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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学家和哲学家仍在继续争论“正常”的定义问题，但我们关于何谓“正常的观点”，很可能会扩展到把普遍为人接受的性能增强技术囊括进来的地步。如果生物医学在未来的进展也按过去几十年中所综合、所接受的方式进行，那大多数人就很可能会迫不及待地拥抱视网膜移植、麻痹肌肉的功能性电刺激、人造器官，包括海马体之类的人造脑结构——人工耳蜗等技术，以及一大批通过脑机交互而获得的新能力。这一切貌似可能的理由是，目前已在介绍这些技术，将其作为能够救生、延长生命的修理机制，其依据是为盲人恢复视力，为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恢复记忆力，因为我们的生死感、对死亡和残疾的恐惧等，也许是最欲罢不能的驱动力。如果治愈眼盲是一件好事，那么，延长人的视力，囊括红外光，想必是更好的事。军事研究过程中开发的多种先进技术（如输血技术就是在战场上研发的），历史上是如何轻而易举地转为民用，只需考虑一下这个就行了。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犹豫，不肯让战士拥有无目镜红外观测、超强听力、记忆力和注意力增强呢？一旦这些技术在军事上被广泛运用，又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在平民人口中广泛运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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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保健领域所接受的一切，几乎肯定会进入增强领域。假如有选择的话，让孩子接受基因疗法，消除某些衰老基因，让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得到急剧延长，父母亲怎么会不愿意做呢？“正常”和“比正常更好”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起来。随着生物技术把更多的人工干预纳入我们肉体的细胞和组织中，“正常”和“人工”之间的界限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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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逐渐成长，大脑和肉体纳入了更多的人工干预，我们就会把我们与“活”环境和“智性”环境进行界面交流的程度大大加深，因为我们已经把无线运算、GPS和其他技术与几乎所有普通的消费对象结合了起来。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与我们的“智能居家”进行交流。而我们的“智能居家”，可通过生物感应器和肉体移植的计算机芯片、无人驾驶汽车、能对我们的存在进行自动回应的设施和环境安全特色，以及能持续监测我们生命特征、需要，甚至情绪的可穿戴电子设备等，对我们的存在进行回应。这些技术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识别技术，如视网膜扫描和移植识别芯片等一起，将会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就像环境变得更为“友好”得多一样。很可能，我们很快就将如此依赖智能环境，而不太明白为何从前没有这个环境居然也活了下来，正如我们今天会对过去没有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的生活感到惊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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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一切——包括肉体和大脑都电脑化是有风险的，而我们的隐私和自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这是因为有关我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潜在地来说甚至我们的思想，都会被数字化，在某个地方被记录下来、储存起来。如果我们的“智能”衣服能持续不断地给医生提供有关我们生命特征的信息，这方面的信息就会储存起来，并有被“黑客”侵入的潜在可能性。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中，这些信息甚至可能被卖给保险公司和其他商家，或者卖给某个潜在的老板。如果我们对谁能检索我们的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的调控和限制，这种信息也可能免费向政府提供。很快，有关我们的一套巨大而详细的资料就会存在。而目前来说，我们并不能保证能够掌控这种信息，因此有些人只要有可能，就愿意放弃使用许多新的技术。不过，在接受多重监测技术的过程中，阻力会非常小，甚至有些情况下，这个进程是难以避免的。例如，不妨假定机场安全系统可能会发展到要依靠要求所有人都移植“身份识别芯片”，以便进行读取和清关，才能让人登机的程度。如果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可能有必要完全拥抱某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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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综合技术，已经踏上了消除大量人类痛苦的道路，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欢迎这种想法。生物伦理学家的一个重大担忧是，假定从肉体和精神上完全消除痛苦，人类是否真的幸福。在整个历史中，关于痛苦和不幸如何有潜能，可造就值得赞赏的性格特征，如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等，书写此类的材料早已汗牛充栋。英国生物伦理学家Y.J.厄尔登指出，如果患者有自我意识，而且爱好寻求真理的话，即使得了抑郁症，也具有超验价值。她写道：“我们的身份，是由多种可能引起痛苦的经验或情感而形成的，如抑郁症和痛失亲人等。”天主教伦理学家特别倾向于认为，痛苦是有救赎价值的。而这些思想家与厄尔登所称科学家的“技术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社区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喜欢以简化论的方式思考人类经验，认为人类经验不过是人脑的化学和电子过程总和。而且，伴随着这种倾向，还有一种期望，希望人类的大多数痛苦都能加以改善。进而言之，应该加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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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但根除疾病、增强人类能力，是否就肯定会提供人类始终在寻找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幸福状态，这一点目前尚未得到证明。科学证明，我们总在一成不变地把每一种改善的状况吸收进我们的生活，然后成为一种“新常态”，把构成幸福的界限进一步向前推进。