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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跟我谈到了另一个项目，该项目最开始时遭到极度的怀疑，听起来几乎就像H.G.威尔斯做的一个梦。弗里德尔还说，凡是听到这事的人都觉得这完全是疯了。“这个想法是在热气球，即软式小型飞艇一样的装置里放入通信工具，然后让气球飞到战场的士兵头顶上，”他解释说，“通信工具可以从战场上空收集关键情报，并和地面系统进行沟通。人人都说：‘你疯了——敌人会把它打下来的。’他们当然会把它打下来，但问题是，这些气球很便宜，而且很有效。把一个气球打下来，就很快再放一个上去。”弗里德尔称这是“偶发型创新”的一个例证，它由TATRC发动的一个小型研究项目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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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TATRC孵化了长长一串军民皆宜的创新项目，但是这个机构考虑是否支持研究时，并不会有意识地寻找其是否有军转民的潜能。据弗里德尔说，重点放在“需要迅速解决的地面军事问题上”。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每一个好的想法都需要一个“狂热分子”支持——一个绝对为之入迷的人，这样才能起飞。这个人一般来说是研究者，他必须能承受多年的严厉批评，哪怕人人都不把他的想法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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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个数字好像具有魔力。10年，在这10年中，人人都认为可以一枪把那个气球打下来，然后这个想法起飞了。紧接着，突然，人人都对此着了魔。如果没有一个狂热分子来度过所有批评的坏天气，那个想法就会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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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尔还说，团队体量过大或过程过于冗杂会扼杀想法：“有一个想法，就有许多死谷。进行多次评审，让许多人在那儿乱射一气，那肯定是致命的。”他多次目睹这种情况发生。往往是在某个时刻，炼金术的要素都齐全了，需要什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研究的设计也很成熟，团队不大，评审程序有限，资金也很合适，而且那个狂热分子也具有极端重要的固执精神。然而，人都一拥而上，或者过程无比复杂，就像NIH资助的基本研究那样，创新思想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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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RC的确有一个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研究实验室能梦想，但做不到的，也就是它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国会的支持者们可以以专款专用的形式把资金导向某些项目——这个过程曾在目前的国会遭遇反对，导致TATRC裁员，从180人减至大约60人。这家组织如何采用不同的资金流重新焕发青春，继续保持其创新先锋的使命，目前来说已经有些不确定了。国会的支持变幻无常，颇受个人性格左右，常随政治风气而改变。国会专款专用的形式已于2010年财政年度结束，尽管许多项目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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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TATRC从不寻找具有军转民潜能的项目，但研发创新医疗、帮助全社会的这样一种能力，就是被弗里德尔称作“生物医学研究之美”的那种东西。他跟我描述的一项举措令人吃惊，显得非常突出，是在遭到NIH的拒绝后，才提交到了他的桌上。这是一个研究骨质疏松症的项目。常规的看法是，大多数年轻女兵在服役时，骨质疏松症是跟她们无关的，但弗里德尔知道，约有25%的女兵在接受基础训练时，会发生疼痛，而且令人失去能力的疲劳性骨折也可能会发生。他当时管理的120个项目中，有一个是研究疲劳性骨折的。这样一来，两个项目就一拍即合，在骨质疏松症项目和疲劳性骨折项目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接。接着，弗里德尔就投入所有资源，为之撑腰。其结果是产生了关于骨质疏松症和骨矿物质含量的惊人的新数据，表明：（1）年轻妇女的确有骨头问题；（2）服用维生素D能把疲劳性骨折降低30%；（3）骨密度与骨强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女人可能有很高的骨密度，但骨头却很脆。也许更为惊人的是研究出锻炼身体在打造骨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的是，经常锻炼身体的女性能有更强的骨骼，但研究者们得知的是，筋骨只是在锻炼身体的头10分钟能得到强健，之后身体就不再加强骨组织的密度了。该项研究的结论表明，女性想要骨骼更强，就需要每次锻炼身体的时间更短、锻炼的次数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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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这个信息何时能传达到治疗平民妇女的医生那里。弗里德尔悲叹道：“要让公众观察到这一点，不知要用多久。”他于2005年写了一篇相关论文，但我本人最近的经验表明，医生仍然坚持骨密度试验，将其作为骨质疏松症的石蕊试验。新生物医学信息是否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这肯定是另一个话题，但当弗里德尔告诉我，要把军事医药转作民用其实没有任何机制时，我感到有些吃惊。这个过程缓慢且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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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军事医疗技术都会悄无声息地整合到民用医疗保健中，而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然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凡是新而强大的技术都没有负面效果。