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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通过注射治疗锥虫病的事情都发生在乡下，城市居民很少接触到这种病，部分的原因是采采蝇不在城市丛林中繁殖也不在植物中繁殖。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注射风潮是否也出现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儿HIV遇到了决定性的检验。皮蓬的答案让人意想不到、有趣而又有说服力。不用考虑锥虫病。他发现了一种不同的但是同样有攻击性的注射运动，这个注射运动主要旨在限制城市人群中发生的梅毒和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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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刚果红十字会建了一所治疗性病的诊所，向前来治疗性病的男女开放。诊所的位置靠近利奥波德维尔的东边，离河很近，这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机构。城市管理规定要求来城市中找工作的男性都要到这件诊所接受检查。出现性病症状的人都可以自愿到这个地方看病，不收取治疗费用。但是根据皮蓬所做的调查，需要诊治的人数众多，“几千名没有出现症状的妇女也要来此接受筛查看病，因为法律上要求她们必须这么做，理论上讲每个月都要去”。殖民地政府承认卖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实，但他们很显然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健康运行——所以要求妇女接受强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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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检测出梅毒或淋病呈阳性，他（或她）就会在此接受治疗。但是诊断的检测有时并不准确。曾经接触过雅司病的女性和男性流动人口（由一种与梅毒病菌非常相似的病毒引起，但不会通过性传播）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不合格，患者就会被诊断患有梅毒，并且会接受长期的含砷和铋的药物治疗。无害的阴道菌丛会被误认为成淋菌——一种淋病因子。被诊断患有淋病的女性可能要注射伤寒疫苗，或是一种叫种子药特灵（Gono-yatren）的药物，或者是乳剂（关于这一点，雅克·皮蓬也有点困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诊所每年的用药量都会超过47 000支注射剂。其中大部分是静脉注射剂，直接进入血液。随着“二战”之后涌入城市的移民数量的增加，患者的数目也随之增多。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江湖医术（静脉注射乳剂？）和含有金属毒物的药品被青霉素和链霉素取代，因为这些药物的时效更长，这就意味着注射的次数少了。这项运动在1953年达到高潮，使用了大约146 800支注射剂，每天大约为400支。其中有许多注射液用在妇女、性工作者和热情的女士身上。所谓热情的女士就是有多个男性伴侣的女性。她们到处流动。注射器清洗后重复使用。HIV到达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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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发现了一份检测出我们现在称之为ZR59的HIV-1病毒血样。发现一年后改称为DRC60。这种病毒已经开始传播、变异，并且无药可治。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病人是否到该诊所注射过药物。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他们可能知道谁在此注射过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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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事情得到了延展与丰富，从表面上看几乎在朝着各个方向发展，就像以利奥波德维尔为中心的具有传染作用的星光。我不想试着去追查这些疾病传染的轨迹——这样的工作可以写上与本书目的不同的十本书。但我会勾勒出疾病传播的模式，然后把注意力放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一种病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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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地区传播了几十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病毒不断变异（大概也重组，将一个病毒粒子和其他病毒粒子混合形成更大的基因片段），而这些复制错误导致了病毒多样化。大多数变异都是致命的错误，导致突变的细胞发生死亡，但是由于有数十亿病毒粒子在不断复制，也确实能够产生大量能够存活下来的病毒变体。注射药物治疗的活动，在治疗性病的诊所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可注射药品的治疗方法可能通过快速传播病毒和通过感染更多人类宿主，增加了病毒的总数而促进了病毒变异的这个过程。病毒粒子越多，突变越多，突变越多，病毒种类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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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1的M家系分成九个小类，现在被称为亚型，并用字母标记：A、B、C、D、F、G、H、J、K来表示。（如果可以，不要混淆这些分类的字母，HIV-2型病毒分为8小类，用字母A至H来表示。为什么HIV-1型病毒不用E和I这两个字母？不要纠结于为什么，这样的分类方法不是通过系统的表达方法建立起来的，就像是用纸板和罐头搭建贫民窟，并没有建筑方面的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利奥波德维尔人口的增长和旅游的发展，这个城市出现了这9个亚型病毒，向外辐射到整个非洲，甚至全世界。有些病毒亚型通过飞机，或者其他更普通的交通工具：公交车、船、火车、自行车，还有在横贯大陆的卡车上搭便车，步行等等方式传播开来。亚型A可能经由位于利奥波德维尔和内罗毕的中间的基桑加尼市到达了东非，亚型C可能经由卢本巴希一路沿着刚果东南部蔓延到了非洲南部。亚型C病毒慢慢地渗透到赞比亚全境，在生活着大量采矿工人和妓女的城镇中快速传播开来，亚型C灾难性地激增，席卷了南非、莫桑比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这种病毒亚型还传到了印度，因为它和南非远在大英帝国期间就有着交流的渠道，这种病毒还传播到了东非。亚型D，同亚型A和C一样，也在东非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就是没有传播到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很早就感染了HIV病毒，却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没有感染亚型C病毒。亚型G传播到了西非。亚型H、J和K仍然主要集中在非洲中部，从安哥拉到中非共和国的广阔地带。在所有这些地方，经过了初期感染上艾滋与发展成艾滋晚期之间的几年滞后期之后，人们开始出现死亡。当然还有亚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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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亚型B越过利奥波德维尔传播到了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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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无人知晓，可能也永远不会有人知晓了。