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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让人愿意在一个领域冒险，而不愿意在其他领域冒险呢？恩尔克·韦伯及同事的发现用事实证明了：风险承担者对风险的负面感知较少，对利益的感知则更积极。 这项关于对跳伞者、赌徒、烟民和股票交易员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研究显示，冒险者不会比那群有着健康风险控制意识的健身会员更爱冒险。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承担风险方面获利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承担了其他人避免的风险，并且只承担了一种风险，而不是另一种风险。同样，与常识相反，当对待一大笔可能的经济损失时，企业家并不会比其他人更宽容、更爱冒险。他们更加坚信一切都会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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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抱有和男性类似的冒险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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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一般都不愿意承担风险。 乍一看，这似乎不符合人们固有的观念。然而，《孤注一掷》的作者拉尔夫·凯斯在广泛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对风险的看法后，也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其中一位受访者是“钢丝人”菲利普·珀蒂，他因能在双子塔间四分之一英里高的钢丝上行走而举世闻名。然而，菲利普·珀蒂断然地将自己描述为“绝对的反面”，并且坚持宣称“绝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 这使我想起了最近和孩子一起看过的一场奢华的魔术表演。其中最后一幕很惊悚：一个逃脱大师戴上手铐，头朝下，被锁在一个装满冷水的玻璃水箱里，只有一个发夹能帮他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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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舒适的座位上站起来，不以为然地看着整个过程。虽然节目主持人强调逃脱大师的处境极端危险，但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在剧场里目睹一个人在舞台上溺水身亡的场景。那天下午只要出现一点儿危险的可能，父母就会急匆匆地用手遮住孩子的眼睛。这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原则，即风险是在旁观者——我父亲、姐姐的眼里。再比如，我在存储食品和选购食材时对健康和安全毫不在乎的态度，肯定会引起宾客的恐惧。在他们眼里，这种情况是存在风险的。就像好心的客人问“你用哪个砧板切肉呢”这样的问题时，你总会看到客人流露出茫然无知的眼神。但我们没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用切生鸡肉的砧板切蔬菜时正面临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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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意识到，“特定情况下的风险，其本质上是主观的，因人而异”。 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去评估风险的“客观”特征，然后从一个人的决定推测出他或她对风险的偏好。这再次与拉尔夫·凯斯的结论产生共鸣。他不止一次地写道：“我发现，更仔细的观察表明，那些明显冒着巨大风险的人实际上并不偏好风险。” 他还问道：“如果冒险必须搭上你并不珍惜的生命，你还会去冒险吗？”这个反问句直截了当地突出了人们在感知潜在收益和损失时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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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冒险行为丰富多彩，导致其在感知风险和利益时的主观性对理解性别差异同样至关重要。恩尔克·韦伯及其同事发现，与很多人的设想相反，女性其实抱有和男性类似的冒险态度。那些对风险和利益有相同主观感知的人，去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均等的。男人和女人有时在冒险倾向上的确会有分歧，那也是因为他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不同。 那么男性天生就会更积极地感知风险，从而更倾向于接受风险吗？我们在更仔细地观察男女承担风险方面的性别差异这一实际模式后，揭示出了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从而解释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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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越多，越不敢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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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型的元分析跨越了从童年中期到成年五个不同的年龄组，研究员们整理研究了女性或是男性在不同领域的风险倾向差异（如假设的选择、饮酒、吸毒、性行为和驾车）。这一分析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它确实得出了一个结论：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更爱冒险。但大约一半的差异是非常适中的，有20%的案例甚至还跑“错”了方向（也就是说，女性更爱冒险）。元分析还揭示出了根据年龄段和风险种类而不同的变化模式。比如，针对18—20岁的青年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男性更容易喝酒、吸毒和进行有风险的性行为。但对老年人来说，这种性别差异几乎完全相反。另外，年龄对性别差异的影响也没有明显的套路。令人惊讶的是，如果冒险的进化是为了提高生殖成功率，那么在青春期后，你大概会期待两性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差异。研究人员因此总结道：有证据表明，“冒险……似乎并不是以一种简单或恒定的方式，在不同的年龄或环境中表现出来”。 因此，将冒险视为一个男性特征的传统观点需要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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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只在有些领域更青睐冒险。这就引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人们下个床或不小心吞下牙签都可能会死掉。研究员必须决定他们要调查的风险种类是什么。在我们的思维里，冒险和男子气概密切相关。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不适宜调查的问题。比如，危险的啦啦队运动，骑着马在田野上奔驰，或宾戈游戏，这些出人意料的危险活动又如何呢？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经济学家朱莉· 纳尔逊指出，尽管女性通常也会冒险，但其冒险行为似乎常常会被研究雷达忽略掉。 比如，离婚率徘徊在接近50%的水平时，孩子的到来意味着你要承担辞职或减少工作量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风险。离婚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情感上都是一种冒险。