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如何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亨德拉病毒下一次会在哪儿暴发？昆士兰州的赛马业面临着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危险，人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这已经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难题，更是执政部门和公共关系部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会上人们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路：使用生物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很明显，贮存宿主（或者说宿主），不管它（或它们）是哪种生物，肯定生活在马克雷和峡谷山——至少每年有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生活在这两个地方，这段时间包括8月和9月。这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在昆士兰州分布非常广泛或者在这个州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动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根据基因学方面的一些证据，发现没有病毒物种的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倾向——也就是说，病毒在移动和融合）更倾向于两种可能性中的后一种：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移动性强，可以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移动数百英里的距离。这种想法将怀疑的对象锁定在鸟类和蝙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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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排除了鸟类是病毒宿主的可能性。第一，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副黏病毒可以通过鸟类传染人类。第二，鉴于这种病毒传染人类和马匹，哺乳类动物更可能是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宿主之间的相似性极大地增加了病原体在两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蝙蝠是哺乳动物，也能移动。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澳大利亚没有狂犬病，但是众所周知，蝙蝠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病毒即狂犬病的宿主。（很快就会发现蝙蝠–病毒–人类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包括在澳大利亚发现这三者间更多的联系；1996年，这种联系还不是非常明显。）菲尔德从这次会议上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命令：观察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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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抓住会飞的蝙蝠或者在巢穴抓住蝙蝠可不像在草地上抓住啮齿类动物或者负鼠那么简单。昆士兰当地最著名、飞的最远的蝙蝠就是狐蝠，它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是体型巨大、以水果为生的蝙蝠，翼展能够达到3英尺多。狐蝠通常生活在红树林（mangroves）中、白千层植物（paperbark）沼泽里或者热带雨林中巨大的树枝上。抓到它们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由于准备不足，菲尔德首先找到了野生动物守护者。他们手中有捕获的蝙蝠。在罗克汉普顿靠近马克雷的海岸的一个动物庇护所里，他发现受伤的动物中有黑狐蝠，即食果蝠（Pteropus alecto）。成功了！从黑狐蝠身上提取的血样表明其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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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修姆·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之一——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灰头狐蝠（gray-headed flying fox）、眼镜狐蝠（spectacled flying fox）和体型较小的红色狐蝠（red flying fox）。DPI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的样本。这一次，样本中再次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痕迹。这次发现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克·瑞尔的马匹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1996年9月，瑞尔的农场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金属篱笆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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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怀的双胞胎胚胎流产后，被实施了安乐死。不仅它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它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毒。在它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活的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和在马匹和人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范围内，这也足以说明狐蝠是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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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观察越久，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更多。经过了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大概15%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样本个体的抗体呈阳性的百分比，即表明蝙蝠或过去或现在有过感染的历史的百分比，也叫血清阳性率（seroprevalence）。根据取样，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测，血清阳性率的数字在不断上升。两年内，他们总共从1 043只狐蝠身上取样，菲尔德和同事们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简单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的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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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将这些发现发表在《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以及《柳叶刀》（The Lancet）等杂志的同时，这些信息也见诸报端。其中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蝙蝠病毒引恐慌，赛马行业有危机”。在犯罪现场才会看到的警戒线和瑞尔的农场上肢解的马匹成为电视工作者争相追逐报道的焦点，而且他们对此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其中一些报道客观、准确，但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如此。有些报道让人们心存不安，人们开始焦虑起来。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后，加上蝙蝠中的高血清阳性率，使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物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就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蝙蝠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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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朗的周六，在亨德拉赛马场，一位著名的驯马师利用比赛间隙，在赛道上告诉我他对此事的看法。亨德拉病毒！这个人一提到这种病毒就大叫起来。他们不能放任这种病毒的传播！“他们”是指政府部门。他们应该消灭蝙蝠！就是这些蝙蝠才导致了这场疾病的暴发！它们倒挂着睡觉将屎拉在自己身上！（真是如此吗？从生物学上看不太可能。）它们将屎拉到人身上！事情应该反过来——人们应该将屎拉到它们身上！它们有什么用处？将它们都消灭光！为什么还没这么做？因为那些绿色环保者不容许这么做！他咆哮着说。我们是马师协会的会员，马师协会是马师的职业组织，我和彼得·瑞德一起成为该协会的会员。政府应该保护人的安全！应该保护像我们的朋友彼得这样的兽医！这位驯马师激动地说，愤愤不平。这位驯马师是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身材不高，高傲、精悍、头发花白，留着背头。我是他俱乐部的客人，对他心存敬意——或者说，我应当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出于公平起见，他没有过多地谈及另外一名感染该病的人，一位叫本·坎宁（Ben Cunneen）的昆士兰州的兽医，他在为病马治疗的时候患上了亨德拉病而去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疾病对养马人的生命威胁和对澳大利亚整个赛马行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当我礼貌地表示要引用他录音中的话时，他的说法显得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观点还是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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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绿色环保者”很显然包括蝙蝠守护者。随着证据不断增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之处，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驯马师）高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被感染上这种病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专家琳达·赛尔维（Linda Selvey）迅速地组织和领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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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员当中，最终有128名蝙蝠守护者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测试。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每一位参加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128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护理它们、经常被蝙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员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一个很深的伤口。赛尔维的调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这128名蝙蝠守护者中抗体呈阳性、即感染病毒的比率为0。尽管长年累月喂养蝙蝠，尽管有各种抓伤和咬伤，尽管抱过狐蝠或者接触到了口水和血液，没有一个人免疫系统表现出感染了亨德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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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的报告是1996年10月出炉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厅传染疾病处的处长。再后来，我们在布里斯班一间嘈杂的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这些蝙蝠守护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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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些人，我想可以说是一群对动物充满感情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吗？她说：“主要是女性。”也许没有孩子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激情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吧。通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对动物进行护理，往往需要准备一个舒服的大笼子，这样蝙蝠就可以在无需照料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赛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例守护员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128名守护员中一例抗体呈阳性的都没有吗？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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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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