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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完全没听说过核多角体病毒，”德怀尔对我们讲到。自1993年之后，这个名字稍微有些变化，幸亏有天幕毛虫这个小插曲，幸亏有朱迪思·迈尔斯，我知道这个词。德怀尔描述了NPV对森林毛虫数量大暴发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他特别提到了舞毒蛾（学名Lymantria dispar），这是另外一种褐色的小生物，对其数量大暴发及骤减，德怀尔研究了有20年。他提到感染NPV之后舞毒蛾的幼虫基本会被“熔化”掉。当时我没有记太多笔记，但是我确实把“熔化”这个词记在了我自己的黄色笔记本上。我也记下了引用自他的一句话：“数量稠密的种群易出现动物流行病”，做了几个一般性评价之后，格雷格·德怀尔继续讨论一些数学模型。喝咖啡休息的时候，我拦住他问是否可以找时间讨论一下飞蛾的命运以及人类大流行疾病的预期。他说，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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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会面安排达成了一致之后，我到芝加哥大学拜访格雷格·德怀尔，他的办公室位于东57街生物楼一层。室内装饰有常见的海报和卡通画，这让整个房间充满活力。沿左边的墙上是一块长条的白色书写板。当时德怀尔已经50岁了，但看起来很年轻，像个温和的研究生，只是胡须已经花白。他当时戴着一副圆形的玳瑁色眼镜。穿着一件黑色T恤，上面印着奇异复杂的积分公式。公式上方印有：what part of 【方程式】（方程式的哪个部分），公式下面印有：Don’t you understand？（难道你不明白？）。这件T恤是个元笑话，他向我解释到。那天书一样的方程式是麦克斯韦尔（Maxwell）（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众多方程式中的一个。当然作为笑话的那部分是很多普通人根本不会懂的。至于元的部分我认为是麦克斯韦尔的方程式很著名，但也是众所周知很难懂，甚至是数学家也可能无法识别出来。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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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在他桌子旁面对面的坐下，但是谈话刚一开始，德怀尔就突然站起来，开始在白板上绘画。我也站了起来，感觉离近点会帮助我看清楚他潦草的字迹。他画了一组坐标图，一条轴线代表一片森林中舞毒蛾的数量，另一条轴线代表时间，他解释科学家如何估量生物数量大暴发。两次数量大暴发之间，舞毒蛾数量稀少得让人无法察觉，相反在数量大暴发的时候，每英亩里都会发现成千上万的卵块。每个卵块大约包含250颗卵，这会产出大量的舞毒蛾。他又画了一幅曲线图，这是一幅描绘舞毒蛾连续多年数量增加、减少的变化图。这图很像中国龙后背上的那条线，向上拱起之后向下滑，之后又拱起又下滑。他还画一幅NPV（核型多角体病毒）的颗粒草图。反映出NPV如何将自己包裹起来免受阳光直射及其他的环境压力。每个蛾茧都是一团结实的蛋白质，呈现多面形（并由此得名），这其中包含许多病毒粒子，像散落在水果蛋糕上星星点点的樱桃。德怀尔又画了一些图，画图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这种穷凶极恶的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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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被传染病毒后死掉的毛虫，会在叶子上留下病毒包。一条健康的毛虫边爬边大口咀嚼，最终会将病毒包连同树叶一起吞下。一旦进入毛虫体内，阴险的病毒包会有秩序地打开，就像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一座城市上空发射多个小型核武器一样。病毒颗粒分散开来，侵蚀毛虫的内脏细胞。病毒颗粒侵入到各个细胞核（又是因此得名），之后进行大量复制，细胞内产生新的病毒颗粒之后再进一步侵蚀其他细胞。“病毒在细胞间传播，最终感染大量细胞。”德怀尔说道。不久之后，毛虫基本上就是个会爬会吃的病毒包了，但还不会显出病态，它似乎不知道怎么算是病态。“如果它吃下够多的病毒包”，他接着说道，“它们会继续游荡继续吃树叶——但是大约10天、两周，有时甚至是三周长的时间之后，它便会溶化在树叶上。”他又用到了那个词，他在亚特兰大用到的那个词，既精确又生动：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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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毛虫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在身体机能完全停止运行之前，病毒几乎将其完全耗尽。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毛虫体内的病毒颗粒开始簇拥在一起，由于缺乏食物，它们团在一起，躲在防护包中，日出日落，光阴流逝。此时的毛虫体内满是病毒，已被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张皮。这张皮是由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很结实且富有弹性，接着病毒会释放出一种特定的酶将这层皮溶解，毛虫像水气球一样撕裂开来。“它们自己吞食了病毒，”德怀尔说道，“又被病毒撕裂喷溅在了树叶上。”