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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由鹦鹉传播的这种疾病或者至少在其引起的关注方面，出现了短暂的停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至的流感大暴发使人们对让人悲伤和恐惧的疾病和死亡充满了厌烦。20世纪20年代，人们过得非常快乐，无忧无虑，直到这段太平盛世的结束。据对该疾病的一项历史调查称，“1929年成为人们再次关注人类鹦鹉热病原学的转折点”。病原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疾病可以暴发之后再消退。1929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纽约股市崩盘和人们的士气普遍低落之外，发生了很多例鹦鹉热，这使得研究这种疾病的起源显得不仅必要而且非常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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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波利斯的莉莲·马丁就是在这股潮流当中首当其冲的人，虽然她康复了，但是别人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华盛顿邮报》继续追踪事态的发展，报道了发生在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和德国汉堡的鹦鹉热致死的事件。1月13日，卫生局局长给9个州的卫生官员发电报，请求其协助追踪事态发展。两周后，明尼苏达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相继报告了类似的病例，胡佛总统宣布对进口鸟类实行禁运。巴尔的摩卫生部门细菌局的局长曾经对感染的鸟类进行尸检，也染病死亡。美国公共健康局，卫生实验室的一位实验室技工也染病去世。这位技工曾经协助一位研究人员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在实验室的地下室里进行鸟类传染鸟类的实验。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不理想：两间狭小的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装在垃圾桶里的鹦鹉，精神不振、头上缠着金属网线，羽毛和鸟粪到处都是，窗帘浸泡在消毒剂中以免灰尘乱飞。这里不是BSL-4实验室。查尔斯·阿姆斯特朗也生病了但没有死亡。卫生实验室还有9名工作人员也感染了此病，他们甚至都没有进过关着鸟的地下室。实验室的主任意识到这座建筑已经被鹦鹉热的致病原所污染，下令关闭了这个实验室。接着，他亲自进入地下室，用氯仿毒杀了这个实验中会用到的鹦鹉、豚鼠、鸽子、猴子和老鼠，并将这些动物的尸体扔进了焚化炉。这位直率、亲力亲为的主任被某媒体描述为“高个、长着和林肯总统一样的脸”，他就是乔治·W·麦考伊（George W. McCoy）博士。麦考伊博士没有因此而染病的原因恐怕只能归功于其神奇的免疫系统和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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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鹦鹉热的发病势头有所收敛，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对鹦鹉热的恐慌心理也在慢慢减退。3月19日，海军代理部长颁布了一个命令，所有水兵必须处理掉船上的鹦鹉、乔治·麦考伊重新开放了卫生实验室，查尔斯·阿姆斯特朗也恢复了健康，回到实验室继续寻找这种疾病的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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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内，致病的真凶找到了，是一种具有一些不同寻常特点的小细菌，看起来和导致伤寒的细菌普氏立克次体（Rickettsia prowazekii）非常类似，因此被命名为鹦鹉热立克次体（Rickettsia psittaci）。这种细菌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认为阿根廷是1930年疾病暴发时病鸟的来源，胡佛总统的禁运令也是基于这一判断。但是那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几家鸟类饲养场也发现了潜在的鹦鹉热细菌，这些饲养场主要饲养用作家庭宠物的长尾小鹦鹉，这就是说美国的饲养者也成为这种传染病当地宿主的培养者，并通过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将这种疾病在美国本土传播开来。因此，有人提议将所有感染的鸟类灭杀，通过从澳大利亚进口健康的鸟类来重建鸟类贸易。这个提议从两方面看非常有道理。第一，美国人称为“长尾小鹦鹉”的鸟类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当地的一种鸟类，分布得非常广泛，在野外的数量非常大，澳大利亚当地人称之为虎皮鹦鹉。第二，澳大利亚（尽管鹦鹉种类众多）没有发现鹦鹉热。从澳大利亚进口野生鸟类也许可以使美国的鸟类贸易摆脱鹦鹉热的困扰。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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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美国还在执行鸟类禁运的政策，两名美国科学家得到批准进口了200只澳大利亚长尾小鹦鹉，当时这批鹦鹉被抓住后饲养在阿德莱德附近。这两位科学家想做一项实验。他们假定这些进口鹦鹉的免疫系统没有受到这种细菌的攻击，计划用美国的鹦鹉热细菌感染进口的鸟类。但是，其中一只进口的鹦鹉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死掉了，科学家们将其解剖后发现了鹦鹉热立克次体。他们还注意到这些进口的鸟类有些虽然看起来非常健康，但是和加利福尼亚州鸟类饲养场的鸟类一样，携带着鹦鹉热细菌但并没有发作。这一发现使得人们产生了新的忧虑，美国其他的鸟类饲养场、动物园和宠物店里还可能潜伏着什么细菌呢？这也表明澳大利亚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没有受到这种细菌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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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麦克法伦·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澳大利亚科学界的一位伟大的人物此时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伯内特很难让人看懂、聪明而且有点古怪，在传染疾病研究领域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后来，他被加封为骑士，获得了诺贝尔奖和其他一些殊荣，但远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为人畜共患病领域的专家。