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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曼举例说，下列先进装置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为民用，而且具有巨大效益：功能惊人的小电脑可以整合进武器、制服、军事设备和车辆中；先进的导航系统可以含在更小的军需品中，以施行更精确的打击；车辆可以更轻、更灵活，而采用更多无人驾驶车辆和增强型通信工具可以拯救生命。不仅如此，纳米技术人体移植还能大大地提高士兵的安全性，可以用来监测生命体征，用于各种通信，增强眼睛、耳朵等感官的能力，以及释放药物——连那些跨越血脑界限的药物都能释放。然而，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使用，肯定会落入敌人和恐怖主义者之手，使之更难打败，还使得可能的滥用情况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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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自动（无人驾驶）作战车辆和地面、海洋及空中系统，如经编程后能在高度活跃的战争情况下做出迅速反应，则可能会造成无控制的升级，扩大战事，超出人类决策者的初心。阿尔特曼还担心，强大的炸药可能会用纳米纤维合成体制造，而不掺杂任何金属合成物。这种炸药能逃过X射线和其他金属测量仪器的检测，使恐怖主义者或犯罪分子得以登机，然后搭乘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进入建筑物，造成比以前更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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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后患，即极小的感应器和军事间谍机器人一旦施于民用，就可能使隐私不复存在了。如上所述，这些技术的本质就是它们很新。这就意味着，且不提普通民众，就是军方当前也没有有效的措施能够防止这些技术的滥用。阿尔特曼呼吁，不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国际性的监督，还要公众积极参加对话，并在军方和民营部门之间进行有控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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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装置，如微型自动感应器，小得像昆虫一样，能直击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如隐私和言论自由。专制政府和侵犯性公司可能利用这些装置监测公民的一举一动。这项技术可能会造成公司的大规模滥用行为，采集并使用有关我们的详细信息，以便进行经济剥削。好战的政府能将所要控制的无数政治犯都监禁起来。而犯罪分子得手后，则能以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方式，跟踪、窥探、伤害我们。阿尔特曼在2005年的发言中，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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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尺寸小于几厘米的小型自成一体的感应器，都应完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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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金属炸药、武器和弹药，都应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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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性质不完全是医疗用途的，对人体移植物和其他入侵性技术，应将开发期延期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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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飞机和军事车辆及系统，都应禁止（这很明显没有被禁止，无人驾驶飞机现在比任何时候用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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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空武器应该实施国际范围内更全面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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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管理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规定，并加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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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国际上遵守这些提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就连阿尔特曼博士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技术能力的迅速推进、战争的压力、医学的需要，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都使得这样的遏制不现实。虽然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现实中，一个个地解决潜在的滥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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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出这些发现的几代人，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提出有关他们从未碰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发生一连串意义重大的灾难，人类才开始想象采取何种步骤，才能保证这些技术是福祉，而不是人类生存的祸害。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言，问题已经产生，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用问题产生的那种水平的思维。技术可能在某些领域旗开得胜，比如医学，但在另一些领域又让人饱受痛苦，比如战争。这之后，我们才能控制住综合技术释放出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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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使用综合技术来激进增强人类的人很多，包括左翼和右翼两个部分。反对人类增强的情绪本身就是一支力量。反对人类增强的人还不仅仅是法兰西斯·福山这样的保守分子——左翼还有很强大的反增强运动。詹姆斯·休斯在他2004年出版的那本发人深省的书（《生化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对重新设计的未来人做出回应》）中，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特别是纳粹优生学和原子弹。随着这些技术恐怖地展开，自由主义者中支持科学启蒙的实证主义，便让位于休斯所形容的“关于去工业化社会主义的田园诗愿景、伪科学、唯心论，以及回到大地的社区主义（这些全都）联合起来，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激进新技术的推进，依然能令许多进步分子的大脑产生怀疑。他们把这与公司的消费主义和家长式管理、集权政府、环境毁灭、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所有这些现象造成的滥用情况联系起来。不过，这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核心，是关于过去的一种浪漫化的观点，与科学、公司和政府的压迫力量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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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过去过分理想的浪漫派的观点，与右翼卢德派发自肺腑的观点一致。