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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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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球处于崩溃的状态。你看，整个淋巴球就像是自己毁灭了，因为里面已经没有支撑它的东西了。”她那小红箭头又在小沙漠上转了转，带着一丝绝望。没有泥炭藓一样的东西，没有毛囊，也没有小蓝点，我想象着2008年4月的凯伦·特利欧独自一人研究着这些切片——在所有人之前发现了这样的证据，并且这个发现是在一个人人抱有SIVcpz不会致病这样幻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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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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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哦，不’。”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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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欧的发现加上贡贝研究基地的数据以及哈恩实验室的分子研究，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写成了篇论文，于2009年夏天发表在《自然》上。布兰登·基尔是第一作者，比阿特丽斯·哈恩是排名最后的作者。论文的标题非常抢眼：“感染SIVcpz的野生黑猩猩死亡率上升及类似艾滋病免疫病理学研究”。我是这么想的，还有其他人也持同样的看法，这是一篇关于贡贝基地黑猩猩的论文。在长长的合著者人名单中，有凯伦·特丽欧、特丽欧的老板、伊丽莎白·隆道夫、简·拉斐尔、哈恩的两个上级同事、研究灵长类动物细胞病理学的专家、贡贝研究基地的首席科学家以及珍·古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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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那么做。但我还是先和比阿特丽斯进行了沟通”，简告诉我，“她无论如何也是要发表这篇论文的。”出于对这件事情必然性和科学方面的考虑，古道尔博士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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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得出的明显结论是，与基尔以前起草的摘要相比，贡贝SIV呈阳性的黑猩猩确实存在着死亡风险。在研究期间死亡的18只黑猩猩中，7只黑猩猩SIV检测呈阳性。考虑到SIV呈阳性的黑猩猩不到黑猩猩的总数的20%并根据某一年龄黑猩猩的正常死亡率做出的调整，这一数据表明SIV呈阳性的黑猩猩死亡率比SIV呈阴性的黑猩猩要高出10到16倍。再重复一下，死亡率要高出10到16倍。虽然死亡的黑猩猩总数不大，但是高出的幅度却很大。感染的动物不断死亡。而且，带有SIV呈阳性的雌性黑猩猩的产子率极低且幼儿的死亡率很高。还有，三个经过验尸的黑猩猩（包括尤兰达，尽管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出现淋巴细胞损失和其他一些类似晚期艾滋病的身体受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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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作者谨慎却坚定地指出：“SIVcpz对野生黑猩猩的健康、繁殖和寿命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它不是一个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过客”，就像是人类的杀手，这对黑猩猩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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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已经理解的。艾滋病的传播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事件大约在1908年发生在喀麦隆东南部，与一只黑猩猩和一个人的血腥打斗有关。这个事件导致了一种病毒的扩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HIV-1M种群。这种病毒在传播之前很可能对黑猩猩有着致命的影响，后来在人类体内也确实是致命的。这个病毒从喀麦隆东南部开始，应该是顺流而下传播，沿着桑加河然后到达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然后又从这些贸易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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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是怎样蔓延的呢？当病毒到达利奥波德维尔时，M种群病毒似乎到达了漩涡地带，与在桑加河源头的时候显得大不相同。它和HIV-2病毒存在生物学差异（适应了黑猩猩宿主），并且因为偶然的因素它和种群N和O也不相同（在城市中发现了这种病毒）。20世纪的前50年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的表现究竟如何都只能通过推测才能有所了解。可能成为其宿主的人类的人口密度、男女比率过高、村子里普遍存在的性观念的差异以及卖淫——这些都是导致病毒在此传播开来的原因。但是性传播加上人口众多并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解释。加拿大微生物学教授雅克·皮蓬（Jacques Pepin）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丰富的推测，也许是这种病毒在此传播的一个更好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伊扎尔的一家丛林医院工作了4年。皮蓬与其他人合著了几篇有关这种病毒的论文发表在相关的杂志上，并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叫作“艾滋起源”（The Origins of AIDS）的书。