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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写道，诺氏疟原虫病不是刚刚出现在人类当中的传染病，而是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亚洲的三类灵长类动物是它的贮存宿主：长尾猕猴，猪尾猴和带状叶猴（banded leafmonkey）。其他种类的猴子，虽然尚未证实，也可能是这种寄生虫的宿主。这种疾病通过蚊子叮咬从猴子传播给猴子（或者通过猴子传播给人类）。这种蚊子是和白踝疟蚊（Anopheles leucosphyrus）有密切联系的同一种群的蚊子，包括在婆罗洲发现的按蚊藜（Anopheles Latens）。按蚊藜生活在森林中，习惯叮咬猕猴，但如有机会有必要也会叮咬人类。由于人类越来越多地进入婆罗洲的森林当中，极大地增加了蚊子叮咬人类的机会和必要性。人们在森林中杀死猕猴，砍伐树木，引起火灾，建立大规模的棕榈油种植园和小型的家庭农场，使人类成为了新的宿主。（最近几十年婆罗洲毁林的速度非常快，现在其森林覆盖率已经低于50%；与此同时居住在岛上的人口数量增长到了1 600万人。考克斯–辛格和辛格虽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但是心里却非常清楚。）鉴于这种情况，考克斯–辛格和辛格写道：“我们可能正在搭建这样一个舞台实现诺氏病原虫宿主的转换，和间日疟原虫的宿主转换类似。”宿主的转换，也就是说宿主由猕猴变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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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向我表达同样的忧虑。考克斯–辛格提出了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给诺氏疟原虫提供的这个绝佳的机会吗？”这里的“机会”指的是生态上的机会。“蚊子能做些什么呢？人类抢占了那么多的地盘，难道让蚊子进化到去适应没有森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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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点点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不时停下来又接着往下讲。她说：“坦白地讲，我觉得人类处于一个临界点上。我们现在应该注意观察，非常非常认真地观察。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她清楚地知道，有些事总会发生，只是发生什么事情，何时发生的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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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比尔·辛格和詹妮特·考克斯–辛格的谈话结束了很多年以后，我还是对诺氏疟原虫念念不忘。我还记得两位科学家说过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和其他疟疾寄生虫不同，诺氏疟原虫能够在很多不同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繁殖，对温血动物的宿主的选择并不挑剔。可以感染长尾猕猴、猪尾猴和带状叶猴，却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症状。也可以在人类当中繁殖，使人患上严重的疟疾。正如实验室感染实验所示，这种寄生虫也可以在恒河猴身上繁殖而使这种猴子迅速死亡。进一步的实验表明这种病毒可以感染很多灵长类动物，包括南美洲的绒猴（marmoset）、非洲狒狒（baboon）和其他亚洲猕猴。可见，其生命周期当中的无性繁殖阶段，也就是孢子小体到配子母细胞阶段可以在哺乳动物宿主的血液和肝脏中完成，它能够感染的宿主数量众多。如此适应环境的多面手在生态环境改变的时候也能够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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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他们那篇总结性的文章中一幅非常生动的插图。那是这个地区的一张简图，上面有印度、东南亚和婆罗洲所在的岛屿的轮廓。只需看一下这张地图就能看到白踝按蚊和长尾猕猴在这一地区分布得非常广泛。用实线圈出蚊子的原始领地，在包括印度西南部和斯里兰卡边界画圆，再沿着地图画一个更大的，形状不规则的界限，有点像可怕的变形虫。这个大的界限包括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的一半国土、印度东北部各邦，包括阿萨姆邦，中国的南方，包括云南、海南岛和台湾岛，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马来西亚全境、菲律宾全境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领土，向东一直延伸到巴厘岛和苏拉威西岛。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界限以内地区的人口大概在8.18亿——也就是说世界的大约1/8人口都生活在白踝按蚊生活的范围内。长尾猕猴的分布范围也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用虚线表示，和蚊子分布的范围大致相当，只是面积不如蚊子分布的范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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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8.18亿人都有感染诺氏疟原虫的危险是不是有些夸张？是的，现在这样说确实有点夸张。一方面，长尾猕猴在这片面积广阔的区域分布得非常稀少，只在人类改造后的地区和森林交界的地方生活。利益方面，他们是否会感染此病的风险除了和是否生活在蚊子和猴子分布的区域有关外，还和其他的因素有关。人类染病的危险还取决于蚊子是否会从森林中飞出来叮咬人类，或者人类进入森林后会不会被蚊子叮咬。还取决于当地是否有一定规模的森林存在，如果没有，蚊子的反应如何。随着森林砍伐的加剧，森林中的蚊子灭绝了还是适应了改变后的环境？还取决于这种寄生虫是否已经在人类当中深深扎根，不再需要猴子作为宿主了。还取决于寄生虫会不会发展新的带菌者通过其他种类的蚊子将病毒传播出去——一种更乐于袭击居住在长屋、村庄和城市中的人类的蚊子。换句话讲，取决于机遇、生态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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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由于辛格和考克斯–辛格的贡献，诺氏疟原虫疾病逐渐为人所知。但是要知晓这种寄生虫是否在传播就较为困难了。杂志上出现过相关的报道称在这个区域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几起诺氏疟原虫病例。一位曼谷居民曾经在泰国南部的森林当中待过几周，黎明和黄昏时分被蚊子叮咬而感染此病。一位新加坡的年轻士兵因为在有蚊子和猕猴生活的森林中训练而感染此病。还有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Palawan）也发现了5起这种病例，这个岛上林木茂盛。还有1名曾在加里曼丹（Kalimantan）（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在森林附近工作时被叮咬，后来到悉尼的一家医院就医。还有一名芬兰的游客在马来西亚半岛游览了1个月，其中5天在丛林中露营没有挂蚊帐，回到赫尔辛基（Helsinki）后发病。中国和缅甸也有相关病例的报道。这些患者的诺氏疟原虫检测都呈阳性，还有多少病例没有报道或者没有发现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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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最近才出现的灵长类动物，因此人类疾病的历史也比较短。其他动物也传染给了人类一些疾病。其中有些感染病，比如说亨德拉和埃博拉只是偶尔感染人类。当它感染人类的时候很快就结束。其他传染病如流感和HIV一样，感染人类，在人群中间传播，很快就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在人类居住的环境中取得持久的胜利。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来自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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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氏疟原虫可能出在一个过渡期——或者说一个分化期——其今后如何发展很难判断。毕竟，它是一种原生物，不会制定什么发展计划，只是针对环境做出变化而已。它们很可能和其他疟原虫一样，更好地适应对灵长类宿主的变化趋势——猴子宿主减少，人类宿主增加。