如果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把疾病彻底根除，人人获得永生，生活再也没有任何逆境，包括失望、挫折感、孤独感和对意义的渴求等，那似乎是很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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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的大多数具有开创性的技术，不是尚处临床试验、已经提供了原则证据的动物试验，就是已然存在并正等待商业化。政府调控机构、大学和私企伦理监督委员会等，都感到难以赶上技术的发展速度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由于这些技术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将其实施的速度肯定会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很快发生。他们都要互相竞争，以便第一个获得专利并主宰国际市场。与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这类调控机构的速度慢如蜗牛。人道关注给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帮助把这些技术向患病公民提供，而FDA几乎都没开始考虑人类增强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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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提请人们注意“只提供优越地位（如身高增加），他人缺乏而自己拥有的增强，和不是提供本质利益（就是提供正外部性，如更好的免疫系统或认知功能的改善）增强之间的差异。我们应该促进第二种增强，而不仅仅是给人优越地位的增强”。但在一个迷恋青春和美丽的社会里，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第二种增强中，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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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激进的新发明（如人工器官），现在正在人体中进行测验，但以机器人形式出现，能与人进行交流的人工智能（AI），却更早面世，而且将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变得无所不在。在可见的未来，我们这个星球可能要与数量众多、有智力且自动（指电算能力方面）的人工活体分享，它们的智力要超过我们的智力。在民主社会，这些活体是否有权利和责任？它们在哪些方面像我们，哪些方面不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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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时代，很少有人（就算有的话）能理解我们周围浩如烟海的科技。当智力超常的机器接替了人类的大部分劳动，急剧延长的生命期限使得人们手上有大量的剩余时间，我们是否会变得懒惰？是否会过分依赖我们并不理解的机器？我们如何保证，高度发展的AI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是它自己的需要？有些极端分子认为，我们应该抛弃AI、纳米技术和遗传学等的开发，因为这样做最终只会产生一个人类显得多余、而没必要存在的未来。新卢德主义分子也许可以暂时减缓接纳新发明的速度，但在商业竞争和军事竞争驱动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中，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取胜的。凡是决定坐山观CTs革命的国家，最终只会落得个经济处于劣势、军事羸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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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罗姆展望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超人类主义正迅速成为现实。他写道：“虚拟现实、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能改善记忆、提高注意力、改善睡眠质量和情绪的药物，性能增强药物，整容手术，变性手术，修复学，抗衰老药，更亲密的人机界面。所有这些技术都已在此，再不就是接下去的几十年中可望出现。这些技术能力综合起来，随着它们的成熟，可能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段话写于2005年，而自那时以来，这些技术中的每一项技术都已成为现实，只是等待商业化，然后就可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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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桑德伯格指出，改变我们身体并增强我们身体的能力，不仅不会造就一模一样、完美无缺的人形机的大军（就像科幻小说中经常描写的那样），而且更可能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操练。新技术以及按个人选择使用新技术的自由，将把自我实现的需要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度。这项运动不会采取压迫手段逼人就范，而是会呼吁社会容忍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出的更大的人类多样性。这一切都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所要成为的那种人，因为1.0人类（humanity 1.0）正迅速攀上技术悬梯，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人种——超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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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Ⅱ型糖尿病：原名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多在35岁或40岁之后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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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1953— ）：美国自由主义科学作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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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1948— ）：美国发明家，曾发明了盲人阅读机、音乐合成器和语音识别系统，被视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深度学习等领域的奇才。