军方目前也在探索可能在军民两方面都被滥用的技术。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正在研制一种新药，能让士兵保持清醒，最高可达168小时，而不会出现任何因缺睡而造成的无力症状。这可能成为战争中的一个关键优势，急剧地改变军方所称的“军事作业速度”，使作战时间更长，可以成日成夜地战斗。该项研究重点是查明身体里的“复位按钮”，这个按钮一般在晚上睡好觉后就能启动。这种药物可能会进入民用市场，以帮助缺睡的人不用睡觉而工作得更久。一旦这些药物上市，就肯定会被滥用。而长期使用的危害，现在也不为人知。要是大学生为了复习考试而广泛使用这种药物怎么办？要是工人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超过同事而用这种药怎么办？用了这种药，很有可能会把生产力标准提高到人们无法拒绝的程度，哪怕充足的睡眠是健康所不可或缺的。其结果可能造成一种24小时不睡觉的文化，人们筋疲力尽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却又意识不到，因为有药物在持续地刺激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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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另一个活跃的研究区域，是人脑直接与机器的交互，以及仅凭脑力就能指挥的机器。这项技术需要计算机化的脑植入物，能查到神经元中的活动模式，把这些模式翻译成电脉冲，然后把瞬时的指令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发给机器。（同样的技术现在在研发之中，以帮助断肢者和神经元疾病患者，如ALS控制人工肢体和能给以协助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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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安东尼奥·雷加拉多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撰文，谈到了DARPA研发的控制情绪的脑植入物。这些植入物——都是微型电脑——能查出与某些情绪（如恐惧）相关的神经元活动，然后刺激脑区域，以便将该种情绪堵住。如果这项技术用得明智、符合伦理，就能推进对精神紊乱症的治疗，如抑郁症、上瘾，以及强迫症。这对那些症状无法通过常规药物和谈话疗法控制的人来说，也许是天赐之物，但这种技术也可能把对大脑的控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思之而令人心悸。假如用这种植入物来阻挡士兵的恐惧感，到了把他们送到危险甚至可能让他们送死的地步怎么办？要是他们落入压迫人的政府之手，该政府命令他们让公民都接受政府的暴君做法怎么办？如果用在那些很容易从事非理性冒险活动的人身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假如犯罪分子用这种植入物来麻痹自己对惩罚的恐惧，结果去犯以前都不敢想象的罪怎么办？假如这种植入物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使他们不仅招兵买马，而且制造比以前更多的自杀炸弹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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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社会没有充分的安全机制来控制这种强大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以前并不存在。对思想的控制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了几千年，但其存在形式是人们最终能够推翻的。对情绪进行生理性控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直接的大脑刺激下，我们应对的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显著的效益，也有恐怖的风险。身患帕金森氏综合征或抑郁症的成千上万的病人，现在都大大地受益于深部脑刺激——把电极放入大脑的某些部位，发出电信号刺激这些区域。对这些病人中的许多人来说，结果是明显的。因此，对于身患帕金森氏综合征的病人能够大大降低他们的震颤，而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人，也体验到了药物和疗法都不能给予他们的缓解。正是因为这些良性的用途，我们不应马上禁止脑刺激，但我们急需查明防止滥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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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大脑的改变问题，在本章中，我想强调军方使用这些技术的种种危险。尽管我们要靠军队保证我们的安全，并深深地感激他们在战区为我们所做的服务，但我们不应忘记，战争是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士兵、供给、经济、基础设施、制度和政府施行的毁灭意志、压倒一切的打击，从而打败敌人。现代战争的一个可怕事实是，要面对恐怖主义碎片化的敌特，其结果是导致许多平民在过程中遇害并致残。美国军事创新的长期趋势，一直是创造更为集中的“外科手术式”打击，目标对象是战斗人员，而减少对平民的影响。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几乎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有许多平民遇害。我们不应对此抱有幻想，综合技术带来的极先进的技术如果在战争中使用，或者落入错误之人的手中，就可能潜在地带来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死亡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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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德国物理学家和纳米技术研究员约根·阿尔特曼在德国马尔堡的科技和社会中的纳米技术大会上发言。