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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装置和可穿戴式电脑——能够持续操作，读取人的心跳、血压等的衣服和装置——将营造出一个奇大无比的数据库，装满了有关我们的生物信息，这个数据要储存在何处呢？最令人关注的是，我们是否有法律能力和技术能力保护这些数据不受黑客攻击？（这些问题也与基因组序列被排序的那些人相关。）鉴于加密后的金融数据在过去几年中都遭受过黑客的攻击，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健康信息也同样易受伤害。哪怕有全面的隐私立法，即使全面实行，是否能够完全保护电子隐私，也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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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医生、医院和几乎所有健康机构都快速走向电子健康记录（EHR），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紧迫了。打字记录正取代医生那种难以解读、很容易导致医疗错误——有时甚至产生致命后果的臭名昭著的潦草字迹。EHR中可以含有你的病史、种痘史、现有病情、实验室和放射试验结果、你所服用的药物、家史、生命体征、医生笔记，以及你能想得出的几乎任何种类的健康信息。经过巩固后，你求医的任何医生，都可以检索你的全部健康史。这些记录还可更容易地与专家医生分享，这样，他们就不用看手记，便可处理病人护理的某些方面。而且，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病人正坐救护车前往医院，医生也能把生命攸关的信息发往医院，哪怕病人失去知觉，无法交流也能为病人的抵达准备急救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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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把精确性、高效率和方便性等综合起来，且不说能够拯救生命，还可使EHR在最近的将来，成为医学界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我们又回到了最根本的那些问题：谁拥有EHR？这些EHR能与谁分享？能买卖这些EHR吗？我们知道黑客可以进入它们，但目前设置了何种规章制度来保护我们健康信息的隐私和安全，不受那些虽然遵纪守法，但又想在法律上忽悠制度的实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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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EHR简直就是根据《1996年健康保险便利及问责法案》（HIPAA）中的《隐私条款》，按照其他任何医疗记录来进行管理的。根据《1996年健康保险便利及问责法案》的要求，医生对你的EHR必须施行某些保护，如使用口令和识别码数字、数据加密，以及“审计跟踪”，因其可跟踪查询谁检索了你的记录、做了什么改动，以及何时做出的改动。然而，无论保健提供单位多么勤勉、多么恪守这些标准，聪明的黑客永远都能想法绕过去。《1996年健康保险便利及问责法案》要求医院，如有违反安全规则，必须通知病人，但这对违反了规定之后的情况根本于事无补。可以断言，如果你有植入式医疗装置，把性命攸关的信息反馈给你的医生，这个信息就成为EHR的一部分，并受制于上述效益和风险。我们接下来看看美国军方在发展以CTs为基础的高级医疗疗法中所起的虽然重大，但几乎不为人知的催化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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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湿件（wetware）：指软件、硬件以外的“件”，即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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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 第五章 美国军方开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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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综合技术创生的装置在医疗领域很有效益，但这些强有力的综合创生物一旦用于战争，可能就会产生令人震撼的效果。如前所述，国防部和五角大楼现已投入几十亿美元，以研究各项技术。研究结果已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领域，而这个新领域几年前还像科幻小说里面描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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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使用的相同技术中，很多现在都被用来帮助研发战争武器，诞生出“超级士兵”。无人驾驶飞机、夜视镜和提高警觉的药物等都已投入使用，但在最近的未来，战争看起来会与当今的十分不同。士兵会强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地面战斗将由机器人进行，战斗量要比以前多得多。人类士兵将越来越不直接参与战斗，遥控战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今天，虽有无人驾驶飞机，但仍需人来确定打击目标，不过很快，战斗机器人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了。许多人发现，这种可能性令人毛骨悚然。我最近问一个朋友：“什么更可怕，人杀人，还是机器人杀人？”他毫不犹豫地说：“机器人杀人。机器人没有良心。”我反对说：“尽管如此，但就是有人喜欢杀人。众所周知，如果人类能够做得不为人所知，而且也不用跟他们的受害者面对面地对峙，他们是干得出很恐怖的事来的。另外，人没法跟机器讲道理，也不能诉诸它们的情感。它们只按编程来做，哪怕有‘学习能力’，能够结合新信息的机器，其行为范围也是有限的。”我总是忍不住要想，我和他的话都有道理，但一台机器若能杀人，那就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恐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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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现在正深入研究的技术可以整合生物学、化学、物理、工程学、电子学和材料科学，创生出纳米技术产品，如用于人体和机器的极小感应器、几乎不吸热的超强防弹衣，以及不伤士兵但能毁灭生化媒介的颗粒。