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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一个在森林里的夜晚，之后到达前面4或5英里处的再补给集合点处，费伊提前计划好了穿越道路的方案。那条路朝东通向马科库。费伊的一些成员会在那里离开。他们筋疲力尽，也厌烦受够了这样的长途跋涉。其他人会继续跟着他，因为尽管也累得不行，但他们急需这个工作，或因为比挖金矿好些，或因为几种原因都有：参与到这么疯狂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中，也有其纯粹的吸引力。在他们和费伊的终点大西洋之间，还有半年穿越森林和沼泽的艰苦徒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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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诺会留下来。他经历过比这更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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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写下之时，埃博拉宿主（或宿主们）的身份仍未知，虽然已经有些嫌疑的对象。几种不同的研究者们都探索过这个问题。最引人注目，最有优势，最坚持不懈的，就是由加蓬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埃里克·M·勒罗伊带领的团队了。前面提到过，勒罗伊是其中一名穿着神秘白套装，参与到马依布2村响应工作中的赴诊医生。虽然他和同事或许没能救治许多（或按东尼·M波什所记，没救活任何人）马依布病人，但那次暴发却改变了勒罗伊个人。他以前得到的培训是免疫学、兽医学和病毒学方面的，1996年以前，他一直在研究另一种病毒（SIV）对山魈（mandrill）免疫系统的影响。山魈很大，是一种像狒狒一样的猴子，红鼻子，蓬松的蓝色颜面轮廓，扭曲的表情，使它们看起来像愤怒而阴暗的小丑。勒罗伊也曾对蝙蝠的免疫机能产生过好奇心。然后出现了马依布2村和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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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我到弗朗斯维尔拜访他时，他这么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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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依布2村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他在实验室里进一步研究过埃博拉。他和一个同事，也和他一样是个免疫学家，研究了从暴发现场取样的血液标本中的分子信号。他们发现有证据暗示一个病人的医疗结果——存活和恢复，或死亡，可能与埃博拉病毒感染量的大小无关，而是与病人血液细胞能否迅速产生针对感染的抗体有关。要是没有抗体产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病毒自身以某种方式快速破坏了免疫系统，打断了抗体产生所涉及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正常顺序吗？病毒杀人（如现在广泛假设的）是先导致免疫功能失调，然后大量繁殖，引起更具破坏性的结果吗？勒罗伊和他的免疫学家同事，与其他一些合著者，在1999年发表了这个研究，之后他就对埃博拉的其他方面感兴趣了：埃博拉病毒的生态学和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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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生态学包含宿主问题：各次暴发之间，它藏在哪里？另一个生态角度就是传播：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情况下，病毒从宿主传播到其他动物，如猿猴和人类？提出这些问题是一方面；获得能帮助解答这些问题的数据则更为复杂。科学家怎么研究如此捉摸不定的病原体的生态？勒罗伊和他的团队去了森林，到了离最近发现的被埃博拉感染的大猩猩或黑猩猩尸体不远处，开始大规模抓捕动物。他们在尝试一个假说。埃博拉可能寄居在这些动物中，但哪个呢？常用的大海捞针的比喻不得不用在这里。这真是大海里找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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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到2003年之间，勒罗伊团队几次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埃博拉受灾区探索，他们捕获、杀掉、解剖、取样了1 000多只动物。他们的猎物包括222只各类鸟、129只陆生小哺乳动物（鼩鼱类和啮齿类）和679只蝙蝠。回到弗朗斯维尔的实验室，他们用两种方法从血样中寻找埃博拉的踪迹。一种方法是用来检测专门针对埃博拉的抗体，在对感染进行反应的动物体内会有。另一种是用PCR（凯莉·沃菲尔德用的类病毒粒子）法，筛选埃博拉基因成分的片段。齐心协力地研究了占收集总量三分之二的蝙蝠类动物，勒罗伊发现了一点东西：三种蝙蝠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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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都是果蝠（fruit bat），相对较大且笨重，就像澳大利亚包藏亨德拉病毒的狐蝠一样。其中一种，锤头果蝠（Hypsignathus monstrosus），是非洲最大的蝙蝠，和乌鸦一样大。人们猎捕它们做食物吃。但这里蝙蝠和病毒之间联系的证据，虽然很有意义，但却不够确定。16只蝙蝠（包括4只锤头蝙蝠）产生了抗体。13只蝙蝠（包括一些锤头蝙蝠）有一点埃博拉病毒的基因，通过PCR可以检测出来。总共29只，代表整个样本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甚至这29只的结果似乎也模棱两可，因为没有一只蝙蝠两种检测方法都呈阳性。16只带抗体的蝙蝠没有埃博拉RNA，反之亦然。另外，勒罗伊和他团队并没有在任何一只蝙蝠体内发现活的埃博拉病毒，其他解剖的动物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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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确定与否，当勒罗伊和同事们在2005年晚些时候将这一发现写在论文中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那是篇很短的通讯论文，一页多一点，但发表在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中。标题是“果蝠为埃博拉病毒宿主”。内容本身更加谨慎，试探性地说三种蝙蝠“可能扮演宿主角色”。一些专家认为宿主的问题好像现在已经几乎解决了，其他的还持保留意见。10个月后的对话中，勒罗伊告诉我，“关于蝙蝠是宿主，唯一不能确定的是病毒分离。从蝙蝠身上找到活病毒。”