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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作家罗纳德·贝利(2)所言：“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努力摆脱生物的束缚更加自然的了。”由于我们都是人，这种努力将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提出挑战，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对于今日这一代人，怎样的生命期限才是合理的期限，又不会对其他几代人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以药物或神经移植来增强脑力，这在生命的游戏中，算不算“欺骗行为”？谁应该得到人工器官和纳米医疗干预形式的高级、昂贵的技术呢？在这个彻底延长生命的新世界中，人人都能平等吗？在那些足够幸运、能够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人和那些不能如此的人之间，高级技术的获取是否会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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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生物伦理学家，都强烈地批评拟议中的人类增强做法。有些人还预测，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像增强人类和未增强人类之间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一样严重。过去的经验表明，新技术并不会突然整个儿地占领全世界。人类对技术的采纳呈现出波浪式的倾向，富人总是首先受益，同时社会上渐进出现较为廉价的制造形式，除了最穷的穷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然而，就连这种情况也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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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计算、微电子、药物、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纳米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等方面的进步，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所有这些领域都汇集到一起，把各种治疗和技术都以新的方式综合起来。这些领域的变化率不仅在加大力度，而且越来越快。一项科技建立在另一项之上，极度的微型化正在发生，而且制造的费用也一落千丈。随着这一过程的发生，人类的生命可以延续数百年。当然，为了让这样长寿的生命具有意义，必须大大降低自然衰老的过程，保证这些岁月中人们能够健康活跃、独立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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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批人工器官已在使用或开发之中，其中包括心脏、肾脏、胰腺、肺、视网膜，以及大脑的各个部分。今天还健在的人中，有些人可能机会很好，能够有朝一日成为这些先进技术的受益者。这些人类“部件”已经在拯救生命、延长生命了，但一旦纳米技术或在原子层面制造微型机器的技术能为人所用，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范式。这时，微纳米粒就会进入人体细胞中，修理因衰老、疾病和基因突变而造成的任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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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年已见证，无线计算技术已整合到了大量产品中，包括我们的肉体、家庭、小装置和衣服。计算技术在大范围内的分布，将使我们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轻松，也更方便。然而，随着这一技术的产生，大量关于我们肉体和大脑的信息也随之而来，很可能都会储存在互联网上。那么，谁来“拥有”这些数据？谁能取用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受到保险公司、雇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或公司的保护吗？如果我们不再希望被人监测，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拥抱生命的终结，我们的医生愿意关闭人工器官吗？或者，他们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安乐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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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物学与技术融合的技术，遭到大规模反对的可能性还存在。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将更加看重“自然”之物。关键问题在于，许多新技术并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它们的意义远大于这一点，可能最终会增强人类几乎所有的能力。当这些技术超越了当前的想象程度，我们生活的变化和只使用这些技术有利面的必要性，将需要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对我们目前关于人类的几乎所有知识都重新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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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些人对增强的探询抱有强烈的反感，但关于“完美无缺”的追求，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尽管这么说可能会引起争议。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不仅使用药物，而且也在美容方面做了很多。几百年来，文身、身体穿洞、美容，甚至我们认为是残害肉体的一些做法，一直都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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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对极度人体增强和人脑增强的探索，都可归在超人类主义名下，这是拥抱了人机合一概念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过去几十年在科学界一直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思想体系，然而，面对CTs方面的快速突破，特别是在已经开始进行人体试验的私营部门很快有了成果这个背景下，怀疑态度就土崩瓦解了。来自右翼（特别是宗教保守分子）和左翼（特别是环保人士和反全球化人士）的种种反对意见，都无不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宗教保守分子特别担忧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过度自信，这种担忧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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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用黏土造就了人类，却犯了一个错误——把造火能力与人类分享。结果，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像神祇一样，超越了他们的限度，其超越方式触怒了诸神。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所犯的罪行，把他绑在一块岩石上，天天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但他的肝脏一个晚上就能恢复原状，第二天又被吃掉。普罗米修斯被判遭受着一种永久的折磨，因为他不该试图把人类提升到超出自然的地位之上。这个神话的要旨，反映了一旦我们试图超越人类“自然”限度之后，对灾难性惩罚的一种深度恐惧。整个西方历史中，一直不停地重复着这样一个主题，即如果人类试图改善命运，就会遭受某种恐怖的惩罚。即使今日，这个主题也得到了不计其数的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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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生物保守分子，在各种医疗问题和生物科技问题方面，常常乞灵于“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且，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人类自高自大地越过某种界限，从而发展出“神祇般”的能力，那无意中产生的结果，是具有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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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与人类历史纠缠得如此之深，一开始就能看到超人类主义思想的种子。超人类主义的倾向也深深植根在理性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中，而且，其影响范围也因科学创新而逐年扩大。对完美无缺的深切渴望，导致超人类主义的诞生。