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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时期，没有人知道什么引起了大流行（尽管有很多种猜测）。没人能找到这应受惩罚的疾病，没有人能看到它，没有人可以说出它或是了解它，因为当时病毒学刚刚开始出现。病毒分离技术还没有形成，电子显微镜也没发明出来。引发1918年流行病的病毒直到2005年才被确认是H1N1的变体。在这个过程的几十年中还出现了其他的流感大流行，其中就包括1957年的那一次，导致大约200万人死亡。另一次是1968年，被称为香港流感（因其暴发地得名），导致100万人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科学家们公认流感是一种颇为神秘的物群，具有高度多样化，有各种能力传染猪、马、白鼬、猫、家鸭、鸡和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流感是如何在野外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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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人畜共患病吗？它们有传播源头吗？1961年时出现了一条线索，人们发现在南非死亡的大量燕鸥（Sterna hirundo，一种海鸟）带有流感病毒。如果是流感病毒致其死亡，那么根据定义燕鸥就不是传播源头；但是也许燕鸥的生活史中接触过传播源头。之后不久，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年青生物学家和一位澳大利亚的生物化学家一起外出散步，他们沿着新南威尔士海岸行走时看到了一些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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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是好朋友，都喜欢户外活动。实际上，沙滩散步只是他们垂钓旅行的一部分。这位新西兰人是罗伯特·G·韦伯斯特（Robert G. Webster），为了完成其博士学位迁居到澳大利亚。那位澳大利亚人是威廉姆·格雷姆·拉威尔（William Graeme Laver），在墨尔本和伦敦完成学业，之后在麦克法伦·伯内特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拉威尔是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人，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和妻子开车回到了澳大利亚，而没选择乘坐飞机。几年之后他和韦伯斯特才有了这次历史性的散步，发现了散落在沙滩上曳尾鹱（另外一种海鸟，属puffinus palificus）的尸体，并且开始思考（此时他们的脑子里还想着南非的燕鸥），这些鸟是否也是流感致死的呢。拉威尔几近兴高采烈地建议，到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为一些鸟类取样，以测定当地的鸟类是否携带流感病毒。没有人认为大堡礁正是流感的发源地。他们两个人可能只是钓钓鱼，晒晒太阳，享受这清澈碧绿的海水，之后再去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拉威尔问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老板，是否可以出钱资助韦伯斯特和他进行这项研究。他老板回答到：“你一定是产生了幻觉，不要想着我的钱，不要打我钱的主意，你不能打我钱的主意。”因此，他们向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一位信任他们的官员给了他们500美元，在当时这笔钱确实不是笔小数目。拉威尔和韦伯斯特到了一个叫泰伦岛的地方，距昆士兰海岸线50海里远。他俩最终在曳尾鹱身上找到了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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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流感，在野生迁徙鸟类身上找到这种与人类流感有关的流感病毒。”罗伯特·韦伯斯特在40年后告诉我这件事。对于这件事，韦伯斯特很少在科学文献中提及，但我们谈话时他又详细地讲述了一下：确实如此，在我的帮助下，格雷姆·拉威尔发现了水鸟是流感的传播宿主。拉威尔现已离世，但是韦伯斯特博士仍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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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罗伯特·韦伯斯特可以说是世界上知名的研究流感的科学家。他出生在新西兰的一座农场，研究微生物学，在堪培拉拿到博士学位后，与拉威尔一起工作，一起休闲。韦伯斯特1969年移居美国，在孟菲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工作，之后就长期居住在那儿（当然不包括他经常出差的时间）。我见到他时，他已快80岁了，但仍坚持工作，身体依然健硕，仍然奋战在流感研究的最前沿，每天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病毒信息做出回复。在医院的自助餐厅，他给我买了一杯浓咖啡，之后我们来到圣犹大一幢气派的大楼中，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的楼上。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条装裱好的鱼（一条绿色的石斑鱼，一条漂亮的红色鲷鱼），好像是向格雷姆·拉威尔表示敬意。有一种东西使得流感具有不确定性，韦伯斯特说道，其属性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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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到，首先，这些重配都是随意的，多数出现了糟糕的组合，使得病毒繁殖能力降低。