著有《奇点临近》《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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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1972— ）：瑞典斯德哥尔摩计算神经科学博士，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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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 第二章 “比我与生俱来的心脏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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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告诉40岁的斯苔西·苏曼迪格，说她只有几天好活了时，她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她病得如此严重，几乎无力放声大哭。她想：“我有四个孩子要照料，可不能死去。”得知一种病毒袭击并摧毁了她的两个心室，造成终末期心脏衰竭后，她极为震惊，难以接受这个消息。尽管一连几个月感到不适，但她身体健康，十分活跃。事实上，住院前多达两周的时间里，她一直每周健身三次，还有一份全日制的园林工作。斯苔西要干很重的体力活，还要照料小家庭，因此“几乎坐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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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苔西的故事证明，无论医生说什么，要想倾听你身体的声音，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取代你本人的。她7月第一次去看她的家庭医生，抱怨说有伤风感冒的症状，夜里盗汗，呼吸困难。她病历上本来就经常有支气管发炎的记录，她的医生也是这么诊断的，给她开了抗生素。这个药好像管用了一段时间，但症状又回来了。从7月到9月，斯苔西看了几次病，先是诊断患了支气管炎，接着又诊断为肺炎。她被告知说，呼吸不畅可能是因为哮喘。虽然一剂剂抗生素似乎还能管用一段时间，但老的症状还是不可避免地又回来了。终于，在9月，她的医生命令她拍X光。医生在一个清晨看到结果，就打电话给她，这是她永远难忘的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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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脏严重扩大，”医生告诉她，“周围都是积水。你必须立刻住院。”于是，斯苔西开始了一场旅行，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具备足够的勇气和耐性。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活不过周末了。他们建议她安排后事，通知亲人，做好最坏的准备。她没有接受这个消息，而是想着她的几个孩子：8岁、9岁、13岁和14岁。谁来照料他们呢？没有了她，丈夫如何操持这个家呢？“我病得太重了，泪水都哭不出来，但我告诉他们：‘你们肯定会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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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很快就做出决定，作为最后的方案，把斯苔西转院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UWMC），因为那儿的资源要比她现在在华盛顿州皮阿拉普市的地方医院多。幸运的是，斯苔西在那儿遇到了一位名叫那胡希·莫卡丹姆的心脏病学家。此人给了她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方案。首先，他告诉她，目前暂时没有生物心脏进行移植拯救她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非常新的替代方案——全人工心脏（TAH），是图森一家名叫辛卡迪亚（SynCardia）的公司制造的。只有几百人移植了这种人工心脏，但FDA已于最近批准了这项技术，而UWMC有能力为斯苔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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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手段，而只是一种过桥技术，能让斯苔西暂时活一段时间，直到有合适的生物心脏为止。但就在这时，斯苔西产生了并发症。这意味着，她的自然心脏切除后——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行为——把TAH接在她的主动脉上的机会，只有50%的成功可能。主动脉即心血管的主要通道，把血液从心脏输往身体的其他部位。斯苔西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狭窄，4岁时就做了一次主动脉重建手术，31岁时又做了一次主动脉瓣替换术。据医生估计，病毒攻击她的心脏已达两年。由于病毒造成的破坏，唯一能支撑她主动脉的是与主动脉瓣相连的肌肉，这块肌肉已遭感染，十分脆弱。完全有可能的是，一旦移除这块小肌肉，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维系人工心脏了。她知道，一旦上了麻药睡着了，她只有50%醒来的机会。斯苔西害怕得要命，但她只能坚信手术一定会成功。几天里要处理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安装一个全人工心脏，光是这个想法就让人寝食不安。但是，一想到她的几个孩子，她就同意做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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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斯苔西长期心脏衰竭的一个效应，反倒改善了她成功心脏移植的机会。据莫卡丹姆医生说，切除她的心脏后发现，她的心脏没有健康心脏所特有的那种坚实、弹性的肌肉，而是十分稀松，从他手里滑了出去。而且，她的心脏还在急剧扩大，因此还扩大了她的胸腔。这也是斯苔西这位个子中等的女性，能够接纳SynCardia公司制造的70平方厘米（cc）的心脏的唯一原因。这个尺寸仅供男性或体形很大的女性使用。幸运的是，这个TAH有左右心房（上心室），还有左右心室(下心室)，执行的是心脏的大部分工作，因此可以挂在斯苔西的主动脉上。但是，这时候，斯苔西的生命器官因缺乏血液流动而开始衰竭，而她的肺部在手术期间破裂了。她开始了长达两周的昏迷状态，与一台接管了血液循环任务的ECMO（体外膜肺氧合）机器相连。与此同时，她的生命器官慢慢开始恢复正常工作，肺部开始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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