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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尼把它叫作瘟疫（l’épidémie）。这事发生在1996年，他说，对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法国士兵乘坐橡皮艇来到马依布2村，在附近扎营下来。谁也不清楚那些士兵是否有确切的目标——重建旧跑道，或者只是在那里自娱自乐？他们开了枪。东尼猜，也许他们也拥有某种化学武器。他提到这些细节，是因为他想这些法国士兵可能与瘟疫有关。一天，村子里几个男孩带着狗出外打猎。目标猎物本来是豪猪，但却找到了一只黑猩猩，不是狗猎杀的，不是。黑猩猩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被孩子们带了回去。东尼说，黑猩猩已经腐烂了，肚子变质，胀了起来。没关系，人们很高兴，想吃肉了。他们屠宰了黑猩猩，然后把肉吃掉了。很快，两天之内，接触过黑猩猩肉的每个人都开始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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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症状是腹泻。有些坐摩托艇去了下游马科库的医院。但是燃料不足，无法把每个病人都送到医院。发病者太多，摩托艇不够用。11人在马科库死去，另外18人死在村子里。东尼说，很快有专业医生从弗朗斯维尔过来，是的，穿着白套装，戴着头盔，但却没救活一个人。索非亚诺失去了6个家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一个侄女，就死在他的臂弯中。但索非亚诺自己没有被感染。我也没有，东尼说。疫病的起因不明，只有些暗中的谣言。东尼怀疑那些法国士兵用化学武器杀死了黑猩猩，不小心把肉落下了，导致村民中毒。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村民吸取了教训。他说，直到今天，马依布2村再没有人吃黑猩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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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到了那些打猎的男孩们。他们，所有男孩，都死了，东尼说。但是狗没有死。以前见过这样的疾病或这种瘟疫吗？“没有，”东尼回答，“从来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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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听说，他们是怎么弄熟大猩猩的？东尼答道，就用普通的非洲酱汁，他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我想象着大猩猩肘子放了花生肉酱，配上辣椒，用勺舀到麸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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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炖猩猩，另外一个鲜明的细节徘徊在我的脑海中。这个细节是以前和东尼聊天时他提到的。东尼告诉我，在村庄陷入混乱和恐慌中时，他和索非亚诺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13只大猩猩堆在森林中，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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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只大猩猩？我没有问到过死去的野生动物，这是他主动提供的信息。当然传闻可能也会含糊、不准确，有时纯粹是假的，也不都可靠，即使是亲眼见证。要说13只死猩猩，可能实际上是12只，或15只，或很多只，多到痛苦万分的人无法数清。有些人就要死去，记忆也就不会那么清楚了。要说我看见了，可能实际如此，也可能没那么真实。我的朋友看见了，他是个很亲近的朋友，我相信他，如同相信我的眼睛。或可能是：我是从特别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对我来说，东尼的证词似乎属于第一认识论范畴：可靠，但可能不够精确。我相信他看到了死去的大猩猩，大概13只，如果不是成堆，就是成群；他甚至可能真数过。在凌乱的叶子当中散布着13具大猩猩尸体的景象，耸人听闻，但却似乎合理。后来的证据显示大猩猩极易感染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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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则是另一码事儿，与逸闻非常不同。科学数据不会掺入诗意的夸张和矛盾情绪，而是可以量化到很细小的可靠信息。将数据一丝不苟地收集起来，严格分类，就会浮现出科学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麦克·费伊要带着他的黄色笔记本穿越中非：寻找众多细微数据中可能呈现出的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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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继续在森林中前行，但距离最近的道路仍然需一个多星期的路程。这里是大猩猩绝佳的栖息地，结构良好、它们喜爱的植食丰富，而且几乎未有人类涉足：没有小路、没有营地、没有猎人的迹象。应该是有许多大猩猩的。在不久以前，曾经一度是有过的：16年前，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两位科学家对加蓬的类人猿数量做过统计，当时结果显示在明克比森林中有约4 171只大猩猩。但是，我们几周来在丛林开路前进以来，从未见到过一只大猩猩。没有大猩猩或大猩猩的迹象是非常奇怪的，怪到费伊都觉得刺激。这正是他的方法论所意图阐明的那种规律，无论正反。在他探究整个万千样带过程中，在笔记本上记下所见到的每一个大猩猩窝、每一坨大猩猩粪便、每一条被大猩猩牙齿啃过的根茎，同样也记录下了大象粪便、猎豹踪迹和其他动物的类似迹象。我们的明克比之行结束时，他将自己的数据进行了部分汇总。他躲在帐篷里，花费好几小时的时间，在电脑上对比着最近的观察收获。做完后，他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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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4天里，费伊告诉我，我们沿路看到了997坨大象粪便，没有一坨是大猩猩的粪便。我们看到了几百万的大型草本植物的茎，包括几种竹芋科的富含营养的植物，大猩猩吃它们像吃芹菜一样狼吞虎咽。但就他目前所观察到的，没有一根植物的茎上留下过大猩猩的牙印。我们没听到一声大猩猩捶胸的拍打声，没见到一个大猩猩窝。就像是夜间那只狗的古怪情形——一种无声的杂种狗，用反面证据向夏洛克·福尔摩斯雄辩地说明哪里不对。