但是随机重配确实形成了变异。变异就是对可能性的探索、适应、进化。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自然选择、自然适应和自然进化的基础。那也是流感成为多变病毒的原因，总是充满惊奇，充满新奇，充满威胁：如此多的突变，如此多的重现。突变经常发生导致病毒数量不断递增，病毒的外观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每年秋天你都需要再多注射一支疫苗：今年的流感与去年的流感区别很大。基因重配使得流感病毒发生很大改观。重配带来的这些主要变革，出现了对人类具感染性却不是很熟悉的新的亚型病毒，最终导致病毒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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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都仅仅导致人类疾病。韦伯斯特指出不同的亚型病毒对不同种类的宿主有不同的亲和性。H7N7在马群中传播很快。1961年南非出现的死燕鸥感染的是H5N3。只有携带H1、H2或H3的血凝集素的亚型病毒才会导致人类流感的流行，因为只有这些类型的病毒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特别快。猪是人类及鸟类之间传染禽流感的中间媒介，因此猪既感染了人类亚型病毒又感染了鸟类的亚型病毒。当一头猪同时感染了两种病毒（一种适应人类，另一种适应鸟类），那么这两种病毒之间就会出现重配。尽管野生水禽被认为是所有流感的本源，但是病毒已经在猪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进行了重配（鹌鹑也常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等传染到人类的时候，病毒已经整合了H1、H2或H3外加其他10种必要蛋白，有些病毒就是从这种或是那种禽流感或是猪流感中借用的。其他带有H7、H5的亚型病毒偶尔会“试图”攻击人，韦伯斯特说道。到目前为止，所有病例都表明人感染的流感发作起来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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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传染给人类，”韦伯斯特说道，“但他们并不具备传播性。”不会出现人传染人的情况。他们可能会使家禽大量死亡，传遍整个羊群，但是人类打喷嚏时不会传播。（鸟类之间传播流感主要是胃肠感染，借由粪口途径传播；一只生病的鸟将带有病毒的粪便排泄到窝里，或是谷仓前的空场地上，或是湖水里，或是河口处，另一只鸟在啄食或是在水里找东西吃的时候将其捡食。这可能就是南非燕鸥和澳大利亚海鸥遭遇病毒的方式。）那么你也曾处理过鸡，或是屠杀过鸭子，因此也受到感染。这多变的病毒群不断重配，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会发生变化。结果，“此时，根本不可能，”韦伯斯特说道，“预测到下一次会是哪种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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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还是值得提防的。有个关于H5N1的例证，就是我们熟知的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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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韦伯斯特在应对这种可怕的亚型病毒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7年5月，一位3岁的男孩在香港死于流感，在其气管处抽样检查时发现了病毒。香港实验室的科学家没能确认这种病毒。之后男孩的一些病毒样本被送到了疾控中心，但是没有人能确定是何种病毒。当时一位荷兰科学家正在香港做访问，他获得了一点病毒，回到家之后立即对其进行研究。哦，我的天啊！这位荷兰科学家告知他的国外同事这种病毒像是H5，一种禽流感。“我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可能，”韦伯斯特回忆道，“因为H5是不会传染给人类的。我们认为是个错误。”它不是错误。值得警惕的是，这是首个被记录的纯鸟类流感病毒（不存在有重配引起的人流感病毒）的病例。11月份又出现了三例病例，这次韦伯斯特自己坐飞机到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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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医疗紧急事故出现在1997年，很不是时候，当时香港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政治过渡：由英国殖民地过渡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公共机构尚不稳定，管理及人员不断变化，罗伯特·韦伯斯特发现香港大学的流感专家都不在岗。仍有更多的人感染病例出现，到年底时已达到18人，致死率为33%。这种亚型禽流感是高致命性的。但是它是怎么进行传播的呢？没有人追踪过它的起源，更别说研究它是否会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了。“因此，我召集了在太平洋附近我培养的博士后们，”韦伯斯特说道，“告诉他们都到香港去。三天之内，我们在活禽市场找到了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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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始。香港官员下令捕杀所有家禽（150万只）和关闭活禽市场，从而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感染病例，香港没有，其他任何地方也都没有。