这从一切事物中都能看到，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和现代科幻小说都无不如此。然而，在CTs开发和管理方面的绝大多数医生、研究者和其他人，都因为它所含有的激进意思而斩钉截铁地摒弃“超人类主义者”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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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斯·赫胥黎的哥哥、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于1927年首度创造了“超越人类”这个词。赫胥黎用该词指代从“人”过渡到生存下一阶段的人类有机体，这被形容为后人类。我在本书中，只是简单地用该词表示人类积极参与了深刻变化的过程，而不一定是世界超人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即WTA）所用的那个严格意义上的词。WTA代表的是当代的超人类社会运动，又叫大写“T”的超人类主义。这场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尽管似乎萎靡不振，因为一小批大逆不道的思想家而鲜为人知，但因科学发现的惊人轨迹而势头见涨。本书要讲的是小写“t”的超人类主义在当今的具体发展，它把科技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嵌入人体，并呼唤对这些变化进行更深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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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性十分重要，因为太多的创新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私人企业研发的，这个问题遍布全球。把新科技和融合技术商业化、扩散化的公司，本身也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了。然而，每个国家的管理政策和伦理政策都不一样。中国认为可以接受的，英美可能不接受，反之亦然。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调控制度能认可大家互享的价值观，或保证全世界的人都能平等享受科技的最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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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提到超人类主义时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他在20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断言：“社会不大可能突然魅惑于超人类主义的世界观，但我们很可能会小口啮食生物科技提供的诱人祭品，而没有意识到其道德代价是很可怕的。超人类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可能会是平等。”我们就像本书开篇那位虚构人物维克多，在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为了躲避某种危机，特别容易做出选择时，也很可能逐渐接受越来越多的新科技。但福山文中的说法则好像是，一切已成定局，那就是未来没有使用身体增强技术、身体不健康的人，相比使用了身体增强技术、身体健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平等的。如果社会的某一部分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健康、更长寿，他便假定，人皆平等的理念就会被荡涤一空，未增强人群的权利也会荡然无存。然而，目前还根本不清楚的是，社会是否会描绘出一种更加深刻的品质，超越健康和能力，形成一种新认识的内核，从而予人以尊严。反过来说，无论我们接受多少增强技术，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相同的核心属性（尚待充分明确的属性），依然是恒久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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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的身份构成是什么。我们肉体的某些部位人工化之后，我们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如果我们以扩展记忆体或计算能力，来增强我们的大脑，学习通过直接的人脑与机器的交互，不用词语跟其他人交流，那又会怎么样？尽管历代哲学家就如何定义人类身份都提出了论证，但CTs为这一问题平添了一种额外的刻不容缓之感。人类身份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固定价值，还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现象，对我们个人甚至对全人类来说也一样？从理想的角度讲，我们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再深入肉体增强和大脑增强的领域。然而，正如以往的情况那样，技术蛙跳般跃进，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越过了哲学问题。完全有可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增强会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核心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此前预先定义的那些素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很可能要在人工增强了肉体和大脑，并将之提高到更高功能的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定义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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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能力增强技术并行不悖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开发方面的种种惊人突破。我们的命运很可能要与越来越有智慧和能力的机器共享了，这种机器甚至可能超过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命中注定要与这些机器人进行广泛交流，因为即使在今天，它们的能力都已越来越像人类，可以做日常工作，从为病人和老者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到学习如何识别人类情感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为老人提供保健服务的机器人已经近在眼前，这种机器人的设计，目的在于与拥有者交流并从中学习，从而与之发展出独一无二、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仅将仰仗机器人使用无数的功能，其中有些功能还是感情方面的，而且先进的机器人会接管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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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科技进步的速度超过了道德、法律的调控对其控制的速度，这个事实令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法律和医学人士压力倍增，因为他们正在CTs的前沿工作，目的在于描述这些科技进步的伦理用途。美国政府、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对这类技术进行分析和指导。除此之外，生物伦理学在我们前一代几乎并不存在，但这个尚不成熟的领域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成为医学和新技术开发中的一部分，而且在政府开会讨论公共政策的桌边，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是把这些争论纳入主流，让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更多的人能参与这场谈话。所有这些因素都代表着跨步前行的是正确方向，但依然有可能的是，哪怕本星球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预料，一旦强大而改变生活的技术释放出来，会有何种副作用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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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得到广泛认可，生物伦理学的探索是医疗技术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但反技术论点的核心，还有一个断言是需要进行考察的，即人性无论是上帝创造还是自然演进，都是固定不变的现象，不可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任何东西。反技术的思想家们倾向于如此断言：一、人类是一个成品（对此，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可能表示质疑）；二、我们今日做决定的程度，与将来的也将一样。例如，即使我们扩大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也无法抵达新的理解高度，产生更先进的决策过程。事实上，我们今日无法知道，今后几百年中，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做出何种决定。