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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国际上遵守这些提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就连阿尔特曼博士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技术能力的迅速推进、战争的压力、医学的需要，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都使得这样的遏制不现实。虽然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现实中，一个个地解决潜在的滥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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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出这些发现的几代人，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提出有关他们从未碰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发生一连串意义重大的灾难，人类才开始想象采取何种步骤，才能保证这些技术是福祉，而不是人类生存的祸害。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言，问题已经产生，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用问题产生的那种水平的思维。技术可能在某些领域旗开得胜，比如医学，但在另一些领域又让人饱受痛苦，比如战争。这之后，我们才能控制住综合技术释放出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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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使用综合技术来激进增强人类的人很多，包括左翼和右翼两个部分。反对人类增强的情绪本身就是一支力量。反对人类增强的人还不仅仅是法兰西斯·福山这样的保守分子——左翼还有很强大的反增强运动。詹姆斯·休斯在他2004年出版的那本发人深省的书（《生化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对重新设计的未来人做出回应》）中，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特别是纳粹优生学和原子弹。随着这些技术恐怖地展开，自由主义者中支持科学启蒙的实证主义，便让位于休斯所形容的“关于去工业化社会主义的田园诗愿景、伪科学、唯心论，以及回到大地的社区主义（这些全都）联合起来，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激进新技术的推进，依然能令许多进步分子的大脑产生怀疑。他们把这与公司的消费主义和家长式管理、集权政府、环境毁灭、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所有这些现象造成的滥用情况联系起来。不过，这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核心，是关于过去的一种浪漫化的观点，与科学、公司和政府的压迫力量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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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过去过分理想的浪漫派的观点，与右翼卢德派发自肺腑的观点一致。处于意识形态两端的极端分子，都有一种倾向，就是都对过去抱有一种多愁善感化的情怀，同时又对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机构持有深刻的怀疑。这一事实表明，人们的态度可能在界限清晰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发生变化。尽管每个派别在人流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立场都根深蒂固，但激进人类增强所提出的问题，对人类心理产生了新的压力，可能导致产生新的社会结盟和格局。休斯引用托德·吉特林形容新左派的心理的话说：那是“不相信未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系统地表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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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信任问题。几乎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不相信人类，这是生物保守主义者和新左派自由主义者思维的基础。双方都不信任人类能够做出关于未来的明智选择，双方都不相信对方有得体的道德底线和善意的意图。这就造成了一种很难逾越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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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主题，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的，是有关植入人体的技术装置。我们已经能够使用强有力的技术来增强我们的生活了，包括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识，其形式如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把这些东西放在衣兜里，跟移植到我们体内，两者之间究竟有何根本区别呢？在我看来，这要取决于随着这些技术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选择或谢绝选择它们时，能否以我们的意志力来否定它们。换言之，是我们控制它们，还是受它们控制？它们是否会以我们并不愿清醒地为我们自己做出选择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呢？不过，我们还要意识到，自从第一个人用双脚站起来，人类增强就一直在进行，从发明石制工具、教育年幼者、采取包办婚姻和伴侣选择等形式，利用文身和美容化妆来进行选择性繁殖（基因工程），都无不如此。很难说这些做法对人类造成了很大损坏，而且事实上，这些做法中的大多数都为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赐予了极大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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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路易斯关于基因工程如此断言道：一代人如若获得了权利，自己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改变其后裔，那么，接下去一代代人的生活就会失去权利，奴役般地服从其祖先的选择。