明克比大猩猩曾经数量众多，现在已经消失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推断就是某种东西消灭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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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依布2村的疫情传播并非单独的个例，而是整个中非疾病暴发规律的一部分。这种规律至今仍是个谜，也是争论的焦点。这种疾病以前被称为埃博拉出血热，现在就简单地被称为埃博拉病毒疾病。从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持续到现在，从非洲大陆的一侧（科特迪瓦）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另一侧（苏丹和乌干达）。在这些病毒暴发中出现的4种主要的病毒统称为埃博拉病毒。从小范围来看，在加蓬一个国家内部，埃博拉病的暴发就非常密集：两年内3次，且3次暴发的地点非常接近。马依布2村就在这一系列疾病暴发的中间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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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病毒暴发于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里，正是麦克·费伊后来雇佣加蓬成员的地方。这些营地在马依布2村上游25英里处。至少32人发病，表现出埃博拉病毒疾病所常见的症状（高烧、头痛、呕吐、腹泻和些许出血）。尽管有个病人说他杀了一只闯入营地且行为奇怪的黑猩猩，但疾病暴发的真正源头很难查明。或许那黑猩猩感染了病毒，无意地传染给了饥饿的人类。另一种说法是，第一例患者碰到一只死大猩猩，把部分肉带回到了营地，与人分享了。他死了，触碰了肉的其他人也未能幸免。大约同时，出现了一些关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死于森林的报道。更普遍的传闻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营地基本上都在村庄）的出现和对食物、住宿和燃料的需求，引起了林冠层的混乱，打扰了其中居住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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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受害者们从金矿营地沿河向下被转送到马科库总医院（如从马依布2村运送患者的路线一样）。然后，出现了很多继发病例，集中在医院周围和村庄附近。其中一个村庄里有位巫医（nganga），一种传统治疗师。他的房子可能是个病毒传播地，某个金矿营的病发受害者来向他寻找民间药材，而恰好一个当地人也来找医生看其他不太严重的病，却不幸被传染。可能病毒就是通过医师双手传播的。不论怎样，这一波病毒传播结束时，49例确诊，29例死亡，死亡率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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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病毒暴发于马依布2村，这是该病第二波的暴发。之后8个月，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又对第三次暴发做出了应对措施，地点在加蓬中部博韦（Booué）镇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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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韦的疫情很可能在之前3个月已经开始了，即1996年7月，当时在博韦北部约40英里处的一个叫SHM的伐木场中有个猎人死去了。回顾起来，经判断，猎人的致命症状与埃博拉病毒疾病相匹配，但他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警觉。6周后，另一个猎人在同一伐木场莫名其妙地死去。接着，第三例发生。给伐木场供应的是什么样的肉？可能是一些野生物种的肉，如猴子、小羚羊、野猪、豪猪，也许甚至有猩猩（尽管是违法的）。而且，同样也有关于黑猩猩死在森林里的报道，是倒毙的，而非被击毙的。早期的病例似乎彼此互不相干，好像每个猎人都是从野外感染的病毒。后来，第三个猎人扩大了问题，除了成为病毒受害害，自身也成了病毒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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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博韦的医院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躲避医疗人员，离开了医院，到附近一个村庄向另外一个巫医求医。尽管巫医尽心，但他还是死了，接着巫医和他的侄子也相继去世。小范围疾病暴发开始。整个10月和接下来的几个月，博韦镇上和周边地区出现更多病例，即人与人间的传播更多。几个病人被转送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的医院，却死在那里。一位给其中一个病人做过手术的加蓬医生，事后自己发病，由于对本国的医疗水平没有信心，他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进行治疗。那医生似乎活了下来，但照顾他的一名南非护士病发并死亡。这样，埃博拉病毒便从中非被带到了整个非洲大陆。第三次暴发的最终统计显示，包括博韦、利伯维尔和约翰内斯堡在内的地区里，有60例感染，其中45例致命。这次的死亡率，我们可以自己在脑子里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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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病例和细节中，有一些共同之处值得注意：暴发地点的森林遭到破坏、死亡的猩猩和死人、继发病例与医院接触或传统巫医相关、60%~75%的高死亡率。对任何传染性疾病（狂犬病除外）来讲，60%都是极高的死亡率了；可能比得上中世纪法国黑死病最严重时的死亡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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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以来，在马依布2村周边，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其他暴发潮中，人和猩猩都受到了感染。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在蒙比利河（Mambili River）沿岸，就在刚果西北交界的加蓬边境。这是又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包括几个村庄、一个国家公园和近期刚建起的自然保护区，叫罗西大猩猩保护区（Lossi Gorilla Sanctuary）。