战争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从恐怖的战争中又产生了我们最普通的一些技术，在医药方面尤其如此，因战场的巨大压力而催生了一些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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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速度和活动式医疗单元的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了我们所知的现代创伤医疗方法。治疗类选法的概念是军方研发的，目的在于当大批士兵在战斗结束流入治疗中心时，优先治疗受伤最重的士兵。成百万的人现在能够整容，都应该感谢军方，因为正是军方率先研发了无数整形手术，重构因受伤而毁容的士兵的脸部和身体。尽管盘尼西林在1928年就被发现，但它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得到大规模生产，以治疗战场上受感染的伤员。冻结血液，以及为了限制细胞受损而慢速解冻的技术（俗称血库）是一项军事发明，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行其道。第一批伤口黏结材料是在越战期间研发并第一次使用的。除了这些突破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冻干易腐食品及药品、可编程序电脑以及微波炉等，都是军事技术转为民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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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贸易部的报告《提高人类操作性能的综合技术》，美国军方现正使用综合技术研究最超前的医疗科学。虽然更好的盔甲能救人一命，但也导致许多活下来的士兵需要更多的义肢。因此，军方正研制一些更先进的修复学技术，其中包括加力膝盖和假脚踝，因其能产生更自然的步态。其他军事技术不是正在研发之中，就是已经投入使用了。例如，可带入战争区域、随时随地都可使用的便携式X光射线系统；用来对严重出血和体温低的士兵施行复苏术、已经被FDA批准的血液保暖器；能帮助士兵在任何地带迅速移动，同时携带更多、更重的设备和供应品，有马达驱动的外骨骼；能形成反馈环、让病人用人工肢体“感知”、配合自动感知器工作的义肢（组织中的特殊接收器，如肌肉、肌腱和关节）；为移植物提供超平滑的表面，降低金属对金属表面的摩擦、让装置持续更久的纳米结构涂层。还有一种可加速伤口愈合的新细胞发送系统，这种技术能从脂肪组织中提取干细胞，用作微小的细胞工厂生产大批新细胞，然后注射到伤口位置。现在正在探索把这些用作治愈软骨受损的一种方式——这对关节炎的治疗可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些技术，或那些已经成功的技术，要进入民用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全世界这方面已经有着很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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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技术中的某几项技术，不难想象出医生用其为民众救生的景象。请想象一个很冷的冬夜，某位司机的车在冰上打滑，结果出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此人可能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严重的低血糖发作而失去知觉——我们就叫她莎拉吧。莎拉从车子里甩了出去，撞到一棵树，摔到了雪地上，一条腿几乎断掉，身上几处受伤，伤口大量流血，很快就出现体温过低的现象。幸运的是，EMS（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即“院前急救系统”）人员很快就来了，在iPad上查到了她的电子健康记录。一看她的EHR就知道，她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易低血糖发作。于是，他们查了她的血糖，并在要进行的静脉注射中添加了胰高血糖素。根据便携式X光机显示，此时急需为她的伤腿止血。他们很快就把她的腿用止血器包扎好了，然后把她抬上救护车，开始处理她体温过低的问题，并给她输温血。她脸上多处受伤，需要施行重建手术，但首要的事是为她止血，防止死亡。幸运的是，EMS工作人员能通过电邮把莎拉的医疗情况和已经开始的治疗发送给医院。与此同时，救护车火速前行。几个月后，做了几次手术之后，莎拉已经能以假腿、假脚踝和假脚四处走动了。看着她沿着繁忙的街道走去，谁也不会知道，不过几个月前，她离死亡仅隔一根头发之遥。尽管这场车祸的一些后遗症会追随她的后半生，但她完全清楚她接受的治疗有多好，也清楚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种技术，都很可能意味着她的生命会就此结束。她并没有停下来细想，救她一命的大部分技术都是军方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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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居然能演化出快速、创新的有效模式，这似乎与直觉很不相符，但远程医疗和高新技术研究中心（TATR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就是这么做的。卡尔·弗里德尔博士，动物学家出身，生理学研究专家，也是美军退伍陆军上校。从2005年到2011年，他领导了位于马里兰州的TATRC总部。在这一时期，该中心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项目。TATRC本是陆军医疗研究和材料司令部的一个办公室，其建立目的在于解决其他政府分部不能解决的紧急医疗问题。这个中心能把临床医师、生物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平时这些从来都不会彼此切磋的人召集到一起，讨论世界上最创新的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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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寒冷的一天，那种春天常见的风暴，又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发出了疲倦至极、无可奈何的呻吟。我跟弗里德尔博士谈了一次。他跟我讲了几乎保留在他脑子里的全部内容，他谈到许多研究项目都是经他大笔一挥才得以出台的。他本人是一个广泛跨界的专家，在美国，他是少有的那些真正懂得组织的动态情况，能通过使用综合技术，快速产生激进的创新的人。我特别想知道的是，TATRC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得以从如此庞大的组织那里获得了这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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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博士告诉我，头等大事就是创造一个“参议院时刻”。这时，中心通过电话或开会方式把各专业“平时都不互相交谈”的成员召集来。他说，目的是让生物学家用工程师的方式思维，临床医生用物理学家的方式思维，数学模式制造者用生物学家的方式思维。