每条毛虫都被分解，剩下的仅仅是带有病毒的污迹，但很快就会被下一条饥饿的毛虫大口吃掉，这是因为舞毒蛾数量大暴发致使其数量剧增。诸如此类。“另外一条毛虫出现，吃掉那片叶子，一周或是两周之后，”德怀尔说，接着又重复到，“这条毛虫也会被撕裂喷溅在树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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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里，这种“喷溅”会出现在五到六代的虫子身上，导致五到六波的传播，随着数量的递增，病毒在毛虫群体中流传开来。以低流行率开始——5%的毛虫被感染，到第一个秋天时感染率会增长到40%。幸存的毛虫变成蛾子，之后交配，但其生存的场所仍混杂着核型多角体病毒，有些遗留下来的病毒包不仅沾满了树叶，也沾满了雌蛾的卵块。第二年春天，大部分卵化出来的毛虫都会感染病毒。传染病的发病率急速上升，并超过了前一年的水平，“下一年的发病率会更高，”德怀尔说。在两年或是三年间，这种棘轮效应“基本上消灭整个舞毒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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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虫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病毒。有时剩下的病毒非常多，他补充道：“你会看到这种灰白色的液体会顺着树皮往下滴。”下雨时，会从树上滴落泥浆状的液体，这是由溶解掉的毛虫和病毒组成的混合物，对此我当然是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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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像是埃博拉病毒，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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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说得对。”他也耐着性子参加了几次同样的会议，读了一些我读过的书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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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是埃博拉病毒，我说。引起轰动的埃博拉病毒，噩梦般的埃博拉病毒，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就是传染者的内脏会化成液体，之后不断“往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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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同意。我俩都认为这两种病毒让人毛骨悚然的程度是有差异的，被夸大的真实的病毒，都表现出核型独角体病毒的属性。“说到这病毒，人们喜欢说或是会说‘你研究的就是引起昆虫数量爆炸般激增的病毒！’”，他坚持认为“是将昆虫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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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讲完这一情节，看完他画的图表，感受到了他的直率，羡慕着他T恤上麦克斯韦尔的公式，我提到了我此行的目的：我将其称之为类比。截止到上周，这个星球上的人口已达70亿，这看起来像是人类数量大爆炸。我们生活的环境人口密度大。看看香港看看孟买。我们有密切联系。再朝周边看看。香港距离1 200万人口的北京仅三个多小时的航程。没有其他大型动物曾经拥有过这么大的数量。并且我们人类已经有了那种具有潜在毁灭性的病毒。有些病毒会让人感到不快，例如核型独角体病毒。那么……预测的病毒是什么样的？这种类比会有效吗？我们人类也盼望着像舞毒蛾种群那样消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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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尔并未仓促地承认这一点。他需要暂停，思考，以防出现单凭经验轻易做出推断。他做到了。之后我们开始讨论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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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在本书中还未详谈过流感，但这绝不是说它不重要。相反，它很重要，很复杂，而且随时有暴发具有毁灭性的全球规模的大流感的可能性，下一个疾病大暴发很可能就是流感。德怀尔也这样认为，这也是他为什么提起它的原因，我想你还记得1918~1919年的流感导致大约5 000万人的死亡，而且至今也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没有通用疫苗，没有完善的可以广泛使用的治疗方式，可以保证死亡和不幸不再发生。甚至在普通年份里，季节性流感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导致300万人感染，25万人死亡。