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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那个疯狂圣诞节的前夕，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拉里萨·沃特斯公开支持反对性别化玩具营销的运动，使自己卷入了这场辩论的旋涡中心。 拉里萨·沃特斯不同寻常颇为深入地指出：“孩子的想象力不应该被老套的性别歧视束缚。”她认为，这些“过时的思想一直提倡的是男女不平等，从而导致出现诸如家庭暴力和性别工资差异这类非常严重的问题”。 拉里萨·沃特斯及时提醒了我们，把性别辩论当作“精神”，或许就如同把太阳表面形容成“温暖”一样荒谬。然而，拉里萨·沃特斯因此受到从头版头条到特别高的政治办公室的诋毁。澳大利亚的《每日电讯报》在封面头条上宣布“绿党对芭比娃娃宣战”，副标题指出绿党所谓的证据丧心病狂——“现在，他们真的把孩子气的玩具变成了家庭暴力。”——旁边的配图则是把拉里萨·沃特斯的头和一个绿党男议员的头，合成到芭比娃娃和特种兵的尸体上。 著名的澳大利亚儿童心理学家马克·卡·格雷格评论说：“这些性别差异化是硬扯上关联的。”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以任何方式证明玩具与家庭暴力有关都太过分了，这是对常识的致命一击。” 一位自由党参议员认为，拉里萨·沃特斯一定是“喝了太多的圣诞蛋奶酒，才想出了这样的馊主意”。 从电台访谈的评论来看，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也对很多人说道，他不相信“这种政治的正确性”，并建议“让男孩成为男孩样儿，女孩成为女孩样儿——这是我一直信奉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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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性别化玩具营销的理由则有：“游戏元素偏好”、“基本深刻的差异”、“硬连接”、“那些XX和XY的染色体”、“根据性别定制”、“多亏有性别多样化”、“让男孩成为男孩样儿，女孩成为女孩样儿”。假设男孩儿普遍生来就受到“男孩儿玩具”的吸引，是因为男孩儿生来就渴望冒险，争强好胜，占据上风并且掌控世界——这是他们进化的、不朽的、生物本质的天性。女孩儿会无法抗拒地被“女孩儿玩具”吸引，同样是因为她们的天性就是喜欢照顾他人，希望外貌足够有吸引力。那直接反映和回应那些本性差异化营销又有什么问题呢？究竟忽略性别差异只是为了政治正确的营销，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接下来呢？难道那些广告想把曲棍球棒卖给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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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婴幼儿在玩具选择上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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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降临人世，每个人从稚嫩的两岁开始，就学会了要和同龄人的行为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其他类人猿，也不会如此程度地模仿同类。 显然，这是一种从我们的社会群体中向他人学习的适应性。而且我们的目标是学习那些有声望的、成功的，或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寻找认同感，从他们身上学习、内化并且得出我们对文化规范的理解。 性别结构渗透到这份文化遗传的方方面面。它们不是由怀疑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性别学者创造的模棱两可的概念；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每一个新生儿都继承了性别结构中作为其发展体系的必要部分：刻板的性别印象、意识形态、角色、规范和等级制度。这一切都由父母、同辈、老师、衣着、语言、媒体、角色榜样、组织、学校、机构、社会不平等，当然，还有玩具，代代相传。 本章一开始，我们就很熟悉“睾酮是王道”理论中关于“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的概念：粉色和蓝色反映出“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的不同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激素引起的。据此观点，性别化玩具营销的捍卫者经常会说，那些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CAH）的女孩，喜好偏男性化。从第四章中我们得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是指在子宫内产生高水平的雄性激素。此处，我们差几步就可以得出结论：性别不平等是自然所赐，无可避免的。但因为“睾酮是王道”的观点已经破灭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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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男婴和女婴的大脑在一岁左右时被调试到了不同的生命频道。比如，刚出生的女孩和男孩在总体上很相似，都会发现人脸和手机很有趣。尽管剑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两性在统计数据上有显著差异，但即使忽略这个广为报道的研究方式中的重要缺陷，其呈现出的性别差异也不会令你印象深刻。该研究表明，实验过程中，男孩有46%的时间会盯着人脸看，女孩则是49%的时间；男孩有52%的时间会盯着手机看，女孩则是41%的时间。一项更好的对照研究发现，四五个月后，男孩和女孩都喜欢看人而不是物体，并且其关注程度是一样的。 在两岁左右男孩和女孩的差异似乎就显现了出来，但仍相当微妙。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分别测算了100名两岁的孩子玩洋娃娃和玩卡车（包括其他玩具）的时间，以及他们照顾或操控玩具的频率。研究中，分别随机抽取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前者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比后者玩得更“女孩儿气”（或没有“男孩儿气”），这包括他们玩的玩具，以及他们玩玩具的方式。 有时，这个年龄的孩子会更喜欢玩那些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玩具，而不是那些“为他们”定制的玩具。