或者约会可能会以女人被性侵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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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怀孕致死的风险可能是跳伞的20倍。 像女人只是在早上穿着高跟鞋滑了一下，都有可能增加慢性疼痛的风险，带来不可逆的腿部肌腱损伤、膝盖的骨关节炎、足底筋膜炎、坐骨神经痛 和表现在你脸上 的痛苦和窘状。以上并不是在说，所有针对冒险性别差异的现有评估均没有提供信息，没意思且无效。然而，这一切都含蓄地反映出，按性别假设的冒险是什么。如果研究人员的问卷调查能提供更多的选项，比如，你有多大的可能，为了一个重要的晚宴去烤好一个很美味却很难做的蛋奶酥？你有多大的可能，冒着被那些讨厌女人的男人反击的风险，写一篇包含女性主义观点的文章？你又有多大的可能，经过培训能从事一项收入丰厚的职业，而那也意味着你很可能会遭受性歧视和性骚扰？那么冒险所反馈的性别差异很可能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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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针对冒险是男性特征的观点，已经有了记录在案的反例。大量研究已经发现，女性至少和男性一样愿意承担社会风险（比如，承认其品位不同于朋友，或在重大问题上有别于父亲）。 研究也发现，女性在固定成本小、赚钱机会少的情况下，比男性更愿意冒险一试（比如，试图把已经写好的剧本卖给好莱坞工作室，或给一个宣称第12个打进电话的人会有现金奖励的电台打电话）。 为什么两性在某些领域对风险和收益的看法明显不同呢？答案显而易见。实际上，有些活动——比如，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或酗酒，对女性而言可能更有风险。研究还发现，人们对特定领域的知识和熟悉程度降低了对风险的看法。 因此，男性就很可能对一些调查中常见的高风险活动（比如，体育博彩、金融投资和骑摩托车）了解到更多知识或者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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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更能感知到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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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两性选择存在不同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种种“不守规矩的行为”。比如，哈佛大学的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所说的“愿望、体验、身体状态、对现有角色和规范的反应、价值观、判断、情感、动机、信念、奇思妙想”。 因此，卡斯·桑斯坦认为，当我们做出选择时，不仅对物质收益和成本非常敏感，而且对一个特殊选择可能会带来的自我观念和声誉产生的无形影响同样也很敏感。在一个性别化的世界里，这些影响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存在差异不可避免（比如，请回忆第二章，特里·康利及同事的研究就揭示了不同的预期性快感和随意性行为的名誉成本）。一项针对人们从技术、生活方式和环境危害（如核能、吸烟和臭氧消耗）中感知到的风险的研究备受关注。这些研究常常会发现，女性在自己、家人和社会危害方面都能感知到更高风险。 比如，詹姆斯·弗林及其他同事在调查了1500多个美国家庭后发现，平均说来，女性能感知的风险更高。 “睾酮是王道”理论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作为抚养宝贵后代的女性，已经进化到会更加注意针对身体健康的威胁。然而，詹姆斯·弗林及同事根据种族和性别细分样本发现，一个亚群体脱颖而出。比起其他民族（包括非白种人的男性），社会在白种人男性看来，似乎特别安全；初步观察得出结论：这似乎是性别差异，但事实却是白种人男性和其他所有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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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林及同事后来证实，十分不在乎风险是白种人男性的特质。作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回应，目前有个主流建议，即“核实你的特权”。那些人愿意比别人花更多时间去完成一项任务。他们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富有，且政治保守，更信任当局和政府，拥有反对“权力属于人民”的世界观。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通过利用美国很多其他样本，复制了这个所谓的“白种人男性效应”，并且把“‘白种人男性效应’的影响不太大”解释成“白种人等级和个体男性效应”。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男人可能会赞同的说法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推动平等权利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当今社会产生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传统家庭越来越少了的原因，以及可能不一致的说法：有时候，政府需要制定法律，以防止人们自我伤害；社会有责任确保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这样做可能会更容易、更快速地勾勒出格伦·贝克（美国保守派名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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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倾向更多的是主观认知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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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最近在社会和性别更平等的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并没有发现“白种人男性效应”的存在。这项针对近1500户家庭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一切都是平等的，这和调查1500多个美国家庭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瑞典的男性和女性对生活方式、环境、技术、健康和社会风险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与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被剥夺公民选举权、遭受社会歧视的居民相比，瑞典本地人感知的风险较低，而这取代了“白种人男性效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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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了解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何影响人们感知风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经常把他们的感觉作为权衡风险和收益的依据。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态度越积极——无论是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疫苗还是堕胎——我们就越倾向于将风险降到最低，并发挥其功效。相反，如果我们对活动或危险感到反感，就会倾向于判断高风险和低收益。 