但雅克·皮蓬对以往资料的挖掘为还原病毒传播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支持。1960年6月30日，比利时政府突然放弃其非洲的殖民地，在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和他所领导的解放运动的鼓动下，数以万计的比利时侨民，几乎整个中产阶层的公务员、教师、医生、护士、技术专家和企业管理者发现，自己在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感到不自在，开始大规模地回到比利时，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上人满为患。他们的离开引起了一个真空，因为比利时政权有针对性地避免了教育其殖民的居民。比如，这儿没有一个刚果籍的医生，几乎没有老师。这个国家急需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对刚果的求助予以回应，派遣医生到达刚果。联合国（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开始招募有技能的人前往刚果工作：教师、律师、农艺师、邮政管理员和其他官僚、技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这些新招募来的人大多来自海地。两个国家有很多契合之处：海地人跟刚果人一样讲法语，他们的根都在非洲，他们接受过教育，但在弗朗索瓦·杜瓦利埃（Papa Doc Duvalier）的独裁统治下，他们在国内几乎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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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独立的第一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到刚果的教师中有一半是海地人。据估计，到1963年有1 000名海地人在该国工作。另一种估计说，20世纪60年代共有4 500名海地人与刚果当地人结婚。显然，据官方统计，这些人中没有人幸存下来。无论如何，数以千计的海地人来到了刚果。有些人带来了家人，有的只身前往。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单身的海地男性中很少有人一直在刚果保持单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有了刚果女友或者有性伴侣。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错。但随着刚果开始训练培养自己国家的人，特别是在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 Désiré Mobutu）在1965年夺取政权之后，海地人不再被需要了，也不再受欢迎了。20世纪70年代初，他把名字改成了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把国家的名字改成扎伊尔，对外宣告了扎伊尔国有化的政策，这时对海地人的需求就更少了。在那些年里，许多或大多数的海地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利用价值被赞为来自美洲的黑人兄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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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到海地的人中至少有一个，可能是最早的回国的人之一似乎携带了HIV-1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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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有人不仅带回了对刚果的回忆，也将病毒一起带回了海地，这种病毒就是HIV-1的M组亚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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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看到局势的发展，但你可能不能预料它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雅克·皮蓬的研究为揭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病毒是如何在海地繁殖和传播的提供了一些线索。在1966年前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艾滋病毒从一个呈阳性的人那里开始迅速在海地人当中传播。那次传播的证据后来才出现，这些数据都来自553名居住在太子港贫民窟年轻母亲的血液样本中，1982年她们同意参加当地的儿科门诊进行的一项麻疹研究。后来对样本的检测显示，7.8％的女性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病毒来说，这个数字高得惊人也引起了皮蓬的怀疑，他认为，这种病毒在海地传播的早期“一定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放大机制”，比性传播更奏效。他发现了一个可能：血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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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血液中的液体成分（不包括细胞），是构成细胞抗体、白蛋白和凝血因子的重要成分。1970年左右，血浆的需求大幅上涨，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血浆置换这种方法逐渐发展起来。血浆置换需要从捐献者身上抽血，通过过滤或离心的方法分离出血浆，将细胞放回供体体内，将血浆保存起来。这个过程的一大优势是可以让捐献者（事实上，通常这些人都是卖血者，需要钱来解决困难）多次成为血浆的供应源，而不是每年只能出卖几次血浆。为了他人或者自己的利益献出你的血浆不会导致贫血。你可以回去修养后，下一周再来献血。这个过程的缺点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但在初期是不被承认的血浆置换机，可以在几天的时间里收集你和其他很多献血者的血液，可以使人感染上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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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献血之后感染疾病的情况出现在墨西哥数千名有偿卖血者身上，也发生在中国25万名不幸的献血者的身上。雅克·皮蓬认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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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相关的报道称血浆置换中心在太子港，一个称为加勒比海血库（Hemo Caribbean）的私人公司，1971年和1972年这家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家公司属于一个美国的投资者，这人叫约瑟夫·B·格林斯坦（Joseph.B. Gorinstein），公司总部设在迈阿密，与海地内政部长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献血者每卖出一升可以赚到3美元。在他们出售血浆之前得经过身体检查，但没有人对他们是否携带HIV进行筛查，因为那时还没有HIV这个缩写，这种疾病也不是引起全球性的灾难的疾病，只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血液中的一种小病毒。据1972年1月28日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加勒比血库公司每月将五六千升的冷冻血浆出口到美国。批发客户是美国的公司，将血浆产品投放到市场上用于输血、注射破伤风疫苗及其他医疗方面的用途。格林斯坦先生不愿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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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离开人世，并由他的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Baby Doc）Duvalier]继任。