比如，在一项研究中，14个月大的男婴花在茶具上的时间，是花在卡车、火车、摩托车上时间总和的两倍（而女孩花在这些“男孩玩具”上的时间，和花在洋娃娃上的时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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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童期玩具性别差异会变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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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从婴幼儿玩具偏好性别差异不明显，发展到儿童玩具偏好差异会更典型、更稳固呢？根据文化进化论者、发展心理学家的建议，可以把小孩描述成“性别侦探”。 孩子们会意识到性别是我们划分社会的主要方式，因而他们被驱使学习男性和女性的定义。大约两到三岁时，一旦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别，这些信息就变成了激励因素，孩子们开始“自我社交”，这有时会让信奉女权主义的父母懊恼不已。这可能不是巧合，在这一时期，许多男孩儿开始避开粉色，而许多女孩儿开始痴迷粉色。 只有在3岁时，当孩子们面对其他孩子给出的新奇、中性的玩具和提倡的活动时，才会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偏好”。 事实上，最近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梅丽莎·海恩斯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患有CAH的女孩儿更喜欢玩男孩儿气的游戏，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比其他孩子受性别标签和性别角色的影响更小。 在4—11岁的对照组的女孩和没有患上CAH的男孩中，研究人员模拟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结果，如果明示或暗示中性玩具是“为他们”定制的，那么这些孩子大约会多出20%—30%的比例更喜欢中性玩具。 对比之下，那些直接“为女孩”定制的玩具，比如木琴和气球，对CAH女孩毫无影响，尽管她们也知道那些玩具都是为她们专门定制的。想想女性身份在社会生活中不那么安全，这便说得通了。 我在之前出版的那本《性别的错觉》中指出，研究CAH女孩采用的方式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实际上，这些女孩不会被不明身份的特质所吸引。这些特质是“男孩玩具”内在固有的，会吸引她们“男性化”的大脑。无论她们处于哪个特定时间、地点和文化，这种做法肯定更有助于识别出她们，而非那些没有参与男性活动的女孩。 瑞贝卡·乔丹·杨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想要了解这些女孩更男性化的偏好，我们必须考虑性心理影响的条件：女孩生来就有非典型的或男性化的生殖器，经常接受密集的医学和精神病学观察或干预，并且其生理特征与女性魅力文化的理想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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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其他新奇、中性的物品一样，孩子们对反性别化玩具的兴趣会因模仿同性伙伴的举动而激活。 近来更多证据指向了无处不在的性别颜色编码的影响。心理学家王雯（音译）和梅丽莎·海恩斯一起比较了男孩和女孩玩火车和洋娃娃的时间。第一个比较的年龄段是20个月到40个月大的幼儿，第二个比较的年龄段是半年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年龄段，女孩玩火车的时间都要比玩洋娃娃的时间长。（比起做机械工程师这个更好一些的职业，把儿童保育员“自然而然”纳入女性职业，这其中的内涵你只要想一想，就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研究员的主要兴趣是，孩子有没有受到玩具颜色的影响。你瞧，比起性别化颜色的玩具，孩子在看到粉色的火车和蓝色的洋娃娃时，所体现出的玩具性别差异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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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稍大一些的同龄男孩和女孩在玩蓝色火车和粉色洋娃娃的时间上，表现出由小到大的差异；在玩粉色火车或蓝色洋娃娃的时间上，表现出很小的差异，甚至在统计学上不易察觉。 如果有差异，那么，无论是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激素或生物性别的其他方面，男孩和女孩最初相似的玩具偏好以及其他可能的解释，对“睾酮是王道”的观点来说都是麻烦。因为人们并不期待一个根深蒂固的、进化性的特质与其自身的表现是如此的自相矛盾，或很容易就被颠覆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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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起，孩子就在现实世界遇到过无数的性别线索和暗示：广告中传递的刻板性别印象，其他人的鼓励或劝阻的话语，表达方式或身体语言，玩具店和商品包装，电影电视节目，承认社会角色的性别隔离等等。当然，这些影响不会单纯罗列在一张白纸上。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内在倾向和理解。某些影响对特定的孩子不起作用，但对其他人则不一样。有趣的是，“性别视角”更强的孩子，可能尤其容易受到老一套性别化信息的影响。 有些性别信息会反向发展，并且单一的影响都不大，但会持续累积。它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孩子们在能够坚定理解他们所属社会性别的年纪，如何在玩具偏好上产生了活跃的性别差异？性别化的发展系统已经达到了孕期激素达不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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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一结论完全符合我们的进化历程，符合女性和男性扮演的不同角色：女性照顾孩子；男性舞刀弄枪，与敌人拼杀，抢夺资源。这一常见模式在整个社会中都具有兼容性。它完美地调和了现在完全不同的事物。