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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Assist似乎好景不长，而后面却更加命途多舛。肝生命技术公司获得HepatAssist技术后，把该装置重新命名，称为HepaMate，并在2009年的一项声明中宣布，获得HepaMate技术时，已从FDA获批，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享有快速通道地位和临床试验一期、二期，及二期、三期的临床数据。据他们陈述，他们期望开始新的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但并没说何时开始。同一份文件针对的是潜在的投资商，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即HepaMate技术并未获利，也不能保证以后可以获利——用的都是官方程序化语言，为的是求得法律保护。他们还列举了一份冻结令清单，向凡是寻求把新技术从研究桌上带到病床边的生技公司都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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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的许多挑战中，有一条说：“生物技术产业的特点，就是竞争激烈，产品研发和技术变化迅速。数家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现正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可能都与我们以细胞为基础的人工肝脏相似，并（或）具有潜在的竞争性。”换言之，竞争者很可能研发更好的装置并先行进入市场，从而使HepaMate过时，而且不能保证该装置是否会在调控上获批。除此而外，公司为争取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员的竞争也很激烈。这些人是否会被招聘并保留，也是不确定的。而这些只不过是产品研发方面的一些挑战，一旦准备进行产品的市场营销时，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问题。市场营销问题中，有是否需要确定品牌再认，发展分配网络和保险公司、保健专业人士和病人的关系，以及是否有能力提供折扣和优惠，以便使得产品具有竞争力，还有是否需要解决任何法律争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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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生命技术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名叫阿利夸生物医学（Alliqua Bio-medical）的公司。这家公司建立肝生命技术公司，是为了研发其肝疗法，并继续研究猪胚胎干细胞，而且已将其发展成肝细胞，可用于HepaMate。2009年2月，肝生命技术公司宣布它正计划所需的三期试验，其中不包括拒绝新肝的移植病人。2010年12月，肝生命技术公司改名，成了阿利夸生物医学公司。现在尚不清楚三期试验计划进行得如何，但2010年12月，提供投资者信息的一家网站再次宣布说，肝生命技术公司（现在是阿利夸）仍在计划三期试验。接下来的一条新闻于2013年2月出现，这时，阿利夸宣布，它正“加强并重整”其执行团队。我给阿利夸打了几次电话，想找一个人，要他跟我讲讲HepaMate的现状，但该公司没人回我电话。看起来，我的调查进入了死胡同。这时，我试图联系迪米特里欧医生，亦即2004年那篇关键文章的主要作者，却发现他已于2013年去世了。我能找到的最近的信息是一条通知，发于2014年11月，上面说，该网站的域名，即HepaLife.com，现在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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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肝脏，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截至目前，它虽有许多拥有者，但没人具有足够的拉动力，能把这项技术带入市场，连接近市场都达不到。显而易见，要走完这艰难而曲折的旅途，要吸引并持续拥有大量的金钱，是十分困难的。这个装置如此重要，也如此能够提供效益，最后一定会导致永久性、植入式肝脏的产生，但它却又如此依赖于市场的沉浮，才能为那些生命处于悬置状态的人所用。一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感到寒心。但是，每当一项新技术在私企进行开发时，这种情况就会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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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巴特勒医生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接手了一个创生人工肺的项目，可为病人提供百分之百的吸氧需要。他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兼外科医生，早于1966年就发明了ECMO机。这台ECMO机虽然是一个救生装置，但也有某些局限性。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最多只能使用8～10周，因为它做的是心和肺的所有工作。一旦心脏和肺部脱机离线，便很快出现恶化，结果就会很危险地削弱二者的功能。最近，巴特勒与其他外科医生、生物医学工程师、肺部专家医生，以及一支团队一起，一直在研究BioLung——一种人工肺，可由病人的自然心跳提供动力，在等待移植时依然可以走动。这种BioLung还可用来在不能进行移植的情况下，为呼吸烟气或其他某种挫伤而受损的肺部提供疗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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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与心脏一样重要，因为它对维持生命来说必不可少。它能够消除血液中的二氧化碳——那是新陈代谢的一个正常的副产品，同时代之以氧气，这是维持每个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关键所在。哪怕短暂的缺氧，对身体尤其是对大脑都是具有毁灭性的。谢文·努兰德在其1993年的畅销书《死亡的脸》（How We Die）中这样写道：“无论是细胞死亡还是行星死亡，但若要为所有死亡的普遍因素命名，那肯定是缺氧无疑。”接着，他引用密尔顿·赫尔朋的话说，“死亡也许是因各种疾病和紊乱而造成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病因都是身体的氧气循环出现了崩溃。”正常情况下，我们肺部的关键功能是我们不用考虑的，呼吸由自动的神经系统控制。该系统从脑干的专业化细胞那儿接受前进的命令。肺部与心脏协同合作，与氧气交换二氧化碳，保证氧气能进入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支持新陈代谢的无数过程。这种气体交换过程持续发生，把缺氧的血液从心脏移动着穿过肺部，在那儿吸氧后再回到心脏，然后再在全身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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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若生疾病，导致残疾和死亡，一般都会造成肺部繁密气道尺寸、形状和弹性的失去。这包括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和胞性纤维症。目前，可植入肺供不应求，而每年有20多万美国人死于肺病，其中有5万人在移植等待单上等待，但还没有等到基因匹配的肺出来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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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巴特勒医生和基斯·库克医生构制了第一版的BioLung。