伯内特出生于1899年，在家中7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他是个孤僻但非常有见解的男孩，读过H·G ·韦尔斯（H. G. Wells）（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科幻小说，反对父亲低俗的道德观，喜欢收集甲壳虫，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瞧不起自己的同学，在百科全书中读过对查尔斯·达尔文的介绍（后来成为其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强迫自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板球运动员（尽管并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并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由于并不适合在教会中担任神职，对法律也不热衷，他选择了学医。在墨尔本他接受了成为医生的培训，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缺少对病人的同情心，就转去伦敦攻读病毒学的博士学位。谢绝了伦敦大学为他提供的教学机会，他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个坚定的澳大利亚人。晚年，尽管身上背负着重重荣誉和盛名，伯内特就很多问题发表了并不成熟的见解，依旧保持着对公众的影响力。这些问题包括安乐死、杀死残疾的婴儿、土著人对土地的权利、人口控制、烟草广告、法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治疗癌症的徒劳之举、分子生物学（和他的专业微生物学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优点（在他看来，优点不多）。1960年，伯内特因为阐明了获得性免疫反应的机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理解人畜共患病方面的工作比这开始得早得多。1934年，在墨尔本沃尔特–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时，这位年轻的微生物学家就已经对鹦鹉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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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没有沿袭美国人的研究，他也从阿德莱德订购了一箱鹦鹉和美冠鹦鹉。他发现这些鹦鹉当中有1/3都感染了疾病。他又从墨尔本订购了12只，其中至少有9只是病毒的携带者。从墨尔本订购的另外24只鹦鹉中，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数字更大。这样的结果也让澳大利亚是并不存在鹦鹉热的伊甸园这样的神话就此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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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澳大利亚的野生鸟类体内携带着鹦鹉热毒，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么多喜欢虎皮鹦鹉和会说话的美冠鹦鹉的人，看起来却丝毫没有被这种疾病所传染呢？伯内特猜想，可能原因不是由于免疫系统的某种神奇之处，而是由于人们的忽视和诊断不准确所致。即使是鹦鹉热的患者就在澳大利亚的医生的面前，他们也无法诊断出这种疾病。为了检验自己的这个设想，伯内特开始追踪看起来像是鹦鹉热但被医生诊断为流感或者伤寒的病例。他和另外一名调查人员发现17名出现发烧、咳嗽、头痛、肺炎等症状的病人都曾经接触过宠物鸟类——或者是在笼子中饲养的虎皮鹦鹉或者是最近在野外捕捉到的鹦鹉或者美冠鹦鹉。他观察到的最有意思的一组病人，共有12人，都是被同一批黄冠鹦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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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黄冠鹦鹉共有49只。一个捕鸟人将其卖给了墨尔本的一个工人，他也通过鸟类交易获得一点额外的收入。伯内特将这个人称为X先生，出于医学上的考虑没有提到他的姓名。X先生将买来的鸟放在后院一个狭小、黑暗的小棚子里。他将这些鸟关进他的“鸟舍”之后，出现疾病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死了八九只鸟。但是，在此之前X先生已经抓紧时间将其中的7只鸟卖给了邻居，并派了12岁的儿子到当地的市场卖掉了其中的20只鸟。X先生的儿子、女儿、妻子和丈母娘都相继发病。从X先生那儿买过美冠鹦鹉的5名邻居和从他儿子手里买过美冠鹦鹉的人中也有3人相继发病。其中有些人病得非常严重，但是没有人死亡。这次事件中，X先生自己没有生病——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正义可言吧，当然很可能是因为在以前的鸟类交易中他接触过鹦鹉热立克次体，已经获得了某种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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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医生，麦克法伦·伯内特不仅对人类也对鸟类和细菌感兴趣。他知道黄冠鹦鹉在树洞中筑巢，每次产2到3个鸟蛋，而捕鸟人通常在黄冠鹦鹉还没学会飞之前去树洞中捕鸟。他怀疑几乎所有的幼鸟在孵化，没有离开鸟窝（或者被人捉走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鹦鹉热毒。他和合著者写道：“如果黄冠鹦鹉在捕捉之后被妥善饲养，就可以保持健康不会给人类带来危险。”同样，野生的鸟类中感染的程度也可能非常高，但是不会对鸟类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鸟类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缺少食物和日晒时，潜在的这种感染就会被激发起来。”细菌大量复制并且“积累到极大的量”。它随着鸟儿掉落的羽毛、干瘪的粪便和灰尘一起飘到笼子外面。细菌就像摩西的瘟疫随着空气传播到各个地方。人们呼入这样的空气后就会生病。伯内特知道那时澳大利亚政府可能不会禁止出售美冠鹦鹉，也不会坚持要求鸟儿要饲养在良好的环境当中。