当然，在未来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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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环境的变化会消除生物进化而来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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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保罗·格斯菲丝的解释，即使是提高繁殖成功概率的适应性特征，在不同环境下，其形式也不同，这一点在进化生物学上已经被完全接受了。 例如，进化心理学把这一现象比作自动点唱机：各种可能的行为“曲调”已经被植入基因，哪一个会得到“发挥”，取决于周围的环境。 第六章的丽鱼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极为生动的例子。雄性想要成为“鱼王”，就需要在身体、行为和激素上依赖它的社会环境和住宅状况。给鱼缸里的鱼配一条更小的鱼，原有的鱼就会占据统治地位；一条没有繁殖领地的鱼仍会保持顺从，这意味着激素会随着社会地位而发生变化。或者再回顾一下第一章中的雌性灌木蟋蟀，它们会在情势不利时争夺雄性营养丰富的精子包。我们再来看篱雀，它们会在众多因素中，根据其繁殖领地的偶然性决定其交配制度，其交配习惯是变化多端的。这些动物的行为似乎都相当具有适应性，但这显然不是由基因或天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例中得出一个结论：某种特定行为在某些条件下是有适应性的，但这并不代表它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会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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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适应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指我们在一个物种中看到的标准，而不考虑生态环境或社会环境吗？这些难道不应该被生物学中的遗传基因锁定，确保以后的发展吗？不一定。请回忆第四章，其中的鼠妈妈会特别疯狂地舔雄性幼仔的肛门区域。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自然选择是一个朴实的过程，的确能够依靠发育系统中稳定可靠的信息，超越其原有的基因。的确，母鼠舔肛的行为，有助于其幼仔建立某些性行为基础的适应性。保罗·格斯菲丝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恒河猴能识别情感表达，并成功躲避冲突。这些技能的发展，尽管明显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但是仍然依赖于婴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这很好，因为每一只年轻的恒河猴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经历这些，并且代代相传。保罗·格斯菲丝指出，为了发展这些能力，恒河猴需要特定的早期社会输入。他“无论如何都确信，成年恒河猴的这些能力全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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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生态、技术、社会、医学和文化改变，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约翰·杜普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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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脑发育的条件与石器时代有着显著不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过去大脑发育的结果和现在是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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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这并不是说“大脑是一张白纸，可以根据无限的可能，去适应环境变化”。它只是在发展进化历程中，郑重其事地扮演着推进的角色—“大脑是由多种或多或少稳定可靠的资源构成，包括人类文化能放心复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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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环境进行简单操作，会抹掉普遍的适应性特征吗？请思考以下这个实验。科学家选择性地培育出两组老鼠，其中一组侵略性很高，另一组侵略性很低。然后，他们把断奶后的老鼠幼仔隔离在一个环境中，由此增加了老鼠幼仔的侵略性。老鼠就是一个选择性繁殖的例子。在四周后的阶段性会面中，第一组的老鼠变得尤其好斗，而另一组的老鼠一点儿也不好斗。在这个选择性繁殖项目历经7代繁殖之后，研究员才成功培育出两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的老鼠。那组被隔离饲养的老鼠变得凶残的概率比另一组大6倍。经过39代之后，这两组老鼠的差异更大了。因此，侵略性成为对抗组老鼠所具有的一种持续的“可适应的”特质（在这里，科学家扮演着自然选择的角色，提高了非常具攻击性的老鼠的繁殖成功率）。但此处有个部分引人注目。尽管第38代的祖先遗传了侵略性，但如果把第39代老鼠幼仔放在不同于祖先的环境中，和其他老鼠待在一起，而不再被孤立，那么它们就会变得和另一组温和的老鼠一样，没有攻击性了。 可见，成长环境中一个简单而关键的变化就可以消除了一个典型的“适应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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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另一个实验：科学家把雄性老鼠单独和幼仔关在一个笼子里，看看又会发生什么呢？不久，你就会看到雄性在“抚育”幼仔方面采取了跟雌性一样的方式。 这也就说明雄性老鼠遵循了女权主义而没有遵循生殖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雄性老鼠发育系统的一个可靠特征是：一只雌性老鼠在养育幼仔。那么，在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科学家通过这项简单的实验掀起了第一波啮齿动物的女权主义运动。