因此，往好了说流感是极其危险的，坏的时候是会引起世界末日。我留到现在才说仅仅是因为流感很容易使人想起关于动物传染病这一话题的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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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基本要素。流感是由三种类型的病毒引起的，其中最最令人烦恼的以及传播最广泛的就是甲型流感。这种类型的病毒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特性：单链核糖核酸基因组，这个基因组可以划分成8部分，用作11种不同的蛋白模板。换句话说，它们拥有8条独立的核糖核酸编码链，像8个连在一起的火车车厢，携带着11份可交付的不同货物。这11份可交付的货物是构成病毒结构和机能的分子。它们是由基因排列构成的。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是病毒包膜外表面的两个尖状突起物。这两种蛋白可以通过免疫系统来辨别，对侵入及离开宿主的细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据此对甲型流感的各种亚型流感进行命名，例如：H5N1，H1N1等等。H5N1这个术语象征的是该病毒是由血凝素蛋白的亚型5与神经氨酸酶蛋白的亚型1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界中已经发现了16种不同的红细胞凝聚素及9种不同的神经氨酸苷酶。血细胞凝结素是打开细胞膜的关键，之后病毒才能进入，神经氨酸苷酶是病毒释放出去的关键。好的，到目前为止，已经理解了这段简单的文字了吧？那么与地球上99.9%的人相比你对流感的了解更多了。奖励一下自己11月份的时候注射一剂流感疫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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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时期，没有人知道什么引起了大流行（尽管有很多种猜测）。没人能找到这应受惩罚的疾病，没有人能看到它，没有人可以说出它或是了解它，因为当时病毒学刚刚开始出现。病毒分离技术还没有形成，电子显微镜也没发明出来。引发1918年流行病的病毒直到2005年才被确认是H1N1的变体。在这个过程的几十年中还出现了其他的流感大流行，其中就包括1957年的那一次，导致大约200万人死亡。另一次是1968年，被称为香港流感（因其暴发地得名），导致100万人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科学家们公认流感是一种颇为神秘的物群，具有高度多样化，有各种能力传染猪、马、白鼬、猫、家鸭、鸡和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流感是如何在野外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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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人畜共患病吗？它们有传播源头吗？1961年时出现了一条线索，人们发现在南非死亡的大量燕鸥（Sterna hirundo，一种海鸟）带有流感病毒。如果是流感病毒致其死亡，那么根据定义燕鸥就不是传播源头；但是也许燕鸥的生活史中接触过传播源头。之后不久，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年青生物学家和一位澳大利亚的生物化学家一起外出散步，他们沿着新南威尔士海岸行走时看到了一些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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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是好朋友，都喜欢户外活动。实际上，沙滩散步只是他们垂钓旅行的一部分。这位新西兰人是罗伯特·G·韦伯斯特（Robert G. Webster），为了完成其博士学位迁居到澳大利亚。那位澳大利亚人是威廉姆·格雷姆·拉威尔（William Graeme Laver），在墨尔本和伦敦完成学业，之后在麦克法伦·伯内特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拉威尔是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人，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和妻子开车回到了澳大利亚，而没选择乘坐飞机。几年之后他和韦伯斯特才有了这次历史性的散步，发现了散落在沙滩上曳尾鹱（另外一种海鸟，属puffinus palificus）的尸体，并且开始思考（此时他们的脑子里还想着南非的燕鸥），这些鸟是否也是流感致死的呢。拉威尔几近兴高采烈地建议，到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为一些鸟类取样，以测定当地的鸟类是否携带流感病毒。没有人认为大堡礁正是流感的发源地。他们两个人可能只是钓钓鱼，晒晒太阳，享受这清澈碧绿的海水，之后再去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拉威尔问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老板，是否可以出钱资助韦伯斯特和他进行这项研究。他老板回答到：“你一定是产生了幻觉，不要想着我的钱，不要打我钱的主意，你不能打我钱的主意。”因此，他们向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一位信任他们的官员给了他们500美元，在当时这笔钱确实不是笔小数目。