那是2006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尽管他还在努力。“我们继续捕捉蝙蝠，试图从它们的器官中分离出病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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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勒罗伊强调，宿主问题，只是埃博拉吸引他的一个角度。他也用分子遗传学方法研究其种系——整个线状病毒宗系的先祖和进化史，包括马尔堡和各种埃博拉病毒。他也想了解病毒的自然生命周期，它们如何在宿主（宿主们）体内繁殖和生存。最终，对其自然生命周期的了解会有助于发现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人类身上的：传播的瞬间。这种传播是直接发生的（如人类吃蝙蝠），还是通过中间宿主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从蝙蝠到人类的直接传递，”他说，“我们只知道有从死猿猴直接到人类的传播。”理解传播机制，包括季节因素，暴发的地理特点，和使宿主或其粪便接触到猿猴或人类的条件，可能会让公共卫生权威们有机会预测，甚至防止一些疫情发生。但还有个恶性循环：要收集更多数据，就需要更多疫情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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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很难研究，勒罗伊解释道，因为病毒本身特性很复杂。它极少暴发，通过感染快速发展，几天之内能够导致人畜死亡，每次暴发时只影响几十或几百个人，而且那些人一般都住在偏远地区，离研究医院和医学机构非常远，甚至离他自己的机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都很远。（从弗朗斯维尔到马依布2村，走陆路和水路，需要两天的时间。）病毒发作在当地就已经耗尽，停滞不前，或成功地被干预制止。病毒像丛林游击队一样消失。“真是无能为力。”勒罗伊说，表达着一个本来耐心的人的暂时性的无奈和困惑。他的意思是，除了继续努力、继续工作、继续从森林取样、继续在疫情暴发时响应，没有别的可做。没有人能预测埃博拉病毒下次会在什么时候蔓延到哪里。“这个病毒似乎都是自己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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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过，埃博拉病毒在人群中暴发的地理规律是有争议的。每个人都知道规律什么样，但专家就其含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议尤其集中在埃博拉病毒上，五种当中唯一一种出现频率、出现的地点在非洲、每次引起的死亡和恐怖都多到能形成需要解释的连续效应。从其第一次被发现到现在，从扬布库（1976年），到坦达拉（1977），到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营（1994），到基奎特（1995），到马依布2村（1996），到博韦（1996年后期），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北部边境（2001~2002），到牧博莫区（2002~2003），到牧博莫复发（2005），然后到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开赛河（Kasai River）最近的两次暴发（2007~2009），埃博拉病毒似乎在中非地区玩跳房子游戏呢。什么情况？这规律是随机的，还是有起因呢？如果有，那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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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两派思想。我把他们分为波派和粒派，这是我个人对光子的波性或粒性难题的拙劣仿效。如果你记忆力好，能回想起高中物理学到的，17世纪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光由波组成，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说光是由粒子组成的。他们各自都有实验证明自己是对的。大约两个世纪后，量子力学解释了波和粒并不是绝对二分的，而具有难以形容的二象性，或至少是一种不同观察手段所分辨不出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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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的粒派观点认为它是一种中非森林中相对古老和普遍的病毒，每个人的发作都是独立事件，主要是由直接起因导致的。比如：某人捡到了被感染的黑猩猩尸体；尸体被感染，是因为黑猩猩捡到了一块水果，而这块水果之前被宿主咬过。人类中的后续暴发是由当地偶然性事件引起的，因此每个暴发都代表一个粒子，与其他不连续。埃里克·勒罗伊是这观点的领头支持者。“我认为病毒是一直存在其宿主中的，”他告诉我，“并且有时会从宿主到其他物种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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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派观点则认为埃博拉病毒并没有长期存在于中非，相反，这是种新病毒。或许从扬布库地区的某个病毒始祖演变而来，之后到达其出现的地方。地方性暴发并非独立事件，而是整个波现象的一部分。病毒在近几十年扩大范围，在新地方感染了更多数量的宿主。这个观点中，每次暴发都代表由更大起因引发的地方事件，这个起因就是病毒波到达了。波派观点的主要拥护者是彼得·D·沃尔什（Peter D. Walsh），美国生态学者，常在中非工作，专门研究生态现象中的数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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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沃尔什病毒在哪里且如何传播时，他说：“我认为它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间传播。”另一次谈话是在利伯维尔，这个曾经热闹的加蓬城市，变得宁静异常，是所有埃博拉研究者都要去的地方。“也许宿主数量巨大，不经常迁移。至少，不会把病毒传播得非常远。”沃尔什声称并不知道宿主的身份，但一定是某种数目巨大但相对定栖的动物。啮齿类？一种小鸟？一种非迁徙类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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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不太确定，但两方的证据都是多样的，且具有启发性。其中一种证据是埃博拉病毒不同种系间的基因变异，这是从它们被发现时或在不同时间地点取样到的留在人类受害者、大猩猩和其他动物中的痕迹得出的。