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关于人畜共患病至关重要的信息：不仅要关注疾病的来源，还要关心它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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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度医疗队是英属印度时期的军队的医疗服务机构，也有一些民用的功能，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直至1947年印度独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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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德拉斯，印度城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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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班加罗尔，印度南部城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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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pha，α，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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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mega，Ω，希腊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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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第四章 SARS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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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底，SARS病毒从香港登上飞机，开始通过交通工具传播到多伦多（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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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传播到加拿大没有丝毫的预示，但是几天之内，这种病毒就显示出威力。这种病毒导致了携带其进入加拿大的一位78岁的老妇人死亡，一周之后，她的儿子也相继离世，同时将这种病毒在儿子接受治疗的医院传播开来。很快，就感染了多伦多几百名市民，其中31人死亡。感染此病的病人中有一位46岁的菲律宾妇女，在安大略省（Ontario）的医院当护工。她乘飞机回菲律宾的家中过复活节假期，到达之后感觉不适（但是还比较精神，还能够购物和串亲访友），这种病毒开始了在吕宋岛（Island of Luzon）上的传播之旅。这种病毒环游了地球半圈，六周后又通过两次飞行回到亚洲。如果情况有所变化——如果这种病毒没有在多伦多耽搁，而是由从多伦多前往吕宋岛或者新加坡或者悉尼的旅客携带——这种疾病完成环球之旅的速度可能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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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SARS登上飞机”只是比喻和拟人的说法，科学杂志的文章作家肯定不能用这样的说法，但是像我这样的专栏作家却可以。但是你们肯定理解我的意思：这种情况下登机的其实是携带着某种感染性病毒的无辜的妇女。出于保护患者医疗隐私的考虑，官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多伦多78岁的老妇人和年轻的菲律宾护工的姓名，只提到了她们的年龄、性别、职业和姓名的开头字母（就如提到因勘测地形而患上疟疾的美国军人一样，名字用开头字母缩写为B.W.）。至于感染源——直到疾病暴发之后数周还没有对感染源进行确认和命名。在疾病开始传染的初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究竟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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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时间，这种病毒也传播到了新加坡、越南、泰国、台湾地区和北京。新加坡成了疾病传播的另一个中心。在河内，一位美籍华人因为经商将这种疾病从香港带到了越南，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的专家、意大利寄生虫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卡罗·厄巴尼（Carlo Urbani）博士的重视。博士对其进行了检查。不到10天这位商人去世了，不到1个月，厄巴尼博士也因病离世。厄巴尼博士因为要参加一个寄生虫方面的会议飞赴曼谷，并病逝于曼谷的一家医院，也因此再也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卓越工作，他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疾病传播规律的重视：在接触这种新型疾病的医疗人员当中的高传染率、高致死率，这种病毒好像在医院中能够迅速繁殖、通过空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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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疾病至少通过两种交通工具到达北京，其中一个是3月15日由香港到北京的中国航空公司的112号航班（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汽车，一位染病的陕西妇女乘车来到北京，希望能够在此得到更好的治疗，她是如何感染此病又如何感染他人则是另外一回事）。那天国航112航班从香港起飞，飞机上有120名乘客，其中一名男子发烧并伴有严重的咳嗽。3小时后，当飞机抵达北京时，机上其他22名乘客和2名机组成员已经被该名咳嗽的男子传染了这种病毒。这些乘客又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北京的70家医院，感染了将近400名医护工作者、病人和探望病人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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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官员发布了全球预警，提醒人们重视发生在越南和中国的这些肺炎病例，这种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没有提及加拿大和菲律宾，因为发布预警时这两个国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疾病。）预警中说，越南的疾病暴发由一个病人引起（就是卡罗·厄巴尼检查的那个病人），“由于患有不明来源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而入院接受治疗。”“急性”这个词后面的顿号表明这种疾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几天之后，由于这种疾病在各地相继暴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另外一个公共预警声明。这则声明以紧急情况下旅行建议的形式出现，表明该疾病由描述阶段进入正式命名阶段。声明中说：“过去的一周里，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了150多例新增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SARS）的疑似病例的报告，这种病也被称起因不明的非典型性肺炎。”这则声明援引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Dr. Gro Harlem Brundtland）的话说，“SARS这种疾病现在已经称为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威胁”，此言一语中的。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她暗示说，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找到致病的根源阻止该病的继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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