由于对《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满，小杜瓦利埃下令关闭格林斯坦的血浆置换中心。海地天主教教会谴责血液贸易是剥削，除此之外，加勒比血库事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过多关注。没有人意识到血液制品的污染会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影响。CD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也没有提到这种病毒。10年后，当新闻报道称海地人正处于一种神秘的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危险之中时候，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并没有在《乐曲继续》（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我记得，唯一提及到关于海地的血浆引起疾病的时候，就是雅克·皮蓬的书出版之前的几年，我与迈克·伍罗贝在图森的谈话时提到过这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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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DRC60和ZR59前不久，伍罗贝与他的同事共同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追溯HIV-1在美洲出现的日期。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一个名叫汤姆·吉尔伯特（Tom Gilber）博士后，他在伍罗贝的实验室工作，而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伍罗贝自己。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分析存档血细胞的病毒片段，确定HIV-1在1966年前后到达了海地。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ny of Sciences）上。此后不久，伍罗贝收到了一封来自陌生人的特殊的邮件。写邮件的不是科学家，仅仅是对这个研究课题有所耳闻的人，一个经常读报纸、听广播的人。“我认为他来自迈阿密，”伍罗贝告诉我说，“他曾在一个进行血液贸易的机场工作。”这个人对此有一些记忆。也许这些记忆困扰着他。他想和大家分享。他想跟伍罗贝聊一聊那些载满血浆抵达美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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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下一个跨越，距离不大但却意义重大。太子港（Port-au-Prince）离迈阿密只有700英里远，坐飞机只要九十分钟。汤姆·吉尔伯特在伍罗贝的实验室里从事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确定HIV-1传播到美国的时间。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以前的血样。就这个目的来说，带病毒的血是怎样传播到美国的，装在瓶子里或是袋子里，还是由从海地来的移民带来的，不会影响对确定病毒传播到美国的时间这个目的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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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吉尔伯特的顾问，伍罗贝还记得一项20年前发表过的关于海地移民出现免疫力缺失的研究，这个研究由一名叫阿瑟·E·彼得查尼科（Arthur E. Pitchenik）的内科医生领导，他供职于位于迈阿密的杰克逊纪念医院（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彼得查尼科是治疗肺结核病的专家，从1980年开始他就注意到了肺结核病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表现，而且海地人当中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也不寻常。他第一个拉响了海地人作为新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易患高危人群的警笛，也给疾病防治中心CDC发出了警示的信号。在临床工作和研究过程中，彼得查尼科和他的同事从病人身上提取血样，并对血样进行了离心处理，把血清从细胞中分离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观察不同种类的淋巴细胞。他们还冷冻了一些血样，认为这些血样可能会对后来其他的研究者有用。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对这些血样感兴趣。20年之后，阿瑟·彼得查尼科接到了迈克尔·伍罗贝从图森市打来的电话。彼得查尼科说，是的，他很愿意寄给他们一些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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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罗贝的实验室里收到了六管冷冻的血液细胞样本，汤姆·吉尔伯特成功地从其中五管血样中放大了病毒片段。经过基因测序，这些片段可以看作是另一棵病毒家谱树的分支——正如伍罗贝后来处理DRC60和ZR59以及比阿特丽斯·哈恩处理的SIVcpz情况一样。这样做的依据就是分子系统学。这个案例中，树代表HIV-1M组B亚型的多样化血统，主要分支代表来自海地的病毒。其中一个大分支包括了非常多的小分支，以至于都无法具体进行一一的描述。因此在最后公布的数据中，这个小分支及其更小的分支都没有详细描述——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棕色的锥形体，像一团棕黑色的阴影，包含着一系列国家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示着亚型B通过海地之后的去向：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爱沙尼亚、韩国、日本、泰国和澳大利亚，甚至又重新传播到了非洲。就这样，形成了艾滋病全球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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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伍罗贝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这项研究揭示了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他们的数据和分析表明病毒的一次迁移——通过一个被感染的人或是一个血液作为载体——就能够把AIDS带到美国。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大概花了三年时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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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注意到这种病毒之前，它已经潜伏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他通过联系和接触的渠道感染了众多生物。它通过一定的路径和时机进入美国民众中某些族裔当中。它不再是一种只在黑猩猩身上才能生存的病毒。它找到了新的宿主，适应了新的宿主，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曾经寄存的宿主黑猩猩这一种生物。血友病患者因为输血感染了这种病毒，瘾君子们因为共用针头感染了这种病毒，男同性恋者通过性传播在情人和熟人这个交际圈感染了这种病毒，给他们带来了深刻和灾难性的后果，病毒传播的开始极有可能由于两个男人的初步接触，一个美国人一个海地人之间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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