处于意识形态两端的极端分子，都有一种倾向，就是都对过去抱有一种多愁善感化的情怀，同时又对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机构持有深刻的怀疑。这一事实表明，人们的态度可能在界限清晰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发生变化。尽管每个派别在人流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立场都根深蒂固，但激进人类增强所提出的问题，对人类心理产生了新的压力，可能导致产生新的社会结盟和格局。休斯引用托德·吉特林形容新左派的心理的话说：那是“不相信未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系统地表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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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信任问题。几乎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不相信人类，这是生物保守主义者和新左派自由主义者思维的基础。双方都不信任人类能够做出关于未来的明智选择，双方都不相信对方有得体的道德底线和善意的意图。这就造成了一种很难逾越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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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主题，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的，是有关植入人体的技术装置。我们已经能够使用强有力的技术来增强我们的生活了，包括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识，其形式如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把这些东西放在衣兜里，跟移植到我们体内，两者之间究竟有何根本区别呢？在我看来，这要取决于随着这些技术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选择或谢绝选择它们时，能否以我们的意志力来否定它们。换言之，是我们控制它们，还是受它们控制？它们是否会以我们并不愿清醒地为我们自己做出选择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呢？不过，我们还要意识到，自从第一个人用双脚站起来，人类增强就一直在进行，从发明石制工具、教育年幼者、采取包办婚姻和伴侣选择等形式，利用文身和美容化妆来进行选择性繁殖（基因工程），都无不如此。很难说这些做法对人类造成了很大损坏，而且事实上，这些做法中的大多数都为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赐予了极大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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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路易斯关于基因工程如此断言道：一代人如若获得了权利，自己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改变其后裔，那么，接下去一代代人的生活就会失去权利，奴役般地服从其祖先的选择。自由意志主义科学作家罗纳尔德·贝利对这个断言做出了回应。贝利的回应是：“但是，过去几代人控制着未来几代人的基因命运，过去的情况未尝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通过其配偶和生育的选择，为我们决定了我们今天携带的基因组合。”基因选择中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他认为是一种恋物癖，表示应该拒绝，然后接着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后裔可以随意处置更加强大的技术，这得益于我们自己的经历，指导他们未来的生育和增强决定。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决定的囚徒……当然，有一种情况是，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成为我们现在决定的囚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怀恐惧而做出选择，有意不让他们享受生物技术和安全的基因工程的成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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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领域，有些生物伦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警告说，可能会出现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把社会分裂成某种基因式的、技术化的种姓制度。富人会让他们自己和孩子享有每一种增强的可能，使他们自己更加健康、更加聪明、更加强壮、生活得更久，而穷人则憔悴不堪，陷入劣等的生物沼泽地中，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阶级。得到生物增强和技术增强者，将会把“自然人”视为野人，作为支持他们只适合做枯燥乏味的工作的证据，甚至会觉得这些人是用过就扔的消费品，而通过全面的种族大屠杀而剿灭之。反之亦然，因为这些“自然人”可能风闻即将到来的厄运而提前动手，也以种族大屠杀来对付那些被增强者。无论是哪种情况，估计都会产生世界性的灾难。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开始是为富人服务的，但接着就渗透到不那么富有的人那儿。这个观点也没有考虑到民主推进的价值观，这个民主推进的过程是在寻求能够让人享受所有技术的一种机制。政府规划，如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等，都能极大地增强医护治疗的平等分布，如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或轻度认知紊乱患者的脑移植体等。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早面对要比晚面对好，即政府和私人保健体系（包括私人保险公司）是否会为他们视为高科技“增强”的那种东西提供保险，却又不用于治疗所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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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凡涉及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物理增强或心理增强药物和手术时，我们就已经身处一个灰色地带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似乎是，我们是否身患社会和医疗共识所接受的需要治疗的疾病。过度羞涩现象，现在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症”，可用百可舒来治疗，以帮助患者更加外向，在社交场合更加放松。尽管有些人反对这种治疗，理由是羞涩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疾病，但上百万利用百可舒之类的药物来寻求从这种情形得到缓解的人都说，无论这种情形被称作什么，羞涩都是一种他们想要摆脱的痛苦。无论如何，政府和保险公司似乎都同意，社交焦虑症的确是一种紊乱症，因为他们为治疗该病的药物提供了保险。“伟哥”这样的药物也可归入同样的类别。从前，大家曾接受这样一个说法：许多男性衰老时，都会失去性交能力。但我们现在有了一种病情，叫作“勃起功能障碍”，可用药物治疗。与此同时，为交通事故整形外科手术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是不为整容提供保险的。面部衰老不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但随着社会关于心理痛苦是否因某种病情而引起的标准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会永远如此吗？最近的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病情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疾病”或“紊乱”的类别，从而导致它们需要治疗。现以“伟哥”为例，全部范围的衰老征象，包括引起社会和感情不适的衰老征象，难道不是需要治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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