他将某些深入的历史研究和自己的实地经验及微生物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他提出在卡特·亨特和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的疾病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皮下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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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蓬指的并不是毒品和吸毒共用的注射器。在一篇名为“目标高尚，后果未知”（Noble Goals, Unforeseen Consequences）的文章和他书中很大的篇幅中，他指出在1921到1959年间许多殖民地医疗机构出于良好的愿望打算用血管注射药物来治疗某些热带疾病。这是一项需要巨大付出的工作，比如治疗喀麦隆地区的锥虫病（昏睡病）。锥虫病是由一种顽固的原生生物[锥体虫（Trypanosoma brucei）]引起的，通过采采蝇的叮咬传播。在那几年里，这种疾病的治疗是通过血液注射含砷药物比如锥虫胂胺的方法——并且病人不是打一针而是需要打好多针才行。在加蓬和中部刚果（当时法国殖民地的名字，就是现在的刚果共和国），使用养生法对锥虫病进行治疗往往需要在3年的时间里给病人打36针。并且控制梅毒和雅司病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治疗疟疾主要通过注射奎宁的方法。在口服抗生素还没研究出来之前，麻风病患者使用大风子树（一种印度药物植物）的提取物制成的注射剂，每周打两或三针，持续打上一年。在比属刚果，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只是受过一点技术训练的流动医疗队的注射人员，经常到村子里看锥虫病患者，给他们每周打上几针。对最近的医学奇迹来说，那时是注射治疗的狂热期。每个人都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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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在一次性注射器发明很早之前的事了。用来将药物注射入肌肉或静脉的皮下注射器发明于1848年，直到一战后才开始由技工用玻璃或金属制成。这种注射器非常昂贵而且容易破碎，可以像其他精密医学仪器一样重复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机器大量生产这种注射器，到1930年全球注射器的产量达到200万只，这使得注射器富富有余但还是不能一次性使用。对那时在中非的医学工作者来说，注射器极为珍贵又十分短缺。著名的法国医生尤金·亚莫（Eugene Jamot）1917~1919年在桑加河上游东部（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当时叫乌班吉沙里）工作，只用了6支注射器就治疗了5 347例锥虫病。这种像生产线一般地给患者注射药物的做法，使得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给注射器和针头消毒。由于资源有限，证据简单，我们很难了解究竟采用了什么卫生防护措施。但是根据一个比利时医生在1953年所写的：“刚果有许多医疗机构（母婴中心、医院、药房等等），当地的护士每天要进行几十次甚至几百次注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针头和注射器消毒。”这个医生写了在治疗性病过程中偶然感染乙型肝炎的危险，皮蓬大量引用了他的报告，因为它同艾滋病有潜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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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要面对大量的病人和少量的注射器，使得他们不能对使用后的注射器进行高压灭菌处理。用过的注射器只是简单清洗一下，先用水，再用酒精和乙醚消毒，然后就准备给下一个病人使用了。在护士数量有限、病人众多、供给缺乏的医疗机构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注射器给一个病人注射后又给另一个病人注射，针管中偶尔会沾染少量被感染的血液，也足以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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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很多。皮蓬对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调查，发现有许多这样的病例。在1927~1928年间，尤金·亚莫的团队在喀麦隆注射过207 089次锥虫病注射液，和大约100万支另一种治疗锥虫病的含砷药物，叫作氨基苯胂酸钠的注射液。仅在1937年，在中部刚果全境，大批的医生、护士，以及半职业的注射人员就注射了588 086支针对锥虫病的药剂，更不用说那数不清的治疗其他疾病的注射液了。皮蓬估算了一下，只是针对锥虫病的注射液就达到390次，其中74%是静脉注射液（直接进入静脉，不是肌肉），这是使用药物治疗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无意中传播血液病毒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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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蓬所说，所有这些药物注射或许可以说明使得HIV感染率激增超过临界点的原因。一旦重复使用的针头和注射器把病毒输入到数量足够大的人群当中——假设是几百人——病毒的传播不会就此停止，也不会激增，而是会通过性传播继续感染更多的病人。包括迈克·伍罗贝和比阿特丽思·哈恩在内的一些专家怀疑针头在将HIV病毒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早期的传播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但是他们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注射治疗的运动后来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当病毒在人体站稳脚跟后将这种病毒在非洲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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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针管理论并不是由雅克·皮蓬提出的。