“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说，“起初，他们不想参加会议，因为这不过又多了一件事做。但第一次会议结束时，他们来找我，说：‘下次何时开会？’他们的眼界被打开了，看到了观察事物的不同方式。”TATRC的投资组合经理不仅能够使人们对多角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兴趣，而且这个组织的决策过程也尽可能保持流线型。相较而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深陷程式的泥沼之中。据弗里德尔博士说，这种情况会以“成千上万种方式，扼杀一个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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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RC的做法不是让各种想法穿过多层复审程序，像NIH所做的那样，而是只有两个层面。一是每周一次三小时的电话会议，由一组主题专家对提议进行评审，然后决定哪个想法更有前景。如有前景，项目就会到弗里德尔这里报批。没有必要再交代初始发现资料或卷帙浩繁的提议，因为这些东西早就由几个委员会审批过。如果研究项目获批，TATRC就把需要的专家召集起来，提供一笔有时间限制、数额普通的资助金，一般在5万～30万美元（按NIH的标准衡量，这算小的），然后采用弗里德尔所说的“活跃分子管理方式”，好使这个项目迅速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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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在TATRC工作期间，碰到了各种各样发散式思维的想法。“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有三个来自UCLA的人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们有个X光的想法。如果他们亲自来我办公室，我可能会哈哈大笑着把他们送出我的办公室，因为我会觉得他们是在开玩笑。‘你们在逗我。’我跟他们说，但他们说不是，他们有证据表明这会起作用。结果发现，把透明胶带从上面拉掉时，就在那一瞬间显示了一连串电子，所产生的电流实际上能做X射线。我们给了他们启动资金。一年不到，他们就做出了两个能产生X射线的滚筒。他们弄了一家公司，生产这种东西，并需要更多的钱。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寻找投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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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RC经常扮演的角色，就是充当天使投资人。一旦某项技术起作用了，研究者们就像丑小鸭离开鸭窝，开始进行运作。不计其数的创新项目都因得到TATRC的资助而首次启动，但陆军对研究的商业化不感兴趣。“国防部，”弗里德尔说，“不会把产品送往市场，它只管打仗。”2008年，《纽约时报》报道了UCLA物理学家创造的X光射线透明胶带，干巴巴地称之为“办公室供应物理学的杰作”。而不难看出，这种技术在医疗急救情况下很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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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跟我谈到了另一个项目，该项目最开始时遭到极度的怀疑，听起来几乎就像H.G.威尔斯做的一个梦。弗里德尔还说，凡是听到这事的人都觉得这完全是疯了。“这个想法是在热气球，即软式小型飞艇一样的装置里放入通信工具，然后让气球飞到战场的士兵头顶上，”他解释说，“通信工具可以从战场上空收集关键情报，并和地面系统进行沟通。人人都说：‘你疯了——敌人会把它打下来的。’他们当然会把它打下来，但问题是，这些气球很便宜，而且很有效。把一个气球打下来，就很快再放一个上去。”弗里德尔称这是“偶发型创新”的一个例证，它由TATRC发动的一个小型研究项目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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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TATRC孵化了长长一串军民皆宜的创新项目，但是这个机构考虑是否支持研究时，并不会有意识地寻找其是否有军转民的潜能。据弗里德尔说，重点放在“需要迅速解决的地面军事问题上”。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每一个好的想法都需要一个“狂热分子”支持——一个绝对为之入迷的人，这样才能起飞。这个人一般来说是研究者，他必须能承受多年的严厉批评，哪怕人人都不把他的想法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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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个数字好像具有魔力。10年，在这10年中，人人都认为可以一枪把那个气球打下来，然后这个想法起飞了。紧接着，突然，人人都对此着了魔。如果没有一个狂热分子来度过所有批评的坏天气，那个想法就会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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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还说，团队体量过大或过程过于冗杂会扼杀想法：“有一个想法，就有许多死谷。进行多次评审，让许多人在那儿乱射一气，那肯定是致命的。”他多次目睹这种情况发生。往往是在某个时刻，炼金术的要素都齐全了，需要什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研究的设计也很成熟，团队不大，评审程序有限，资金也很合适，而且那个狂热分子也具有极端重要的固执精神。然而，人都一拥而上，或者过程无比复杂，就像NIH资助的基本研究那样，创新思想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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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RC的确有一个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研究实验室能梦想，但做不到的，也就是它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国会的支持者们可以以专款专用的形式把资金导向某些项目——这个过程曾在目前的国会遭遇反对，导致TATRC裁员，从180人减至大约60人。这家组织如何采用不同的资金流重新焕发青春，继续保持其创新先锋的使命，目前来说已经有些不确定了。国会的支持变幻无常，颇受个人性格左右，常随政治风气而改变。国会专款专用的形式已于2010年财政年度结束，尽管许多项目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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