这可能会让一些过度疲劳的母亲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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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根据普遍原则，产生精子的人不能决定为人父母的职责由谁担负。老鼠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由于物物交换的平衡使得雌性更适合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这会诱导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男性因为其性别特点，天生就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我们也可能认为，通过生殖选择，男性失去了或从未获得成为父亲的生物能力，这个能力并非“存在”于他们的基因、激素或神经脑回路上，也不是他们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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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子不管看起来多么令人惊讶，都与现代进化思维完全相容——尽管与我们大多数人对适应性的思考不同。就像保罗·格斯菲丝的解释，比如，当说起孩子对玩具偏好的性别差异是“天生的”，我们就经常会把三个各不相同的假设混淆成那一个词。男孩和女孩的偏好反映了一种进化适应性。这是我们认为的第一个假设。也就是说，女孩喜欢洋娃娃，是因为她们适合照顾婴儿；男孩喜欢玩具卡车，是因为他们天性爱动。同样，在你打猎时，长矛和动物也是如此。天生的某些东西是固定不变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个假设。就玩具而言，我们认为不管是女性养育孩子，还是中性营销策略，都不能消除天生的兴趣。我们能得知的第三个假设是，如果性别差异并不普遍，那么对性别化玩具的偏好，至少是针对典型的男孩和女孩的。当我们说“男孩终究是男孩”这句话时，所表达的意思也是这个。保罗·格斯菲丝说，本质主义思想引导我们，把适应性、固定性和典型性这三种生物特性捆绑在一起。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一种行为或一个特征是一种适应性，那么它也必须是固定的和典型的。相反，如果特征似乎是典型的或普遍的，那么它也必须是固定的，并且也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政治上和社会上，把“男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更高吗”和“跨越不同文化来谈，男人比女人更滥交吗”这样的科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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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性别特征和规范，不过是社会刻板印象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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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还记得我在本章开篇讲述的那个故事吗？为什么我的大儿子想要选择那把本应属于女孩儿的粉红色塑料刀呢？因为大儿子的这次意外选择，使我抛出了这个疑问——儿童玩具营销是否也要进行性别区分？一个浅显的问题却让我产生了深入思考。这个社会中，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这样的社会吗——忽略性别，真正重视平等的个人发展、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拥有安全感和尊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这些营销人员给孩子传递的信息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矛盾。正如心理学家希拉·坎宁安和尼克·麦克雷所指出的，玩具的颜色编码“似乎与当代社会的突出目标—平等主义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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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玩具营销只是发展系统中众多性别发展浪潮中的一种。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因素在制造性别不平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每一种因素的影响都是微弱的，并且由无数同类型的实例组成。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小事——比如，一个粉色衣装的洋娃娃，一个有关性别歧视的笑话，一个只招男性的专业，这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却在散发着无形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大声说出那些哪怕微不足道的性别问题。要是没人质疑这些小问题，那等它们全累积成大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尽管高层领导显然享有特别大的创造改变的权力（比如，制定目标和配额，审定薪酬等级，给予更慷慨的陪产假，消除性骚扰或重新思考媒体形象），但我们每个人也能参与其中：抱怨在洋娃娃货架上标明“女孩儿专用”，反对在科学工具包上标明“男孩儿专用”；申请为妇女的成就提供现金奖励；甚至要一把“不符合性别”颜色的塑料刀。如何通过努力和金钱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又应该如何管理？这些当然是需要讨论的合法问题。当有人有勇气为男女平等而发声，并且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好、更公平，性别歧视更少或更多尊重而要求改变时，他们不应被指控为精神错乱、反应过度或政治正确性失控，甚至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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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渴望看到一个更平衡的社会，从更多男孩玩娃娃，更多父亲照顾孩子，到科学领域和高层领导中有更多的女性。这意味着什么？达尔豪斯大学的哲学家莉蒂希亚·梅奈尔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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