我们也无法断言，这些决定会像久远的过去所做的决定那样，是愚昧无知、很有问题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证据，即人类有能力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文化和社会都能向着更开明、更民主的社会制度演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忍，也更包容人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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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对未来决策会有深刻的影响，即社会上会有青春洋溢、充满活力的上百万人，但寿命都超过了目前所能达到的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基本上都缺乏个体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积累的智慧，因为大多数人的寿命都很短。总有一些人能够活到高龄，但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不妨考虑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00年的美国，平均寿命为47岁，而现在是78.8岁。年龄很大的人过去不仅稀少，而且都受着与有关老年疾病造成的多种残疾折磨，如心脏衰竭或老年性痴呆症。有关激进生命延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式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治疗或防止一些常见的老年病症。这些病症即使在今天，也能降低年过60的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令人崩溃的残疾。目前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即在身体高度恶化的阶段延长生命，并不是一个大家欲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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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共同创办人比尔·乔伊曾指出，一些新崛起的技术中，如机器人技术、纳米机器人和工程生物等，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危险，因为它们有能力复制自身。一旦把自我复制的机器开动起来，它们会不会利用所有的自然资源，把人类压倒？机器的自我复制必须加以控制，正如人类的生殖也必须加以控制一样，否则地球就会人流滚滚，无法支持人数众多、岁数过大的人群。乔伊指出的另一个危险是，由于网上知识无所不在的特性，制造具有巨大潜力技术的信息，终将能为人人取用，而这些人中会有一些用心险恶者，必欲为非作歹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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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乔伊预估，2030年就有可能出现自我复制的机器人。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机器人，通过程序设计，目的就是为非作歹，制造出一大批复制品，互相联机，胶着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根除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制伏了危险的掠食动物后，将面对与掠食机器的斗争，而这些掠食机器可能极为有力。乔伊特别担心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这种分子大小般的机器能极大地改善人体健康，防止衰老，并可以在失控的复制过程中，逃逸到自然环境中，把地球的资源都吸收掉，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称这个现象为“灰蛊”问题。到那时，全世界的资源都会被纳入一种复制纳米机器人的板块之中。考虑到纳米技术正在飞速发展，这就成了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了。然而，即使在今天，也有可供利用的纳米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可设计出一旦完成任务——如消灭了癌细胞后——就可关机的纳米机器人，或设计出的机器人，用的是类似可降解医用手术缝线那样的聚合物材料。这些纳米机器人的存在，都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没有能力在身体或环境中累积起来。关键是，科学家在设计所有纳米机器人时，都要全面防范“灰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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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重点提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的确让人颇为踌躇，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CTs大多是由法人实体进行开发，其主要目的就是把新技术迅速商业化。尽管当今这类公司都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其中有生物伦理学家参与，但私企实体永远也不可能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这样的政府监督机构所完全控制。私人公司有强大的诱因，要领先把新技术专利化、商业化。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愿共享数据。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在如此彻底改变一切的技术个案中，是不是最合适的模式，这也是值得一问的。进行调控要理智而且合理，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要在全球市场中放之四海而共享之。为了保证普天下都遵守安全政策和规定，经济领域必须受到普遍的国际规章制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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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还活着的许多人，都不得不亲自处理CTs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好坏都有。例如，最近，科学家通过捕捉受试者大脑电脉冲，将其转换为电脑能够读取的信号，在受试者的大脑和电脑之间，达成了一种直接的界面。受试者发送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动某根指头”，从网上发给了另一台电脑，电脑跟另一个人连接。接收者收到信息，就按指示动了动手指头。尽管这种操练很基础，但它证明，大脑可以与电脑连接并通过电脑跟其他大脑连接。虽然这种程序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能让人们无论隔着多远距离都能直接进行联系，但这项技术也可能被滥用。如果直接的脑对网络和脑对脑连接能够建立，那么，当老板要求每位雇员与“公司网络”连接时，这样一种意识共享，会不会不仅入侵公司给“用户”大脑的信息，而且也会潜在地读取用户的思想呢？有关我们思想的性质，我们大家都共享的根本隐私权是什么呢？一旦该技术发展到更精密的阶段时，就会放弃自己拥有自己思想的权利了吗？政府和强有力的公司有能力把思想“种”在我们的大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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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一生中要完全或为了某种性命攸关的功能而仰仗人工智能技术，这本身就让人寝食不安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人工器官或神经移植器官这类人工部件，会被认为是接收者身体的一部分，还是植入该人身体的一个异物。鉴于人工移植器官的发展速度，这个问题又变得极为复杂，因为移植器官越来越与身体的自然过程结合一致了。尽管情况如此，我们还是会不断地碰到这个问题，即何谓“你”，何谓“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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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生命终结之时尤为关键。例如，能刺激体内无穷无尽地产生干细胞的技术，可以治愈大范围的疾病，或至少在很长时间内将其遏制。然而，这一天终会到来，即某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过程，可能会把生活质量降低到不合意愿，甚至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我们就会要求停止干细胞的产生。这个过程何时停止？如何停止？由谁来停止呢？这种疗法一旦停止，是否会被视为谋杀、自杀、安乐死，还是我们尚未命名的别的什么？尽管我们很不想终止人的生命，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够逃脱死亡。据有些思想家，如雷·库兹威尔(3)预测，我们一旦成功地把我们的大脑上传到机器里，死亡就会根除。但就目前来看，要想达到长生不死，我们的路途还十分遥远。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有选择的话，都会感激不尽地再度过几十年的健康岁月，但生物永生的希望可能最终还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目前迫切需要制定规则，中止先进技术的继续，包括向人体的移植，为的是能让人死也死得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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