自由意志主义科学作家罗纳尔德·贝利对这个断言做出了回应。贝利的回应是：“但是，过去几代人控制着未来几代人的基因命运，过去的情况未尝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通过其配偶和生育的选择，为我们决定了我们今天携带的基因组合。”基因选择中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他认为是一种恋物癖，表示应该拒绝，然后接着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后裔可以随意处置更加强大的技术，这得益于我们自己的经历，指导他们未来的生育和增强决定。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决定的囚徒……当然，有一种情况是，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成为我们现在决定的囚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怀恐惧而做出选择，有意不让他们享受生物技术和安全的基因工程的成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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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领域，有些生物伦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警告说，可能会出现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把社会分裂成某种基因式的、技术化的种姓制度。富人会让他们自己和孩子享有每一种增强的可能，使他们自己更加健康、更加聪明、更加强壮、生活得更久，而穷人则憔悴不堪，陷入劣等的生物沼泽地中，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阶级。得到生物增强和技术增强者，将会把“自然人”视为野人，作为支持他们只适合做枯燥乏味的工作的证据，甚至会觉得这些人是用过就扔的消费品，而通过全面的种族大屠杀而剿灭之。反之亦然，因为这些“自然人”可能风闻即将到来的厄运而提前动手，也以种族大屠杀来对付那些被增强者。无论是哪种情况，估计都会产生世界性的灾难。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开始是为富人服务的，但接着就渗透到不那么富有的人那儿。这个观点也没有考虑到民主推进的价值观，这个民主推进的过程是在寻求能够让人享受所有技术的一种机制。政府规划，如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等，都能极大地增强医护治疗的平等分布，如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或轻度认知紊乱患者的脑移植体等。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早面对要比晚面对好，即政府和私人保健体系（包括私人保险公司）是否会为他们视为高科技“增强”的那种东西提供保险，却又不用于治疗所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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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凡涉及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物理增强或心理增强药物和手术时，我们就已经身处一个灰色地带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似乎是，我们是否身患社会和医疗共识所接受的需要治疗的疾病。过度羞涩现象，现在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症”，可用百可舒来治疗，以帮助患者更加外向，在社交场合更加放松。尽管有些人反对这种治疗，理由是羞涩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疾病，但上百万利用百可舒之类的药物来寻求从这种情形得到缓解的人都说，无论这种情形被称作什么，羞涩都是一种他们想要摆脱的痛苦。无论如何，政府和保险公司似乎都同意，社交焦虑症的确是一种紊乱症，因为他们为治疗该病的药物提供了保险。“伟哥”这样的药物也可归入同样的类别。从前，大家曾接受这样一个说法：许多男性衰老时，都会失去性交能力。但我们现在有了一种病情，叫作“勃起功能障碍”，可用药物治疗。与此同时，为交通事故整形外科手术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是不为整容提供保险的。面部衰老不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但随着社会关于心理痛苦是否因某种病情而引起的标准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会永远如此吗？最近的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病情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疾病”或“紊乱”的类别，从而导致它们需要治疗。现以“伟哥”为例，全部范围的衰老征象，包括引起社会和感情不适的衰老征象，难道不是需要治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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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是否接受与衰老直接相关的治疗，接受到何种程度，这一过程的很大部分都要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态度。衰老是一种疾病吗？生物学和老年医学在这方面的认知，当然采取的是一种医学化的观点，而美国社会对青春的迷恋已经到了众所周知的程度，这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一目了然。第七章中，我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个细节，但在此处，我只用它来说明一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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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视某事为疾病，那就必须与何谓“正常”的版本进行对比。当我们允许对羞涩和抑郁这种病情进行治疗，甚至加以推广，我们就等于是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要想正常，人就必须比较有理智地外向、积极向上。至少，这似乎是我们的文化接受的东西，到了毋庸置疑的地步。在确定是否治疗这些疾病时，关键的问题是，对羞涩或抑郁病情的体验，是不是患者不需要的痛苦感。这是为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所广泛接受的石蕊实验。