但这种恶劣的新病毒没有被根除，而是在中国沿海省份的鸭子间悄悄地传播。当地农村许多人会养鸭子，白天的时候会把它们放出去到稻田里找吃的。在这种情况下病毒很难被跟踪，更难消除，因为被感染鸭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鸭子就是特洛伊木马，”韦伯斯特告诉我。他的意思是，危险就这样秘密地潜伏着。野鸭可能会飞到你的稻田中，携带着病毒，污染了水，结果导致家鸭受感染。你的鸭子会显得很好，但是当你的儿子把他们带回家，在他们的小屋过夜，鸭子可能感染你的鸡。不久，你的鸡，你的儿子也会死于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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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是特洛伊木马，”他重复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生动而清晰，我还在他发表的一些作品中看到过这种说法。但今天他更具体：绿头鸭和针尾鸭。对于不同种类的鸟类这种病毒的致病性明显不同。“这取决于物种，”韦伯说，“一些鸭类死亡。斑头雁死了。天鹅死了。但是野鸭，特别是针尾鸭，会携带、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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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在香港首次暴发的H5N1又回来了，一个家庭中有三人感染，两名死亡。正如我前面所述，这发生在“非典”第一声警报响起的时候，使确定病毒身份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大约在同一时间，H5N1病毒开始出现在了家禽身上，范围涉及韩国、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造成许多鸡和至少几人死亡。它还随野生鸟类旅行到了距香港西北1 300英里的位于中国西部的青海湖，青海湖也成了流感传播的场所，韦伯斯特暗指他提到的斑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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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是迁徙水鸟的一个重要的繁殖地，水鸟的迁徙路径各不相同，它们从那儿飞到印度、西伯利亚和东南亚。2005年4月和5月，在青海湖有6 000只鸟死于H5N1病毒。第一个受到感染的动物是斑头雁，但是这种疾病还袭击了赤麻鸭、普通鸬鹚和两种海鸥。相对于它们的体重，斑头雁的翅膀比体型更大，能很好地适应高原气候，在高海拔地区自由飞翔。它们在青藏高原筑巢。它们会迁徙越过喜马拉雅山。它们传播了H5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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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概，”韦伯斯特告诉我，“野生鸟类携带它向西到了印度、非洲、欧洲等。”例如，2006年时到了埃及，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问题。“在埃及病毒无处不在。遍及商业家禽，遍及鸭群。”埃及卫生当局尝试给他们的家禽接种疫苗，疫苗进口自亚洲，但并未见到效果。“但令人惊讶的是，人感染病例不见增多。”在埃及受感染的人数足够高：2011年8月，确诊151例，其中52例死亡。自1997年以来，H5N1病毒出现后，世界上已知的人类禽流感病例中，这些数字超过了四分之一，死亡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事实：埃及的病例几乎没有是人际传播的。那些不幸的埃及病人似乎都是直接从鸟类获得病毒。这表明该病毒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实现人传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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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伯特·韦伯斯特的说法，这一情况的两个方面是危险的。首先，埃及，考虑到其当前的政治动荡和不确定性，一旦流感暴发将可能无法阻止禽流感的传播。他担忧的第二点与全球流感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看法一致：流感具有变异性，且人与受感染的鸟类接触时，病毒可能会偶然发现一种遗传配置使其在人际间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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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H5N1病毒在世界上存在，”韦伯斯特说，“就有暴发灾难的可能性。这是H5N1的真实情况。只要它传到了人群中，理论上它就有可能获得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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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空中传播的病毒一样，这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容易讲述的。大多数人不熟悉“人畜共患”这个词，但他们听说过SARS、西尼罗河病毒和禽流感。他们知道有人挨过了莱姆病，有人死于艾滋病。他们听说过埃博拉病毒，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病毒（尽管他们可能将其与大肠杆菌混淆，大肠杆菌就是如果你吃错了菠菜也会使你丧命的一种细菌）。他们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也会担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兴趣考虑很多科学细节。