整体来讲，埃博拉病毒的突变率可以与其他RNA病毒相比（也就是说突变的速度相对比较快），但在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种系中检测到的突变对从时间和空间上寻找它们的根源还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彼得·沃尔什，与另外两位合著者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将这样的基因数据与地理分析结合起来，得出所有埃博拉病毒变种都是从一种非常像1976年扬布库病毒的始祖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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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什的合作者有莱斯利·雷亚尔（Leslie Real），来自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德高望重的疾病生态学家和理论家，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同事，叫罗曼·别耶克（Roman Biek）。他们一起发布了地图、图像和家谱，来说明三种距离间的强关联性：离扬布库的距离英里数，1976年事件时间上的距离，与类扬布库始祖的基因区别的距离。“综合起来，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埃博拉病毒从1970年代中期以扬布库附近为起点，开始逐渐传播到中非地区。”他们这样写道。他们的标题是“埃博拉病毒的波状传播”，如实地说明主旨。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至少在这些地区是新的病原体。（最近发表的其他证据显示线形病毒可能已经有了几百万年的历史了。）有情况发生，而且是非常近期发生的，使病毒重塑，释放到了人类和猿猴类身上。“这种情形下，明显的系谱结构、暴发日期和离扬布库距离之间的强关联性，以及基因和地理距离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诠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持续移动波的结果。”他们论述说，该移动波的一个结果，就是猿猴的高死亡率。一些地区的种群几乎灭绝了，如明克比森林、罗西保护区和莫巴贝周围的大猩猩，埃博拉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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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派假设就这么多。粒派假设涵盖许多同样的数据，理解不同，就得出独立传播的版本，而非移动的波传播。埃里克·勒罗伊团队也收集了更多数据，包括在人类暴发点附近采集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羚羊的肌肉和骨骼标本。在一些尸体（特别是大猩猩的）里，他们发现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证据，在不同动物体内的病毒有很小但却有意义的基因差别。同样，他们查看了2001~2003年间一些从加蓬和刚果暴发时收集来的人体标本，识别出8种不同的病毒变体。（这些的区别比5种埃博拉病毒亚种之间的区别要小。）他们提出，这些不同的病毒变体应该放在埃博拉的基因特性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说。病毒变体之间的不同，说明不同区别间的长期分离，而非一个新滚动波到达，因为那应该是更统一的病毒。“这样，埃博拉可能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是整个刚果盆地单独暴发的病毒，”勒罗伊团队写道，暗暗指代沃尔什的假设，“而是由宿主传播的多重偶然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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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勒罗伊和沃尔什假设的明显矛盾反映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由私下沟通、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发表文章中的歧义中产生的。沃尔什所指的，最简单地概括为，是一波埃博拉病毒以感染新宿主或宿主们的方式横扫中非。从他最近在宿主物种问题的成就可以看出沃尔什认为病毒是在各处传播，传到猿猴和人类族群中。那个过程的结果就表征成一系列的人类暴发，与成群大猩猩和黑猩猩死亡巧合，差不多好像病毒席卷中非猿猴群一样。但在利伯维尔谈话中，沃尔什坚持他从未提出过有个大陆大猩猩死亡波，从一群传播到另一群。他解释，他说的埃博拉病毒波主要在宿主群体间传递，而不是在猿猴间传递。猿猴死亡无数且广泛，是的，一定程度上被猿猴到猿猴式传染所扩大，但大规律反映了某一其他种群的动物中有病毒持续不断入驻，这个种群至今未知，是应该与猿猴经常接触的。另一方面，勒罗伊呈上了他的粒子假设“多重独立引入”，作为猿猴群中持续波理念的反向补充，而不是对这里所陈述的沃尔什观点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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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个叫：苹果！另一个回答：不是橘子，不是！他们可能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无论怎样，他们的争论并不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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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光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含蓄的现代回答是：是的。那彼得·沃尔什的埃博拉病毒理论对，还是埃里克·勒罗伊的对？最佳答案可能又是：是的。最终沃尔什和勒罗伊合著一文，罗曼·别耶克和雷斯·雷亚尔作为调解人，在他们各自对埃博拉病毒变体系谱（都演变自扬布库）、锤头蝙蝠和其他两种蝙蝠是（较新）宿主的观点基础上进行逻辑整合。但就算是这篇文章也留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包括：如果蝙蝠最近才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为什么它们不显示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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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位作者的确在其他两个基本点上达成一致。首先，果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宿主，但不一定是唯一宿主。或许牵涉到其他动物，更加古老的宿主，已经长期适应了病毒。（如果这样，那种生物藏在哪里？）第二，他们同意：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人不在少数，但死的人没有大猩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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