他粗暴地说，但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就转向了对其他疾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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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疾病是Q热病。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布里斯班屠宰场的那些工人吗，他们患上了很像风寒的疾病，莫名其妙地会有身体疼痛和发烧的症状？研究这些病人的工作落在了一个名叫爱德华·H·德雷克（Edward H. Derrick）的人的身上，他是昆士兰州卫生厅微生物实验室刚刚上任的主任。将患者血液注射到豚鼠身上使其感染这种疾病，然后再通过豚鼠感染豚鼠，德雷克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临床物质”，一种新的病原体，与任何标准的实验室伤寒实验、波状热实验和其他类似疾病实验中观察到的病原体都不相同。但是他无法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种新的物质，也没有办法通过培养皿培养这种物质，这让他怀疑这种物质可能是病毒，于是他向麦克法伦·伯内特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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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德雷克给伯内特寄去了一份豚鼠肝脏的样本，通过实验室方法感染了在屠宰场工人身上肆虐的那种病毒。伯内特和一名实验室助手继续感染更多的豚鼠和老鼠。像德雷克一样，伯内特和助手希望从这些感染的动物身上找到细菌的病原体却一无所获。他们怀疑这是一种“可过滤病毒”也就是这种病原体小到可以通过用来筛查病毒的精密的过滤器。他们从感染的老鼠身上提取了薄薄的一片还带有热度的脾，着色之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30年后，伯内特回忆说：“很多重大的发现是在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内在已有发现的基础上发生的。将Q热病认定为立克次氏体病却是个例外，这个重大发现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了。”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是脾细胞中微小的杆状的“包涵体”。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又切下一小块脾脏，重新着色后进行观察。这块脾脏中有大量的杆状物，有些在脾脏细胞内，有些游离在细胞之外。“从那时起，我对导致Q热病的病原体的性质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疑问了。”他总结说这是一种新的立克次体，和导致鹦鹉热的病原体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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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回忆中，伯内特讲述了这个疾病得名的过程，带有他典型的直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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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疾病命名时出现了问题。当地的官员反对“屠宰场热”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这种疾病刚刚出现时医生们使用的名字。在我的一份年度报告中，我提到使用“昆士兰立克次氏体发热”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合适，但是对于关心昆士兰州名声的人来讲，这个名字并不理想。德雷克有点绝望了，“X病”这个名字已经用来命名澳洲墨莱溪谷脑炎了，（原文如此，意思是说已经用在），“Q热病”也应运而生（Q是指疑问的意思）。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Q认为是指昆士兰州。直到这种疾病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Q热病”这个疾病的名字才真正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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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建议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伯纳特立克次体（Rickettsia burnetii）以纪念伯内特在发现和确认这种病毒中的作用。由于分类学标准的修改，这种病毒的名字立克次体被修改了为贝纳特氏立克次体，纪念伯内特的那部分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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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9 000英里以外，同样的病原体正被研究者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进行仔细观察。位于蒙大拿州汉弥尔顿市落基山实验室有两名细菌学家在一个叫九英里（Nine Mile）的地方从一种虱子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病毒。九英里是坐落于米苏拉（Missoula）山脉西北部的一个民间自然资源保护者的营地（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amp）。这两位研究人员并不是在寻找屠宰场热的致病原。高登·戴维斯（Gordon Davis）是第一个寻找这种病毒的人，将虱子带到实验室进行观察以检验其他两种疾病，即落基山斑疹热（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和野兔病（tularemia）的生态学情况。将虱子放在豚鼠的身上，他观察到一只豚鼠开始发病，他也无法判断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这种病毒简单地称为“九英里病原体”（the Nine Mile agent）。赫勒尔德·考克斯（Herald Cox）一年之后加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帮助戴维斯分离并确认了可能是发疹伤寒病原体的这种病毒。还有一个人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是一名传染疾病专家，曾经在联邦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担任所长，非常强势。他对考克斯、戴维斯和落基山实验室的其他同事也同样负有监管的责任。