这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一队研究人员的工作，这个团队的成员有洛克菲勒大学的普雷斯顿·马克思（Preston Marx），他在2000年讨论艾滋病起源的皇家学会上提出了注射理论。在这次会议上，爱德华·霍珀提出口服骨髓灰质炎疫苗理论。马克思的团队甚至认为通过注射运动使得HIV病毒在人体间的不断传播，可能会加速病毒的进化和它们适应人类宿主的速度，就像在170个梅毒患者中传播疟原虫（还记得那个疯狂的罗马尼亚研究人员米哈依·丘卡吗？）会增加诺氏疟原虫的毒性一样。雅克·皮蓬补充了普雷斯顿·马克思遗漏的部分，虽然没怎么强调病毒在人体中的不断传播对病毒进化的影响。皮蓬的主要观点就是污染的针头如此广泛使用一定会增加病毒在中非人群中的流行。与口服骨髓灰质炎疫苗（OPV）理论不同，这个理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了证实，而且皮蓬新的档案证据表明，如果无法证明，这个理论貌似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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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通过注射治疗锥虫病的事情都发生在乡下，城市居民很少接触到这种病，部分的原因是采采蝇不在城市丛林中繁殖也不在植物中繁殖。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注射风潮是否也出现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儿HIV遇到了决定性的检验。皮蓬的答案让人意想不到、有趣而又有说服力。不用考虑锥虫病。他发现了一种不同的但是同样有攻击性的注射运动，这个注射运动主要旨在限制城市人群中发生的梅毒和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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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刚果红十字会建了一所治疗性病的诊所，向前来治疗性病的男女开放。诊所的位置靠近利奥波德维尔的东边，离河很近，这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机构。城市管理规定要求来城市中找工作的男性都要到这件诊所接受检查。出现性病症状的人都可以自愿到这个地方看病，不收取治疗费用。但是根据皮蓬所做的调查，需要诊治的人数众多，“几千名没有出现症状的妇女也要来此接受筛查看病，因为法律上要求她们必须这么做，理论上讲每个月都要去”。殖民地政府承认卖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实，但他们很显然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健康运行——所以要求妇女接受强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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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检测出梅毒或淋病呈阳性，他（或她）就会在此接受治疗。但是诊断的检测有时并不准确。曾经接触过雅司病的女性和男性流动人口（由一种与梅毒病菌非常相似的病毒引起，但不会通过性传播）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不合格，患者就会被诊断患有梅毒，并且会接受长期的含砷和铋的药物治疗。无害的阴道菌丛会被误认为成淋菌——一种淋病因子。被诊断患有淋病的女性可能要注射伤寒疫苗，或是一种叫种子药特灵（Gono-yatren）的药物，或者是乳剂（关于这一点，雅克·皮蓬也有点困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诊所每年的用药量都会超过47 000支注射剂。其中大部分是静脉注射剂，直接进入血液。随着“二战”之后涌入城市的移民数量的增加，患者的数目也随之增多。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江湖医术（静脉注射乳剂？）和含有金属毒物的药品被青霉素和链霉素取代，因为这些药物的时效更长，这就意味着注射的次数少了。这项运动在1953年达到高潮，使用了大约146 800支注射剂，每天大约为400支。其中有许多注射液用在妇女、性工作者和热情的女士身上。所谓热情的女士就是有多个男性伴侣的女性。她们到处流动。注射器清洗后重复使用。HIV到达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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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发现了一份检测出我们现在称之为ZR59的HIV-1病毒血样。发现一年后改称为DRC60。这种病毒已经开始传播、变异，并且无药可治。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病人是否到该诊所注射过药物。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他们可能知道谁在此注射过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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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事情得到了延展与丰富，从表面上看几乎在朝着各个方向发展，就像以利奥波德维尔为中心的具有传染作用的星光。我不想试着去追查这些疾病传染的轨迹——这样的工作可以写上与本书目的不同的十本书。但我会勾勒出疾病传播的模式，然后把注意力放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一种病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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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地区传播了几十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病毒不断变异（大概也重组，将一个病毒粒子和其他病毒粒子混合形成更大的基因片段），而这些复制错误导致了病毒多样化。大多数变异都是致命的错误，导致突变的细胞发生死亡，但是由于有数十亿病毒粒子在不断复制，也确实能够产生大量能够存活下来的病毒变体。注射药物治疗的活动，在治疗性病的诊所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可注射药品的治疗方法可能通过快速传播病毒和通过感染更多人类宿主，增加了病毒的总数而促进了病毒变异的这个过程。病毒粒子越多，突变越多，突变越多，病毒种类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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