这是一项重大推进，因为它不需要其他电源，只需要病人心跳即可。这就能让心脏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同时也无须定期更换电池。目前的模型正在医疗装置公司密歇根病危护理咨询公司（MC3）研发，它全部由轻量聚合物构成，自成一体（意思是说，血液永远不离开身体），而且只有一个苏打水罐那么大。已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广泛试验，现正等待FDA批准，即可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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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ung植入病人的胸腔后，心脏便通过一个植入式导尿管把血泵入其中。血液通过一束空心塑料纤维过滤，其纳米尺寸的孔洞如此之小，只有气体分子能从中穿过。二氧化碳通过这些纤维与氧气交换。这个装置可以编程，把吸氧后的血液送回心脏。血液也可穿过肺部进行额外的过滤，然后泵入全身进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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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ung与ECMO机相比，有好几个优点。它可为病人提供百分之百的氧气需要，无须切开伤口，也无须提供电源，可让病人摆脱受困于外部机器的窘境。除此之外，它不需要切除病人的双肺，因此，肺损坏严重者，只要能够治愈，肺部最终还是可以回归自然。尽管BioLung有着上述种种优点，其设计还是没有永久性，估计最多能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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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开始人体试验的前夜，我跟巴勒特医生谈过。当时，已在全世界的100名病人身上对一个外部可佩戴的版本进行过试验。据他预测，不出10年，就可能出现一种永久性的BioLung，可解决植入式器官的奇缺问题。目前，这种BioLung并不是正在研发中的唯一的人工肺。随着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工程和干细胞技术（探索生物肺生长的可能性）的快速推进，我们很快就可能会有一种永久性的、完全自成一体的人工肺，它的寿命可能超过任何其他生物植入体。虽然人工肺可能有某些风险（如凝血），但现在用的耐久聚合物却不会因疾病和衰老而受损。某种版本的人工肺可能像人工肾脏一样，可以把生物和人工部件整合起来。这样一来，总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患有肺病者的寿命，就可以增加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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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ung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从伦理角度讲，在生命终结时，是不需要关机的。如果肺部由病人心脏提供动力，那心脏停止跳动，肺也会自然地停止执行功能。所有走向市场的人工肺并非都是如此，但这是生物医学工程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在开始制造这些装置时需要通盘考虑的一类问题。人工肺如果为了停止对血液稳固供养而需要停机，那肯定是违反生命终结时的医疗伦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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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人工器官会是首批开发、广为接受的技术之一，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器官都有可能以不同的速度衰老或变坏，但这要取决于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吸烟者，其肺部的衰败速度要比其他器官快得多，患有遗传肾病的病人也是如此。正如斯苔西·苏曼迪格的病例那样，当身体本来健康的人出现危险，又没有可资利用的生物器官移植时，人工器官就可能在危机情况下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器官如果磨损或因超前的技术创新使之过时，这时就可以更换之。完全用人工材料制作器官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会造成排斥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所有生物器官移植中的一个特点。具有可行性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衰老的个人可以积累几个人工器官、组织、关节和其他装置，因此可以容纳其生命需要依赖的多重人工部件。但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科学家没能征服衰老过程本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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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就身体各部分衰老的速度，各方说法都不一致，但衰老是一种全面的过程，影响到身体的里里外外。其起因是身体细胞，即生命基石本身的老化。我们的一生中，细胞都在分裂，每次分裂的结果，就是对原始细胞的复制。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复制DNA时，会产生小小的错误，我们不妨称DNA为能告诉细胞该怎么做的一种软件。错误一旦被复制，就能发生更多的错误，其效应会在一生的过程中积累起来，让我们的细胞变得不那么有效、再生过程减缓、经常患病。尽管我们可以随着各部件的衰老和死亡而加以更换，但衰老过程会影响身体的所有细胞。只要这个过程还继续，人们就会在考虑人工器官时，面临艰难的选择。例如，一个非常虚弱的患病老人，生命质量早已受到严重破坏，那是否应该在他的身上移植一颗崭新的心脏？如果该人已患老年性痴呆症，或者某种科学尚不能治疗的另一种形式的痴呆症怎么办？延续这样的生命体真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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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通过人工手段延续生命的种种方面，提出了一种暗淡的愿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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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是，人类的衰老问题。有很多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方面，是生技产业尚不太清楚如何解决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变得僵化起来，观念越来越不灵活；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互相产生性的吸引力，而且还继续渴望找到处于生育年龄的伴侣。