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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知道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隔离知识被迅速应用在运送到包括疾病防治中心在内的海外实验室的临床样本当中。（约翰逊，在飞到扎伊尔之前，亲自指导着疾病防治中心的隔离工作。）他们清楚这个病毒与马尔堡病毒相似，马尔堡是9年前发现的另一种致死性病毒，电子显微图显示二者同样呈纤维丝状，且扭扭曲曲，如痛苦的绦虫一样。但实验室测试也揭示出埃博拉与马尔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种新的病毒。最终，这两种蠕虫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被划分为同一新属：线状病毒（filovir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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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团队也知道，新的埃博拉病毒一定寄居在人类以外的某些活动物中，在该物种体内存在时制造的混乱较少，维持着持续的生存环境。但宿主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紧急，比如怎样断开人与人传播、如何拯救病患者的生命、怎么制止病毒暴发。“只做了些很有限的生态调查，”团队后来汇报说，且调查结果全都是否定的。除了人类，别处都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的迹象。但是回顾起来，这些否定的数据还是有用的，至少记录了早期研究者们寻找过哪些地方。他们研究了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村庄里收集来的818只臭虫，却没发现任何病毒存在的证据。考虑过蚊子，也没有结果。他们从10头猪和1头牛身上抽了血，都证明并无埃博拉病毒。抓了123只啮齿类动物，包括69只本地鼠、30只老鼠和8只松鼠，没有1只是病毒携带者。检查了6只猴子、2只小羚羊和7只未知品种的蝙蝠的内脏，也没有发现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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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他们的调查结果而受挫。“过去30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发生过比这更紧张刺激或更具潜在暴发性的新型急性病毒瘟疫，”他们的报告警示道。他们注意到，88%的病例死亡率，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仅次于狂犬病（这基本算是致命疾病的本位标准：在症状表现出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几乎为100%）。委员会向扎伊尔当局提出6条紧急建议，其中包括本地采取的卫生措施和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监控。但埃博拉宿主的识别并未被提及。那算是科学事务，比向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提出的行动任务稍微抽象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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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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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库事件过去后三年了，卡尔·约翰逊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仍然在思考宿主的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由于缺乏支持寻找埃博拉栖身之地的专项考察资金，他们将这工作放在扎伊尔猴痘持续研究项目当中，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组织。虽然没有埃博拉那么棘手，猴痘也是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由生活在贮存宿主或者宿主身上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确定这种病毒的宿主究竟是什么。所以，做一个联合研究似乎顺理成章，且经济节约，用两套分析工具来筛选收集来的同一组物种。实地考察组再次从村庄和本巴区周围森林以及扎伊尔北部和喀麦隆东南部地区收集动物样本。这次，他们自己抓到的和猎到的，加上付钱请村民收集来的，一共有1 500多只动物，共117种。有猴子、大鼠、老鼠、蝙蝠、猫鼬、松鼠、穿山甲、鼩鼱、豪猪、小羚羊、鸟类、乌龟和蛇等。从每种动物身上抽血，然后剪下点肝、肾和脾。所有这些样本，在独立的小瓶中深度冷冻，运回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样本组织中的活病毒能生存吗？血清中能检测出任何埃博拉抗体吗？约翰逊和他的合著者在《传染病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坦白说明，该答案是否定的：“未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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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埃博拉宿主的探寻工作尤其困难、极难聚集的一个因素，就是该病毒在人口中瞬息变化的特性。有时完全消失好几年。这对公共卫生来说是福音，但对科学来讲算是限制。病毒生态学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物种、任何的非洲森林中寻找埃博拉，这犹如大海捞针。在空间和时间上最有希望的搜寻目标是有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地点和时期。中间安宁的时期里，没有人因该病而死亡，不管怎样，没有谁的死亡引起医学权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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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扬布库暴发后，1977年到1979年间，扎伊尔和苏丹又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疫情，之后15年里，埃博拉病毒就几乎没在非洲任何地方再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似乎有些零星的病例，也是后来才确定的，但暴发时不明显，没有任何确诊的暴发引起紧急响应；在那些小例子中，一系列的感染病例似乎都自生自灭了。自灭是与高致命性和中等传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个专门概念。意思是一些人死亡，又一些人感染，其中一部分死亡，但其他人康复，病原不再继续扩散。在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机构召集突击队之前，病发事件就自我了结了。然后，一定间隙后，再次回归——在马依布2村和加蓬其他地方暴发，一个叫基奎特（Kikwit）的地方，疫情发生更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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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的基奎特，位于金沙萨东部约300英里处。它与扬布库、马依布2村和博韦外的伐木场有个至关紧要的区别：这是个有20万人口的城市。有几家医院，有着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途径，这是其他疫情发生地所没有的。