风险来源中，政治世界观是强烈情感的有力来源，它可能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和地位来看待风险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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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之所以白种人男性觉得这世上入目所见的风险更小，是因为他们创造、管理、掌控世界，并从中获利颇多。而女性和非白种人的男性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危险些，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又或者是由于技术和当局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他们获利更少，并且无权无势，也控制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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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通过有趣的数据巧妙地展示了出来。受到朱莉·纳尔逊观点的启发，我们应该去思考风险，思考男性。当被问及高税收给人类健康、安全或繁荣带来的风险时，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丹·卡亨表示，现在轮到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男性乐观了。他指出，这很好地阐释了朱莉·纳尔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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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在一些未经检验的前提下，证实了男性比女性更具风险耐受力。所谓的“风险”也不包括吓掉白种人男性裤子的事情（或至少是等级森严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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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白种人男性效应”和瑞典的两性对风险的类似感知均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造成风险认识性别差异的原因是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经历，而不是某些生物学上持久的生理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恰如我们先前提到的，正是这些主观感知导致了冒险倾向上的性别差异。有观点认为，女性已经进化到能轻易感知更大的健康风险的程度，这在直觉上是可信的，但似乎又是完全错误的。正如第一个发现“白种人男性效应”的研究员所言：“生物因素应该不仅适用于非白种人的男性和女性，还应适用于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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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社会身份包含一系列的因素，比如，社会规范。卡斯·桑斯坦强调，这些规范在我们作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心理学家凯瑟琳·罗恩和凯斯林·沃斯已经搜集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人们有时会克服强烈的偏好去规避风险以便与他人“和谐相处”，除了社会预期的行为（如酗酒、吸毒、性和暴力）。 当然，性别是一种分别适用于男性和女性的内涵丰富的规范。相比之下，有些行为被更强烈地寄望于某一种性别特有的，其他行为则会受到更强烈的谴责。 比如，相比男人，社会规范更期望女人“很友好”。当女人在工作中违背了这个规范，比如，表现得盛气凌人或要求升职加薪，那么，她们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对，那些人不愿意再和她们一起工作，也不那么喜欢她们了。 这就意味着，男人“更容易兴致勃勃地为他们的起薪讨价还价” 这一说法需要得到解释。果真如此，那是否真的因为女人从本质上就是讨厌风险的，或女人没那么在乎金钱呢？又或是由于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饶有兴趣地讨价还价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女性规范，所以女人从直觉上就能准确地判断，这么做不太有利于风险和收益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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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一个观点，研究已经发现，在谈判涨薪水时（在实验室工作中），女人为了保持礼貌规范，可以用完全相同的行为表达“询问”而不是谈判，这样做绝对能减少性别差异。正如作者所说，“谈判这个词不是一个中性词”。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观点，女人违反了某些规范会得到同样的好处吗？一项研究发现，尽管从MBA毕业的顶尖女学生也会和她们的男同学一样，为起薪讨价还价，但是，她们所获得的报酬就要少一些。 可以想像，那些女性以后应该不太可能去讨价还价了吧。但之所以不愿意冒险去提，是因为她们预料到冒险不会有多少成效。埃克塞特大学的心理学家米歇尔·瑞恩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调查了800多名经理后发现，平均来看，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为事业做出牺牲，也不愿意为了工作进步而冒险。经仔细观察这一现象后得出的结论是：女人倾向于认为，冒险和牺牲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更少，并不是因为她们没男人那么有进取心。这样一来，她们对成功的期待值就会更低，行业榜样也会更少，得到的支持也会更少，而且也不太相信所属组织是精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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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冒险，女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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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领域，性别规范会更青睐于让男性去冒险。甚至冒险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气概，也被看成是男性的一种重要品质。相比女性，这种品质对男性来说更加重要。 这就意味着冒险除了能带来物质财富，也许还会带来更大的名誉、利益或更小的成本。而当风险决策达不到预期目的时，这些打破僵化形象的女领导便会受到比男人更严厉的指责。 在此强调一下卡斯·桑斯坦认为“不守规矩的行为”的重要性，男性和女性似乎都会对其冒险行为被他人感知到的文化信息做出回应。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单身男性展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女性觉得伙伴的冒险根本没有魅力。之后，在一项女实验员管理的工作中，这位男士做出了一个不那么冒险的选择。而这位女实验员可以和那些读过陈腔滥调的文章的人作对比。 或者再考虑一下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年轻男女的研究。该研究认为他们都在玩冒险游戏，要么私底下玩儿，要么其行为被一个很有魅力的异性看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理想的女性形象肯定多是那些“胆怯、保守、害羞、听话、不自信、谦虚、细心、有礼貌，最重要的是贞洁的人，而非冒险的人”。 与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相比，中国女人也会趁男人不注意时像男人一样去冒险。但根据性别规范，男人认为，当其正被有吸引力的异性注意时，会增加风险行为，而女人则会降低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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