2000年3月，我与麦克·费伊在明克比孤山会合的四个月前，我们也到过这个地区。与明克比的空旷相比，我们看到的蒙比利流域上大猩猩数量众多。但两年后，2002年，一组罗西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大猩猩尸体，其中一些埃博拉病毒检测呈阳性。（抗体检测呈阳性不如发现活体病毒这样的证据更具说服力，但是也有提示意义。）几个月里，他们所研究的90%的大猩猩个体（143只中的130只）消失了。有多少猩猩跑掉了？多少只猩猩死亡了？根据确认死亡数和消失数以及整个研究区域总数进行了推断后，研究者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埃博拉病毒暴发致5 000只大猩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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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回到了蒙比利河，这次是与威廉·比利·卡雷什[William B. （Billy）Karesh] 带领的团队一起。他当时是人畜共患病权威机构——纽约的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的实地兽医学项目负责人。比利·卡雷什是一名兽医也是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徒步实地研究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长大，师从马林·帕金斯（Marlin Perkins），一位通常穿着蓝色医师服工装、戴着广告帽、留着胡子的老师。卡雷什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说话轻声细语，口型变化不大，避免直截了当的表达，好像会损害他的牙齿一样。通常他面带一丝狡猾的笑容，表明对世间奇景和各种人类荒唐事的戏谑。但他去蒙比利河的任务中却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他要向大猩猩射击——不是用子弹，而是用麻醉飞镖。目的是抽取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埃博拉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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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莫巴·贝的湿地群（Moba Bai），距离蒙比利河上游东岸很近，是离罗西保护区不远的一片天然空地。贝（bai）在非洲法语中意思是湿地草甸，通常有盐渍地（salt-lick），周围森林环绕，像是个秘密花园。除了莫巴·贝，周围还有其他3或4个这样的群落。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于此类湿地中，由于辽阔天空下生长着钠含量丰富的莎草和紫菀，这里通常浸满水，阳光充足。我们乘坐一只由外部40马力驱动的超载的独木舟，沿蒙比利河逆流而上，到达了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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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载了我们11人，还有一大堆工具。有一个气动冰箱、两个液氮冷冻容器（用于存储样本）、包装仔细的注射器、针头、药水瓶和工具，还有橡胶手套、防护服、帐篷，以及防水布、大米、麸麸、罐头金枪鱼、豆子罐头、几箱劣质红酒、很多瓶装水、两三张折叠桌和七把堆叠式白色塑料椅。有了这些工具和奢侈的供给，我们从莫巴跨河建起一个实地考察营。团队成员包括一位叫普洛斯波·贝罗（Prosper Balo）的追踪专家，野生生物兽医、森林向导和一位厨师。普洛斯波在疫情暴发前和暴发时在罗西工作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搜索着湿地群，这里到处充满多汁的植物，之前因每日来觅食和休息的几十只大猩猩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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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博拉病毒发作前，比利·卡雷什来过这里两次，搜寻关于大猩猩健康的基线资料。1999年之行中，他一天在这儿看到了62只大猩猩。2000年，他回来，试图麻醉几只大猩猩。他告诉我：“每天每个湿地都至少有一个家庭组。”他不想过多干扰，只麻醉了4只，给它们称了体重，检查了有明显症状的疾病（如雅司病，一种皮肤细菌感染）、并采集了血液样本。4只猩猩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这次不同了。他想要采集2002年群体死亡幸存下来的大猩猩的血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几天过去了，依我们所见，没有幸存的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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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发现了几只宝贵的大猩猩——用大猩猩麻醉镖很难采集足够的数据（麻醉镖总是种危险的方法，对投镖者和中镖者都有一定风险）。我们在莫巴的观察持续了一周多。每天早上我们穿过河流，静静地从一个湿地走到另一个湿地，用厚厚的植被把自己隐蔽起来，缓缓移动，耐心地等待猩猩出现。一只大猩猩也没有出现。我们经常在雨中守候。晴天时，我会看看书或在地上打盹。卡雷什站着，随时准备好气步枪，镖上淬满了氯胺酮（tilletamine）和唑拉西泮（zolazepam），都是麻醉大猩猩的常用药。或者，我们远足穿过森林，紧紧跟着普洛斯波·贝罗寻找大猩猩踪迹，仍旧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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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沿着一条松软的小径通往湿地群的途中，我们看到了猎豹、大象、水牛和黑猩猩的踪迹，但就是没有大猩猩的影子。第三天，依旧没有大猩猩的踪影。卡雷什说：“我觉得它们都死了，埃博拉传到过这里。”他推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大猩猩没被感染或抵抗力够强而存活了下来。然后，他再次说：“那些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可能的话，它们会携带抗体。第四天，卡雷什和贝罗与我们其他人分开，他们通过捶胸声和吼叫声定位到一只离群发狂的雄性大猩猩，在浓密的矮树丛中爬到距离它10码的位置。突然间，这只大猩猩站在了他们面前，只有头部可见。“我很有可能杀了它，”卡雷什后来说，“射穿它。”他的意思是从它两眼之间射击，而非从侧面来安全射倒它。卡雷什举起了自己的枪。大猩猩又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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