但相似的是，基奎特也被森林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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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奎特第一例确诊的是一位在森林里或附近工作的42岁男性，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森林。他在该市东南5英里的地方，开垦了几片林地，种上了玉米和木薯，用木材做木炭。他是怎么得到木材供应的，怎么给花园晒太阳的？大概靠砍树做到的。这个人在1995年1月6日生病，一周后死于出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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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直接传染了至少三个家人，都非常致命。接下来几周里，疾病继续传播到更广的交际圈，导致10多人死去。一些接触者明显是把病毒带到了基奎特总医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也带进了城市妇产医院，在那里感染了一位实验室化验员。而该化验员又将这种疾病带回基奎特总医院。这位实验室化验员在基奎特总医院接受治疗时又感染了几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怀疑是与伤寒有关的内脏穿孔，于是打开了他的腹腔），还有两位帮忙照顾他的意大利修女。化验员死亡，修女死亡，当地官员猜测这是流行性痢疾（epidemic dysentery），而这样的误判使得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基奎特其他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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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是痢疾的假设。卫生部一位医生认为更像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而且这更接近事实的猜测迅速得到确认。5月9号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收到了血液样本，检测确定是埃博拉病毒。7月暴发接近尾声时，基奎特已经有200多人死亡，其中有60名医护工作者。判断错误（如当成溃疡性胃肠道出血）时，给埃博拉病人做腹部手术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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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另一个国际团队开始寻找宿主，7月初在基奎特集合。团队成员来自疾病防治中心、扎伊尔大学、马里兰的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前生化武器实验室，现专注于疾病研究和生化防护），和一位丹麦的害虫侵扰实验室的成员，据推测他对啮齿类动物了解颇多。他们在接触性传染看似有迹可寻的地点开始工作，即城市东南部第一位受害者——那不幸的42岁男性的木炭坑和庄稼地。接下来的3个月里，从该地点和其他地方，他们捕获和网罗了上千只动物。多数都是小哺乳动物和鸟类，加上一小部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所有的陷阱都设在森林内部或城市外沿热带草原中。在基奎特境内，该团队在一个耶稣圣心布道所中网到了蝙蝠。他们杀死了每个被捉到的动物，抽了血，解剖了脾脏（有时也解剖其他器官，如肝脏或肾脏），进行冷藏。他们也从一些狗、牛和宠物猴身上抽血。整个成果包括3 066份血样和2 730个脾脏，都被送往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用辐射将所有病毒杀死后，会对血样进行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应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分子方法。脾脏被送到生物安全4级（简称BSL-4）实验室，这是卡尔·约翰逊早期工作以来的一种新型设施（他也是先驱设计者之一），有多重密封、负压、精密过滤器和太空服，供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太空服可以产生密闭空间，防止处理埃博拉过程中意外感染（理论上）。没人知道这些扎伊尔脾脏是否带有病毒，但必须要当作有病毒来对待，以防万一。实验室人员从脾脏材料上切下碎粒，加入到细胞培养物，试着培植出病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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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成功。细胞培养物快活如常，丝毫未受病毒坯的影响。抗体检测也没有积极成果。再一次，埃博拉病毒接触性传染，引起一场浩劫，然后消失，除了病人和死人身上，别处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佐罗（Zorro）[5]、沼泽狐（Swamp Fox）、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6]：危险、隐秘、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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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奎特大团队这三个月的努力并不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一项设计良好的研究就算是结果不佳也能产生众多可能性。但却说明又一种尝试不可行。也许基奎特团队去得太晚了，木炭制造者生病后5个月才到。也许是湿季到干季的交替引起了宿主物种（不管是哪一种）大量迁徙、藏匿或减少。也许病毒本身减少到最小数量，残存稀少，结束时节里在宿主体内也无法检测到。基奎特团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最终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除了不包含埃博拉病毒的长串儿动物名，就是对指引研究的三个关键假设的清晰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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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猜想（基于早期研究）宿主物种是哺乳动物。第二，他们发现埃博拉病毒疾病在非洲的暴发总与森林有关。（甚至基奎特城市的传染也是由在外面森林里的制木炭者开始的。）因此，似乎可以假设宿主是生活在森林中的物种。第三，他们也发现埃博拉暴发是不定时的——有时一个疫情与下一个之间能隔上几年。这些间隔说明人类从宿主身上感染病毒是小概率事件。接触性传播的小概率进而暗示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宿主本身就是稀有动物，要么就是宿主动物与人类接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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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基奎特团队无法做出其他评论。他们1999年出版了论文（属于整个埃博拉系列报道，是《传染病杂志》的特别补充），权威地记载了这次实验没有结果的结论。23年之后，宿主依然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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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翠西·里德说，她提到了关于埃博拉病毒在空间上存在的两个谜团。第一个谜团是生态学的：它隐藏在什么活体生物当中？也就是关于病毒的宿主问题。