这个指南为治疗树立了标准，其中包括保险覆盖被认为精神紊乱的种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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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虽未对“正常”加以任何明确的定义，但它意识到，精神健康不是一个明确划分的现象，所处范围很广。在一端可认为是健康的，但在另一端则有着严重的病理学现象。这本书的最新版，即DSM-5，于2012年发布，它第一次承认精神紊乱严重性的许多不同层次。例如，在DSM-5中，并未把恋童癖本身算作一种疾病，但因被未成年者吸引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不适感，则被归类为一种疾病，即“恋童癖紊乱症”。该书编辑的这个特别决定，后来遭到一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对，直到APA明言，它毫不含糊地认为，按照恋童癖相关的感情而行动，是一种犯罪行为。精神病学领域的这类争论，完全没有结束，而且处处都有迹象表明，在可见的将来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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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上的机构如APA，对哪些疾病是属于需要治疗的疾病有着强大的影响，但也不能低估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要求，因为这也会带来其自身的变化。美容手术就是一个强大的例证。2012年，美国人花费了110亿美元，做了1300万宗美容手术，如丰胸术、脂肪抽吸术、鼻整形术，以及注射肉毒杆菌和填充物。鉴于近年来整容手术的陡升，而这又是保险公司不保的，人们只能假定，如果更多的人能自掏腰包付费，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手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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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巨大的社会压力，如病人的要求等，所以要给更多的疾病提供更多的治疗，但也有巨大的社会压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增强，特别是精神增强领域，无论是通过药物还是移植物增强，都不行。虽然以适度形式进行的美容增强被广泛接受，如染发和化妆品，但对这种增强，如果发展到整容和面部矫形，人们还是反应不一。特别是女人，要么漂亮到足以让社会接受，要么走得“太远”，做脂肪抽吸术、唇豁和整容手术，她得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才行。假如情况不是这样，那越来越多接受整容手术的男男女女就不会感到迫不得已地要将自己的手术保密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游移不定，不知道什么更重要的社会：是削足适履地适应某种美学标准呢，还是“自然而然”更好？所谓“真实地道”的问题，我们老爱挂在嘴上，但实际上远远做不到。争论得最凶的，是关于要不要增强最重要的器官：大脑。没人不同意这一点，即大脑是我们身份所在地。对它进行任何干涉，都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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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保守哲学家布鲁诺·玛萨艾斯写道：“如果某人通过脑移植而获得了超强的人类记忆，被他超强的记忆震撼到，那就是很愚蠢的事了。”也许吧，但很难理解的是，使用植入式技术提高思维功能，获得额外的知识，在实际上跟通过记忆训练和教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有何不同？玛萨艾斯和其他跟他一样的人可能会辩解说，凭着天生的大脑，通过常规的教育方法，持续不断、专心致志地努力学习新生事物，这其中是有着某种价值的。我绝对明白他说的意思。斗争的体验产生的结果，经常是除我们具体努力之外，还获得其他效益：耐心、毅力，暂时得不到满足，但仍坚持下去，自我牺牲、真正地增强自尊、对成就的骄傲，以及自信等。但是不能否认，人类与更高层次能力竞争时可能还会得到之前的利益。技术增强中，没有什么能排除人类的斗争。它只不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把那种斗争转到更高，也更有效率的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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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艾斯更进一步地担忧道，就连研究人类增强创新的科学家们也缺乏“对最基本过程的真正理解”。而且，没人“能够从外部细看生物技术增强，并评判其正确与否——此处无人主管”。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同样的担忧也适用于第一次外科手术、第一次种痘、第一次空间之旅，以及第一次对新世界的探索，而且毫无疑问也的确运用在它们上了。没人真正地知道这些努力是如何进行的，直到信仰的起跳克服了对做出努力的恐惧。所有雄心勃勃的大型创新活动，按照创新的定义来说，都把我们带进了从未进入的地方。我们应该因为自己不愿冒此类风险而排除任何大胆的新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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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艾斯报告了罗纳尔德·德沃金在《生命自主权》一书中的说法。他主张这样一种价值：“要求长时间劳动并做出巨大努力的过程或事业中的神性，那种投资是技术复制时代中不可能复制的。”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在计算器和电脑时代，人类生产力与之前数代相比，获得的急剧增长，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容易，也没有因此而不再奋斗。正相反，奋斗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原。在这儿，在更少的时间里，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伴随这项工作发展的是，在更短的时间内，要创造更多，所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耕田种地的人更少了，但没人会认为，办公室的普通工作不必努力、没有压力。当然，如果能像雷·库兹维尔预言的那样，加速地进步下去，直到满足了世界上大部分物资需要，人们就不必为了生存或物资需要而那么努力地奋斗了。然而，还是有着长得不可想象的一个未来。