他就是罗拉·戴尔（Rolla Dyer）博士。戴尔博士好像有点顽固，但还不至于顽固到不可救药。由于非常质疑考克斯的发现，即九英里病原体是发疹伤寒病原体的说法，他冲到蒙大拿考克斯的实验室里。考克斯给他看了显微镜载片上的证据，戴尔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不仅承认了这个发现，还待在汉密尔顿的实验室里协助考克斯完成了工作，并且亲手抓住了Q热病病毒。回到华盛顿特10天后，他感到“眼球有刺痛感”，并伴有发冷、发热和夜间出汗等症状，这样的症状持续了一周。哈哈，也许人畜共患病还真有正义可言啊。但是也许这种正义并不存在，他只是高度感染了Q热病，因为那时麦克法伦·伯内特也得了这种病。但是他和罗拉·戴尔后来都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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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赫勒尔德·考克斯来说，他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1948年，这种病原体被证实和其他发疹伤寒病原体都不相同，应该属于一个单独的种类，因此被重新命名为伯氏考克斯体（Coxiella burnetii），用以纪念考克斯和麦克法伦·伯内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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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哪种疾病引起的故事能比Q热病更加古怪了。”他说，第一，这种疾病可以说创造了实验室传染方面的记录，这种疾病传染了他自己、戴尔和霍尔研究所工作的两名秘书。（他可能忽视了鹦鹉热所引起的实验室感染。）第二，他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称为“巴尔干流感”（Balkan grippe）的高发率，特别是这种疾病在驻希腊的德国军队和驻意大利的新西兰军队中的高发率。还有很多美国士兵“曾经在登船之前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集结了一晚或者两晚”，当这艘船载着士兵们回到家乡的时候，一多半的士兵都生病了。“后来，这些生病的现象都被确诊为Q热病。”一战结束之后，研究表明“伯氏考克斯体这种寄生虫有着不同寻常的传染性”，这种寄生虫可以传染加利福尼亚的奶牛，希腊的绵羊，北非的负鼠和昆士兰的袋狸。这种疾病通过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从一种动物传播给另一种动物。通过胎盘或者感染的雌性动物的干奶传播，呼入动物体内后，通过肺部激活或者通过虱子的叮咬直接进入血液。正如他说得那样，这种疾病的传染性非同寻常。可以说作为一种事后的总结，伯内特强调说最近又在袋鼠身上发现了伯氏考克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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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疾病有关但是更离奇的事件发生在艺术类学生的英语课上。”他热情地复述说，“大约1950年左右，从意大利订购了一些经典雕像的模子。运送模子的柳条筐中铺满了稻草和模子一起运到，班里的每个学生都上前帮助卸货。绝大多数学生都感染了Q热病，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些稻草是如何被污染的。”伯内特写道：“这些事件都只是Q热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开始。”他的话没错。虽然现在人们知道伯氏考克斯体是一种细菌，而不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特殊形式，但是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没有因为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发展和大规模生产而消失。最近的2007年，Q热病给一个现代的欧洲国家造成了严重的麻烦，这个国家远离昆士兰州和蒙大拿，这个国家是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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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乌得勒支市东南50英里，荷兰边境省份北布拉班特的平原和纵横交错的公路中，有一个偏远的名叫赫潘的小山村。这个村庄非常小，房屋由红砖建成：郊区的农舍用红砖建成，城镇中的房屋用红砖建成，还有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和一个用旧红砖建成的古朴的教堂。农舍掩映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后面，田地里种植着牧草和谷物为饲养在低矮、大型的红砖牲口棚中的牲畜提供饲料。虽然看起来像乡村，现在的赫潘实际上是从事建筑的工人和承包商们在近郊的住宅区。几匹从事农业劳动的马悠闲地站在牧场上，旁边还有几只牛、羊和猪。农业经济的因素在当地经济中仍然存在，但主要集中在产奶的山羊养殖方面。这些羊也成为2007年出现问题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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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到4月的产仔季节，母羊会产下幼仔。尽管绝大部分的小羊可以顺利出生，但在这个省有些牧场，也包括赫潘市至少一个牧场，很多母羊会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流产。即使是足月的小羊也会有些虚弱，体型较小，比一般情况的死亡率要高。很明显，有什么东西困扰着羊群，可能是某种新型感染疾病，兽医们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希望通过使用抗生素阻止流产。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公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关注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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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温暖的春天来了，这个春天比正常的年份要暖和得多也更加干燥。据一位居民回忆，“4月份一滴雨都没有”。在夏天来临之前，村庄周围的土地都非常干燥。微风阵阵。5月初，人们开始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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