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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人工器官会是首批开发、广为接受的技术之一,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器官都有可能以不同的速度衰老或变坏,但这要取决于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吸烟者,其肺部的衰败速度要比其他器官快得多,患有遗传肾病的病人也是如此。正如斯苔西·苏曼迪格的病例那样,当身体本来健康的人出现危险,又没有可资利用的生物器官移植时,人工器官就可能在危机情况下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器官如果磨损或因超前的技术创新使之过时,这时就可以更换之。完全用人工材料制作器官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会造成排斥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所有生物器官移植中的一个特点。具有可行性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衰老的个人可以积累几个人工器官、组织、关节和其他装置,因此可以容纳其生命需要依赖的多重人工部件。但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科学家没能征服衰老过程本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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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就身体各部分衰老的速度,各方说法都不一致,但衰老是一种全面的过程,影响到身体的里里外外。其起因是身体细胞,即生命基石本身的老化。我们的一生中,细胞都在分裂,每次分裂的结果,就是对原始细胞的复制。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复制DNA时,会产生小小的错误,我们不妨称DNA为能告诉细胞该怎么做的一种软件。错误一旦被复制,就能发生更多的错误,其效应会在一生的过程中积累起来,让我们的细胞变得不那么有效、再生过程减缓、经常患病。尽管我们可以随着各部件的衰老和死亡而加以更换,但衰老过程会影响身体的所有细胞。只要这个过程还继续,人们就会在考虑人工器官时,面临艰难的选择。例如,一个非常虚弱的患病老人,生命质量早已受到严重破坏,那是否应该在他的身上移植一颗崭新的心脏?如果该人已患老年性痴呆症,或者某种科学尚不能治疗的另一种形式的痴呆症怎么办?延续这样的生命体真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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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通过人工手段延续生命的种种方面,提出了一种暗淡的愿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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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是,人类的衰老问题。有很多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方面,是生技产业尚不太清楚如何解决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变得僵化起来,观念越来越不灵活;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互相产生性的吸引力,而且还继续渴望找到处于生育年龄的伴侣。最糟糕的是,他们偏要拒绝让道,既不肯给自己的孩子让道,也不肯给自己的孙子孙女、重孙子孙女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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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福山的这个愿景,但不能否认的是,使用人工器官延长生命,可能会需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调整。人的生命并不在真空中发生,而发生在资源有限世界的一个互相关联的社会中。我会在第七章中更详尽地讨论大大延长生命期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人能活到200岁、300岁,甚至更久,人类的生产就不可能按当前的速度继续下去。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衰老过程需要阻止或彻底地降低,以便能够企望更长久的生命或使这样做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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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我们对生与死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的控制。然而,人们是否欢迎这种控制或准备好如何对付之,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开放式问题。我们对人的生命看得很重,但如果心脏的继续跳动仅仅意味着延长痛苦,那重视生命还能延伸到延长生命的那一点上吗?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并无真正的社会或文化机制来引导那些为自己或为亲人而经历痛苦决策过程的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维持生命,也有种种优点,但学者们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医生们却倾向于一边倒,都愿意不顾一切地维持生命,而这一点已经造成了生命终结时广泛而无必要的痛苦。大家好像穿过墓地要吹口哨一般,似乎都想避免谈论这个问题,以致无论医生还是病人或其家属,都不愿意承担决定是否死亡的深重责任。然而,这个不可规避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都还活着的许多人,总要决定我们死亡的方式。允许不进行英雄式(和无效)干预而终结生命的一个重大障碍,是已经过时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常常把富于同情的行为定为犯法,因为该行为允许人死,尽管如果进行干预,也许会令不可避免的事暂缓发生,而且其代价是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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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热爱动物的人,我经常会对我们对宠物生命结束时表现的不同态度感到吃惊。让一个痛苦的动物“睡着”正确与否,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质疑,但对忍受痛苦者停止毫无意义的治疗,我们却会坚决反对。我们对痛苦的态度事实上具有深度的模棱两可性。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可看作是减轻人类痛苦的一种巨大努力。无论是建立更好的保健体系,能享受更多的食物和舒适条件,还是降低因生命的种种沉浮而造成的伤害。然而,文学、哲学和神学都充满了关于从人类受苦受难中所提取意义的叙述。当代的许多生物伦理学家,特别是生物保守主义者都力主,即使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人类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因此还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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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辩解说,人们之所以常常从痛苦中寻找(或制造)意义,是因为那只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世界的一个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苦难深重一直都是生命持久的一方面。战争、疾病、丧亲、自然灾害等不一而足,从一开始就纠缠着人类,而且还会继续如此。但同样不可抵赖的是,尽管人类经历了无数挫折,其走向依然是要消除让生命变得“丑陋、野蛮、短促”的普遍原因。科学的崛起,以及文化的演进,已在快速创生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大改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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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医疗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大幅度进步看作是良性的,有些人尤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苦难是一个关键因素——一种能净化一切的火焰。