最糟糕的是，他们偏要拒绝让道，既不肯给自己的孩子让道，也不肯给自己的孙子孙女、重孙子孙女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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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福山的这个愿景，但不能否认的是，使用人工器官延长生命，可能会需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调整。人的生命并不在真空中发生，而发生在资源有限世界的一个互相关联的社会中。我会在第七章中更详尽地讨论大大延长生命期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人能活到200岁、300岁，甚至更久，人类的生产就不可能按当前的速度继续下去。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衰老过程需要阻止或彻底地降低，以便能够企望更长久的生命或使这样做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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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我们对生与死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的控制。然而，人们是否欢迎这种控制或准备好如何对付之，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开放式问题。我们对人的生命看得很重，但如果心脏的继续跳动仅仅意味着延长痛苦，那重视生命还能延伸到延长生命的那一点上吗？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并无真正的社会或文化机制来引导那些为自己或为亲人而经历痛苦决策过程的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维持生命，也有种种优点，但学者们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医生们却倾向于一边倒，都愿意不顾一切地维持生命，而这一点已经造成了生命终结时广泛而无必要的痛苦。大家好像穿过墓地要吹口哨一般，似乎都想避免谈论这个问题，以致无论医生还是病人或其家属，都不愿意承担决定是否死亡的深重责任。然而，这个不可规避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都还活着的许多人，总要决定我们死亡的方式。允许不进行英雄式（和无效）干预而终结生命的一个重大障碍，是已经过时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常常把富于同情的行为定为犯法，因为该行为允许人死，尽管如果进行干预，也许会令不可避免的事暂缓发生，而且其代价是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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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热爱动物的人，我经常会对我们对宠物生命结束时表现的不同态度感到吃惊。让一个痛苦的动物“睡着”正确与否，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质疑，但对忍受痛苦者停止毫无意义的治疗，我们却会坚决反对。我们对痛苦的态度事实上具有深度的模棱两可性。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可看作是减轻人类痛苦的一种巨大努力。无论是建立更好的保健体系，能享受更多的食物和舒适条件，还是降低因生命的种种沉浮而造成的伤害。然而，文学、哲学和神学都充满了关于从人类受苦受难中所提取意义的叙述。当代的许多生物伦理学家，特别是生物保守主义者都力主，即使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人类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因此还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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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辩解说，人们之所以常常从痛苦中寻找（或制造）意义，是因为那只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世界的一个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苦难深重一直都是生命持久的一方面。战争、疾病、丧亲、自然灾害等不一而足，从一开始就纠缠着人类，而且还会继续如此。但同样不可抵赖的是，尽管人类经历了无数挫折，其走向依然是要消除让生命变得“丑陋、野蛮、短促”的普遍原因。科学的崛起，以及文化的演进，已在快速创生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大改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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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医疗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大幅度进步看作是良性的，有些人尤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苦难是一个关键因素——一种能净化一切的火焰。谁若想在道德和精神上成熟，就得从中穿过，最后成为完整的人。福山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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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技术所表现出的最深切的恐惧，完全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这样一种恐惧，即生物技术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失去人性。也就是说，失去某种最基本的素质，这种素质一直是我们是谁、去向何方的那种感觉的基础，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情境已经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制造这种变化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某种很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出现在人类历史和后人类历史之间那个鸿沟的另外一边，甚至都看不见已被破坏的分水岭，因为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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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写上面一段话时，无论他考虑的是不是受苦受难的意义，他的历史人类观似乎必定包括了这样一个假定，即生命会经历深刻的苦难。然而，人类不断终结自身和他人苦难的斗争，因其显著的普遍性和坚定性，可以很容易地视为一种天生的特点。只要痛苦在人类生命中凸显而不去，许多思想家就会继续为其规定一个道德价值，并继续主张痛苦是人类智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们因目前易受大量疾病影响的观点所限，是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只有当我们从生命得到大大改善和延长的角度，站在另一种高度时，才可能更好地解决痛苦的问题。完全有可能的是，即使生命像前述那样大大地改善，可能还会有存在主义式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有名的塑造人格的痛苦体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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