拉威尔和韦伯斯特到了一个叫泰伦岛的地方，距昆士兰海岸线50海里远。他俩最终在曳尾鹱身上找到了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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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流感，在野生迁徙鸟类身上找到这种与人类流感有关的流感病毒。”罗伯特·韦伯斯特在40年后告诉我这件事。对于这件事，韦伯斯特很少在科学文献中提及，但我们谈话时他又详细地讲述了一下：确实如此，在我的帮助下，格雷姆·拉威尔发现了水鸟是流感的传播宿主。拉威尔现已离世，但是韦伯斯特博士仍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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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罗伯特·韦伯斯特可以说是世界上知名的研究流感的科学家。他出生在新西兰的一座农场，研究微生物学，在堪培拉拿到博士学位后，与拉威尔一起工作，一起休闲。韦伯斯特1969年移居美国，在孟菲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工作，之后就长期居住在那儿（当然不包括他经常出差的时间）。我见到他时，他已快80岁了，但仍坚持工作，身体依然健硕，仍然奋战在流感研究的最前沿，每天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病毒信息做出回复。在医院的自助餐厅，他给我买了一杯浓咖啡，之后我们来到圣犹大一幢气派的大楼中，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的楼上。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条装裱好的鱼（一条绿色的石斑鱼，一条漂亮的红色鲷鱼），好像是向格雷姆·拉威尔表示敬意。有一种东西使得流感具有不确定性，韦伯斯特说道，其属性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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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到，首先，这些重配都是随意的，多数出现了糟糕的组合，使得病毒繁殖能力降低。但是随机重配确实形成了变异。变异就是对可能性的探索、适应、进化。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自然选择、自然适应和自然进化的基础。那也是流感成为多变病毒的原因，总是充满惊奇，充满新奇，充满威胁：如此多的突变，如此多的重现。突变经常发生导致病毒数量不断递增，病毒的外观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每年秋天你都需要再多注射一支疫苗：今年的流感与去年的流感区别很大。基因重配使得流感病毒发生很大改观。重配带来的这些主要变革，出现了对人类具感染性却不是很熟悉的新的亚型病毒，最终导致病毒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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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都仅仅导致人类疾病。韦伯斯特指出不同的亚型病毒对不同种类的宿主有不同的亲和性。H7N7在马群中传播很快。1961年南非出现的死燕鸥感染的是H5N3。只有携带H1、H2或H3的血凝集素的亚型病毒才会导致人类流感的流行，因为只有这些类型的病毒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特别快。猪是人类及鸟类之间传染禽流感的中间媒介，因此猪既感染了人类亚型病毒又感染了鸟类的亚型病毒。当一头猪同时感染了两种病毒（一种适应人类，另一种适应鸟类），那么这两种病毒之间就会出现重配。尽管野生水禽被认为是所有流感的本源，但是病毒已经在猪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进行了重配（鹌鹑也常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等传染到人类的时候，病毒已经整合了H1、H2或H3外加其他10种必要蛋白，有些病毒就是从这种或是那种禽流感或是猪流感中借用的。其他带有H7、H5的亚型病毒偶尔会“试图”攻击人，韦伯斯特说道。到目前为止，所有病例都表明人感染的流感发作起来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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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传染给人类，”韦伯斯特说道，“但他们并不具备传播性。”不会出现人传染人的情况。他们可能会使家禽大量死亡，传遍整个羊群，但是人类打喷嚏时不会传播。（鸟类之间传播流感主要是胃肠感染，借由粪口途径传播；一只生病的鸟将带有病毒的粪便排泄到窝里，或是谷仓前的空场地上，或是湖水里，或是河口处，另一只鸟在啄食或是在水里找东西吃的时候将其捡食。这可能就是南非燕鸥和澳大利亚海鸥遭遇病毒的方式。）那么你也曾处理过鸡，或是屠杀过鸭子，因此也受到感染。这多变的病毒群不断重配，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会发生变化。结果，“此时，根本不可能，”韦伯斯特说道，“预测到下一次会是哪种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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