谁若想在道德和精神上成熟,就得从中穿过,最后成为完整的人。福山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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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技术所表现出的最深切的恐惧,完全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这样一种恐惧,即生物技术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失去人性。也就是说,失去某种最基本的素质,这种素质一直是我们是谁、去向何方的那种感觉的基础,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情境已经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制造这种变化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某种很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出现在人类历史和后人类历史之间那个鸿沟的另外一边,甚至都看不见已被破坏的分水岭,因为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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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写上面一段话时,无论他考虑的是不是受苦受难的意义,他的历史人类观似乎必定包括了这样一个假定,即生命会经历深刻的苦难。然而,人类不断终结自身和他人苦难的斗争,因其显著的普遍性和坚定性,可以很容易地视为一种天生的特点。只要痛苦在人类生命中凸显而不去,许多思想家就会继续为其规定一个道德价值,并继续主张痛苦是人类智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们因目前易受大量疾病影响的观点所限,是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只有当我们从生命得到大大改善和延长的角度,站在另一种高度时,才可能更好地解决痛苦的问题。完全有可能的是,即使生命像前述那样大大地改善,可能还会有存在主义式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有名的塑造人格的痛苦体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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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磅约为206.8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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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磅约为102.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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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器官劝募和移植网络,2016年3月2日检索:https://optn.transplant.hr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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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立卫生研究院: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是美国联邦政府中首要的生物医学研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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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塑造人格体验(Character-building experience):为了使人类能更好地适应不良情绪而经受的痛苦、可怕、尴尬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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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 第四章 患糖尿病了?有APP可以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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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克莱格成了首批尝试最前沿科技的新人工胰腺者之一,但这绝不是随便发生的事。她来自弗吉尼亚罗阿诺克,是很懂技术的网站内容经理,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6岁以来,她一直在对付Ⅰ型糖尿病,这是糖尿病里最凶的一种。作为一位热爱技术的人,她多年来一直在做“家庭作业”——寻找最新糖尿病创新疗法。我跟米歇尔谈话时,最令我惊奇的,是她那种积极的态度和充满智慧的执着:一定要找到各种可能的方式,更好地控制在她一生投下阴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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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试图尽可能让她和妹妹过上正常的生活,因为她妹妹也在很小的时候就患有少年糖尿病。米歇尔只被允许摄取有限的食糖,她记得,那时市场上唯一无糖的软饮料是味道很差的“Tab”。Nutrasweet上市后,她欢天喜地,因为这个产品稍微扩展了糖尿病患者的饮品选择范围。等到她上初中后,她学会了通过刺破手指头,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自己的血糖量。她爱在田径场跑步,还跟所有“正常”的孩子去夏日野营。在她成人后,父母才告诉她,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些别的孩子的父母曾拒绝让她在家里过夜,因为他们担心她吃错了东西或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时会出事。她的父母都有糖尿病家族病史,她父亲本人也患有该病,因此,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两个女儿要与什么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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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20岁时已结婚,但还没孩子。她领了一只胰岛素泵。这比注射要好,能更稳定地释放胰岛素。在使用胰岛素泵之前,她的血糖经常呈现拉锯状态,忽高忽低。有了胰岛素泵后,情况得到了改善,也使怀孕更安全了,后来生的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也未患该病。在1997年,这是最佳的控制严重糖尿病的解决方案。不过,到了2000年,她就发现,已有数种人工胰腺正在研制中,可以迅速改善血糖的管理。她急切地跟踪着这一话题,学会在ClinicalTrials.gov这个政府网站上寻找人类临床试验的信息,因该网站列举了NIH资助所进行的所有试验。当弗吉尼亚大学(UVA)研发的人工胰腺就要进行试验时,她一跃而起,抓住了这个机会,申请成为受试者。该网站的联络人员,是UVA项目的一个协调员,米歇尔“恳求让她参与”。不久,她发现,她已被接受,由此感到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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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试验的目的,是让病人在自己家里试验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她不得不跑好几趟夏律第镇,开车去要一个半小时,去拿装置、下载数据、接受训练,以及了解如何使用该技术,并与监督该项试验的医生讨论其他问题。对米歇尔来说,还需要经历这几个阶段。人工胰腺实际上总共有三个装置:一个是葡萄糖持续监测器(CGM),一个是胰岛素泵,一个是智能手机。2014年7月,她安装了CGM,这个小装置通过与她腹部相连的一根针管,与她的供血系统连接。正如装置名称所表示的那样,这个装置在整个试验期间,都对她的血糖水平进行持续的读数监测。大约两周半后,她的胰岛素泵升级,能使用蓝牙技术,进行无线数据传输。该装置通过蓝牙,可把葡萄糖水平的信息发往使用安卓应用的智能手机。上面还有一个特别安装的APP,名叫糖尿病辅助器。她的工作就是把吃了什么、吃了多少等关键数据输入这个APP里。这个APP从CGM那儿收取了血中葡萄糖读数之后,便通过无线告知胰岛素泵,需要把多少胰岛素释放进她的血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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