在其中，人类不得不为社会、智力、文化、艺术和精神的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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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去的经历能够作为指导，那么能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会遇到新的挑战以及通往新成就的道路。人类的情境，从根本上讲，在可见的将来，可能不会发生能够体味到的变化。即使发生变化，那时的人类或超人类也能迎接这种变化。他们跟我们很不同，比我们装备得更好，能够处理这种变化，因为他们到那时已经更进一步地深入人类的探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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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艾斯觉得，对那些拥抱了激进增强的人来说，他们会失去真实性的价值。他认为，这是在生命的游戏中的欺骗，而同时失去了某种可贵的东西。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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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看某个因事情都按他的方式发展而感到很幸福、很欣悦的人。他把世界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延伸部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希望不一样，而他知道这一点，因为是他自己令其发生的。他已经学会了掌握人类情形的艺术。现在，不妨把他跟那个穷人比一比。那人也同样幸福，因为他服用了一颗强力情绪闪亮丸。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是他采取行动的结果。大型活动都会令他不悦，如果不是因为他再也不在乎有什么大型活动这个事实的话。大型活动现在已经跟他绝对没有关系了，以至于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感到幸福。那都是外在世界的一部分，按照他无法掌握的力量运作，因为他也从未学习如何掌握……我们现在基本上视为生物技术—逻辑增强的许诺，是对现代技术项目的彻底背叛。其手段和目的使我们背离世界，也扭转了我们想掌握世界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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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艾斯做了一些很有力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很好地掌控了生活的人，从天生角度讲，并没有被赐予很高的智力、很强的社交能力、富有弹性的感情，以及积极的、有助于性格形成的环境等，而服用情绪闪亮丸的人既没有天生的才能，也没有享受到福祉，实际上很可能会得抑郁症。他假定，竞争环境完全平等，在这个环境下，第一个人只是简单地行使其智慧和正直感，而第二个人则懒惰得无法掌握生活，从而决定欺骗。无论我们的道德评判如何，医生目前并不让身体健康、没有症状的个人服用“情绪闪亮丸”。抗抑郁症药也只是发给那些有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人服用。给患抑郁症者开药，其实意在帮助这个竞争环境更加平等，而即使服用能提高应对机制的药物，也不能取消个人对掌控自己生命情况的需要——只不过会使他们像天生就有此能力的人一样有能力甚至更加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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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是，一个从外表上看起来掌控了生命的人，没有需要的问题、没有私下的痛苦、没有需要处理的种种担忧。到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抵制这种结论了——只要亲眼看看那些自杀的名人就行了，如罗宾·威廉姆斯，这位十分富有、极为成功的喜剧演员在2014年自杀了。他本来就受人爱戴，而且，根据社会的标准，在生活中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威廉姆斯当时患有一种令人崩溃的失智症，又称“路易氏体型失智症”。他妻子认为，就是这种病导致了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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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之后超人类主义者关于何为生活的概念，我们不妨比作我们还是孩子时，看大人的方式。我们看着父母随意地来来去去，想多晚睡就多晚睡，只要自己觉得合适，花多少钱都行，外出都要开车，享受我们作为孩子享受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权利，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担忧和发愁，与成人手牵手的那种沉重的责任。同样，如果假定一个智力更高、生命力更强、生命周期更长的人，就没有真正的问题或挑战，那也是太过天真了。与此同时，如果不必花费气力，与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做斗争，如令人丧失能力的种种疾病和因衰老而带来的摧残，那我们也许会得到解放，去应对本质上更具社会性、更富于智力和更有精神价值的、更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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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人类增强问题，似乎已渗透在许多人最具毁灭性的末日预言中，同时又让其他人对更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乐观态度和希望。关于激进的人类增强是否合意，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跟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所持的不同意见一样难以对付。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乐观主义者偏向于期望有积极的结果，而悲观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消极结果。心理学证明，我们的心态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有一种倾向，喜欢把结果改变，使之按我们的期望来变好（或变坏），采取的是自证预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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