阿尔特曼研究裁军已有30年，他呼吁在各国大搞军备竞赛、获得CTs和纳米技术之前，限制其在战争中的使用。他最关注的是一旦对武器发展监督不够，这些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平时期的社会，而且会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更大。即使采取战时确立的常规交战规则，想取得战略优势的驱动力也常常导致各国不是暗地里就是公开地争相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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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曼指出，美国在军事研发方面花掉了占全世界投资三分之二的资金，而国家纳米技术举措的联邦资助中，约有四分之一的钱给了国防部。他在报告中说：“大学、武装部队、国家武器实验室等，都在研究这类主题，如纳米碳管（极强、极薄的结构管，具有高级电子、光学和热能力，能用于极大范围的材料中）、磁纳米颗粒、显示用有机发光二极管、生物电算（把生物学与计算机技术综合）、生物分子驱动器（植入式电子装置，极小，可在分子级别工作）。更接近军事需要的，还有研究生化战剂或纳米结构爆炸物和装甲感应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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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曼举例说，下列先进装置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为民用，而且具有巨大效益：功能惊人的小电脑可以整合进武器、制服、军事设备和车辆中；先进的导航系统可以含在更小的军需品中，以施行更精确的打击；车辆可以更轻、更灵活，而采用更多无人驾驶车辆和增强型通信工具可以拯救生命。不仅如此，纳米技术人体移植还能大大地提高士兵的安全性，可以用来监测生命体征，用于各种通信，增强眼睛、耳朵等感官的能力，以及释放药物——连那些跨越血脑界限的药物都能释放。然而，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使用，肯定会落入敌人和恐怖主义者之手，使之更难打败，还使得可能的滥用情况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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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自动（无人驾驶）作战车辆和地面、海洋及空中系统，如经编程后能在高度活跃的战争情况下做出迅速反应，则可能会造成无控制的升级，扩大战事，超出人类决策者的初心。阿尔特曼还担心，强大的炸药可能会用纳米纤维合成体制造，而不掺杂任何金属合成物。这种炸药能逃过X射线和其他金属测量仪器的检测，使恐怖主义者或犯罪分子得以登机，然后搭乘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进入建筑物，造成比以前更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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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后患，即极小的感应器和军事间谍机器人一旦施于民用，就可能使隐私不复存在了。如上所述，这些技术的本质就是它们很新。这就意味着，且不提普通民众，就是军方当前也没有有效的措施能够防止这些技术的滥用。阿尔特曼呼吁，不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国际性的监督，还要公众积极参加对话，并在军方和民营部门之间进行有控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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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装置，如微型自动感应器，小得像昆虫一样，能直击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如隐私和言论自由。专制政府和侵犯性公司可能利用这些装置监测公民的一举一动。这项技术可能会造成公司的大规模滥用行为，采集并使用有关我们的详细信息，以便进行经济剥削。好战的政府能将所要控制的无数政治犯都监禁起来。而犯罪分子得手后，则能以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方式，跟踪、窥探、伤害我们。阿尔特曼在2005年的发言中，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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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尺寸小于几厘米的小型自成一体的感应器，都应完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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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金属炸药、武器和弹药，都应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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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性质不完全是医疗用途的，对人体移植物和其他入侵性技术，应将开发期延期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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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飞机和军事车辆及系统，都应禁止（这很明显没有被禁止，无人驾驶飞机现在比任何时候用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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