第二个谜团是地理学的：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地域上的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二个谜团只有等宿主被识别出来，追踪到它的分布后，才能解决。其间，唯一能反映埃博拉下落的，就是地图标记的人类传染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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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地图。如前所述，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引发了扬布库的重大疫情和西南苏丹的稍小一些的危机，但仍导致151人丧生。苏丹暴发中心在一个离扎伊尔边境很近的小镇上，在扬布库东北500英里处。病毒始于一个棉花厂的员工，厂房的椽子里栖息着蝙蝠，地上蹿着老鼠。它的死亡率比扎伊尔低，“只有”53%，后来的实验分析显示苏丹病毒与扎伊尔的病毒基因上有区别，被归为另外一种病毒。经过细致的术语分类，这种病毒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型。官方的学名为苏丹病毒，没有“埃博拉”这样的后缀，但是也暗示了这是一种危险，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病毒。卡尔·约翰逊在扬布库发现的那种病毒一直被称为埃博拉病毒，属于埃博拉–扎伊尔型。这种说法可能让人感到很费解但是确实非常准确，及时地更新病毒的分类对理清事情的思路非常重要。后来，总共有5种确认的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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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在扎伊尔西北的坦达拉（Tandala）村教会医院死于出血热。她死后，被采了血样，未经冷冻送到疾病防治中心，查出了埃博拉病毒，没有用细胞培养物，只对活豚鼠进行了接种，然后发现病毒在它们器官内进行繁殖。（现代针对流行病毒进行的实地考察的早期，采用临时方法来弥补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恶劣实地条件下保持冷冻活病毒的困难。）卡尔·约翰逊再次成为实验室小组的一名成员；似乎是他在一年前东边200英里第一次暴发时所做工作的合理延续。但死于坦达拉的9岁小姑娘是个孤立病例。她家人和朋友未被感染。关于她如何感染，连个假设都没有。后来约翰逊与人合著的另一篇报告中，只是暗示性地描述了女孩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接触密切，村庄位于浓密雨林的空地上或大草原河流沿岸。”她接触了死亡大猩猩，在落满灰尘的小屋里呼吸了啮齿类动物的尿臊气，还是嘴唇触碰了有问题的森林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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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苏丹病毒也再次出现，感染了同一棉花厂的一个工人，那个棉花厂正是这种病毒最初出现的地方。工人被安排住院，在那里感染了另外一个病人，当病毒在医院停止交叉传播时，已有22人死亡。死亡率虽然低于埃博拉病毒，但也很高（65%）。苏丹病毒的致命性似乎没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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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来年，线形病毒再次现形，但以一个新的类型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弗吉尼亚的雷斯顿（Reston，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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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高危地带》（The Hot Zone，又译《埃博拉浩劫》），就知道这个事情。该书是理查德·普林斯顿（Richard Preston）的畅销书，内容是关于1989年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在被人抓到的亚洲猴子中发作，地点在雷斯顿郊区的动物检疫实验室，隔着波多马克河（Potomac），在华盛顿特区的正对面。线形病毒专家就普林斯顿的书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它比任何杂志文章或报纸故事更让埃博拉臭名昭著，更让公众对其产生恐惧。一位专家告诉我这本书还带来了一阵为病毒学家“捐款的热潮”，这些病毒学家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毒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这种病毒在弗吉尼亚办公园区里的一座普通建筑里，可以屠杀关在笼子里的灵长动物，那难道不能去其他任何地方，害死其他任何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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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的实验室被称为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Reston Primate Quarantine Unit），属黑泽尔顿研究产品公司（Hazelton Research Products）所有，该公司是康宁公司旗下一个分支机构。那些不幸的猴子是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也称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是医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它们是从菲律宾空运过来的。很显然，它们来时携带着埃博拉病毒，这种致命的偷渡者，就像天花病毒通过帆船船员传播而来一样。有两只猕猴一到达目的地便死了，经过如此紧张的长途颠簸，死亡也很正常。但接下来的几周里，就在那楼里，死了更多，那可就不正常了。最终，紧张情势触发警报，感染源被确认为埃博拉病毒——具体哪种埃博拉病毒，还未有确定的信息。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派来一支队伍，像穿着防护服的SWAT队伍，杀掉了所有剩下的猕猴。接着，他们封锁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用甲醛气进行消毒。读普林斯顿的书，可以看到瘆人的细节。专家们很焦虑，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亚种似乎能以空气播散飞沫的形式从猴子到猴子进行传播；所以，该楼里的一点泄漏就可能让病毒飘荡进华盛顿的交通大流中。它对人类和对猕猴一样致命吗？这样，后来检疫区几名员工的抗体检测呈阳性，但让人能够松一口气的是那些人没有表现出症状。实验证明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相似，但是，像苏丹菌株一样，却区别不小，足可以分为另一个种类。于是就有了雷斯顿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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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名有点误导，因为雷斯顿病毒似乎更像是源自菲律宾，而非弗吉尼亚郊区。后续调查是在吕宋岛（the island of Luzon）上离马尼拉（Manila）不远的猴子出口行展开的，在那里发现大量暴死的动物，多数都感染了雷斯顿病毒，外加12人带有该病毒抗体。但那12个受感染的人都没有发病。于是，好消息是，源自1989年美国恐慌和吕宋回顾调查的雷斯顿病毒，似乎不会引起人类发病，只传染猴子。坏消息是，没人知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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