根据经验我可以说，有些人，如果他们听说你写一本关于这些事（关于可怕的疾病，关于致命病毒，关于大流行）的书，他们会请你直接切入正题，他们会问：“我们都会死吗？”我毫无办法只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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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都要死了。是的。我们都要纳税，我们终有一死。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死于一些更常见的病毒而非最近出现在鸭或黑猩猩或蝙蝠身上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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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畜共患病带来的危险是真实的，严重的，其不确定性程度也很高。罗伯特·韦伯斯特痛苦地告诉我，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性质和时间是毫无希望的。在那个系统中，很多的因素都是任意变化的，或者几乎都是随机的。就现在所有的疾病而言，预测仅是一个根据不足的命题，更有可能产生虚假的信心而非可信的信息。我已经询问过韦伯斯特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的疾病科学家，包括一些研究SARS、埃博拉病毒、蝙蝠携带的病毒、艾滋病病毒、病毒进化的专家，同样的两个问题：（1）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新的疾病，毒性十足且传播性强，从而导致流感大流行，其规模会达到艾滋病或1918年流感那样大，最终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吗？（2）如果是这样，那这种大暴发会是什么样子，从何而来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人说也许会发生，有人说很可能发生。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他们的答案主要集中在核糖核酸病毒上，特别是那些贮存宿主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病毒。他们中没有一个对上述各项有争议，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下一次大流行的话，它将会是人畜共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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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文献中，你发现大致相同的警告，也是非官方的推测。一位名叫唐纳德·S·伯克（Donald S. Burke）的德高望重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现任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学院院长，早在1997年就曾做过报告（后来出版），报告中他列出了标准，暗示某些种类的病毒最有可能导致一个新的大流行。“第一个标准是最明显的：人类历史上近期的流行病，”伯克告诉他的听众。这指向其他病毒中的正黏液病毒（包括流感）和逆转录病毒（包括HIVs）等。“第二个标准是，有能力证明在非人类的动物种群中造成重大疫病。”这将再次关注正黏液病毒，还有副黏病毒家族，如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冠状病毒，再如，后来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非典”病毒。伯克的第三个准则是“内在进化”，意思是准备变异和再组合（重组），“一个病毒可能进入并在人群中造成流行”。他又以正黏液病毒、逆转录病毒、冠状病毒为例。“其中一些病毒，”他警告称，并特别指出冠状病毒，“应该被认为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这些都是病毒具有高进化性并已证明有能力引发动物种群的流行病。”回想起来这是有趣的，因为“非典”疫情发生六年前，他已经成功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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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伯克告诉我：“我侥幸猜测中了。”他谦虚地大笑了一声，然后补充说，“预测”一词用在他一直在做的事显得过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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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相信其他人活着一样，唐纳德·伯克这个说法是可以信任的。但精确预测是有难度的，但这不应使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准备不足，并且对新出现和再次出现的人畜共患病认为是宿命。不能这样。正如伯克所说，应该用实际行动替代预言，“提高科学依据来改善预备状态”。“科学依据”，他的意思是要明白应该关注哪个病毒组，现场功能指的是可以在遥远地方在溢出效应转变为区域性暴发之前将其检测出来，组织能力是指在控制疫情大流行之前就能控制其大暴发。除此之外，实验室工具和技巧迅速识别已知的病毒，尽快确定病毒的特性，迅速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如果我们不能预测即将到来的流感大流行或其他任何新病毒，我们至少可以保持警惕；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快速反应，我们可以以巧妙的方法和高度发达科学知识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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