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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I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社会和经济压力，迫使人们使用它，但民主社会很可能会施加一些与之抗衡的压力，对其使用进行限制和控制，至少要限制和控制到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了解得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庆祝BCI的发展，因为它能协助那些身体瘫痪者，但在现阶段，我们应对如何和怎样限制BCI的使用进行更广泛的辩论。通过直接下载电脑化信息增强人类知识，这可能有一些很清楚的卖点，但我们要足够重视自主、隐私和个性。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是否强大到足以抵御BCI技术的推进？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在短期内也许会很容易地接受那些能使生活更容易也更方便的界面，却意识不到其长期的代价。如果我的银行提供了一个APP，我凭着这个APP，凭着我的思想，就能把钱在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这种方便当然相当吸引人。那要是同样的技术也让银行在我的隐秘思想上开了一个窗口怎么办？关于我的思想数据会储存在哪儿？谁能加以取用？尽管大多数人都反对让银行、雇主、政府和其他人进入他们的思想，但现代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永恒的时间压力，会使我们在很高的程度上受到为我们提供了更大方便的任何技术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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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先曾问道，手持装置中设置一个APP这样的技术和在大脑中安装一个同样装置的技术之间，有何本质上的不同。BCI通过直接把我们的大脑插入互享信息的宇宙，又把那个宇宙通过双向途径直接插入我们的大脑这样一个前景，阐明了这一点。与手持装置上网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意识本来是私有地密封于我们的大脑内部的，现在却把思想在我们和技术之间进行了积极的缓冲。尽管技术可能敦促、劝说，甚至试图霸凌我，让我采取某种行为，但我的思想还是可以进行干预的。我还是能够做出决定和主观判断的，哪怕这是跟技术对着干的。如果这些指令实际上直接被我的大脑接受，那么我会认出它们是跟我的思想分开的，从而加以抵制吗？我也许会，但抵抗需要多大的努力呢？如果我疲倦了，没有了意识，或不胜信息之繁多，因此而产生的无法抵御，是否就构成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防止我接受BCI呢？我们把这一个个论点摆出来时，可能一目了然的是，大多数人都可能谢绝使用这项技术，因为该技术可能淹没其意志。但问题是，这些论点并没有为普通人进行清楚的阐述。考虑这种问题的人，大都是极客、未来主义者和哲学家，而不是社会的主流人士，而这种问题其实应该成为主流大辩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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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正在发挥作用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力量，不难看到综合技术正天衣无缝地在移动，从医学治疗的领域走向了增强领域。问题是，这些技术能否跨界，进入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控制层面？以及一种假如我们充分意识到后果，就不肯随便选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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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移植体的问题，也跟在死亡迫近时，是否关闭植入式心脏除颤器的问题相似。如果不在生命垂危之际关闭，可能也会产生可怖的效应。鉴于我们对濒死的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了解的信息极少，我们必须自问，当一个人即将亡故，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电刺激，会人为地延长什么样的意识，那么我们会把生死之间的什么灰色地带施加到病人身上呢？然而，是否关闭大脑移植体，是医生肯定不想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一旦关闭发挥着某种疗法效应的大脑移植体，就会被清楚地视为是在伤害病人。如果某人认知功能的某些部分还受到人为的刺激，但大脑的其他部分却已死亡，那我们如何测定脑死亡的程度呢？直到最近，医疗社区的人才能够就何谓“脑死亡”而得出一致的标准。我们需要重访脑死亡vs生命支持的那个老概念吗？我们要想为二者下个定义，根据的是什么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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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库兹威尔在其2005年出版的《单一状态已迫近：人类超越生物学的时候》一书中，写到了一个时间，叫“单一状态”。那时，电脑已经强大到足以超过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预估其发生时间约为2050年，那时，人类就会通过BCI获得一种能力，在死亡之时，把记忆、体验以及大脑的思维模式全部下载到一个超强的电脑中。数字化的信息中，复制了垂危病人的大脑和个性，然后储存在一个机器人的身体中，或转给另一个人，于是就让死者获得了“永生”。但是，人死时大脑的一份电脑化抄件，能等于那个人吗？它能赐予持续的意识，就仿佛那人并没死一样吗？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失落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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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有一些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因为这项技术迄今为止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库兹威尔和肯尼斯·海沃斯这样的未来主义者相信，把垂危的大脑进行上传，这具有真正的可能性，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进展，可解决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死亡。当然，如果这样的可能性实现了，并非人人都会选择大脑上传的。凡是相信人体的非物质部件灵魂或精神，或相信会有一种天堂生活的人，都不大可能选择生命继续在地球上不定期地延续。但对许多人来说，由于害怕死亡，就会觉得大脑上传的想法难以抗拒。例如，会有身患不治之症的儿童的父母很想把孩子大脑的信息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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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大脑上传，这个问题似乎要取决于是否能解决心灵vs大脑这个尚未解决的哲学问题。有物质倾向的人会认为，所谓“心灵”，无非是大脑发生的电子信号和化学信号发生转换的总和。他们的观点是，一旦大脑停止工作，心灵就会消失，就像熄灭的火焰一样，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对于其他人来说，心灵比大脑功能的总和要多得多。它这种东西得到了大脑生物底层的佐证，但能存在于大脑之外，并与电脑分存之。有关这个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几百年，尽管物理学和神经科学有种种推进，但这个问题仍需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需要对大脑上传进行实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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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脑上传成为现实，有一个主要的障碍，即到目前为止，对大脑所知依然甚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把生物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障碍，有着许多未知因素。这项技术，如到此时为止所理论化的那样，令许多人毛骨悚然，而且会把身体的完整性侵犯到不能接受的程度。那如何具体地实现大脑上传呢？大脑保存基金会（BPF）的共同奠基人肯尼斯·海沃斯博士，和一名为了创生脑结构详细“地图”，研究先进扫描技术的研究者一起，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如何将大脑上传的过程。下面的文字综述了这项技术的发生过程，它取材于那篇题为《被坏哲学害死：为什么大脑保存之后，接着进行大脑上传，可以治疗死亡？》，贴在BPF网站的文章，事先警告：胆怯者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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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女性入院，接受大脑上传手术，做了全麻后睡着了，主要血管都跟一些外部血泵连接起来。血从她体内排空，同时把一种毒性化学定色料（戊二醛）泵入每一根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中。这种化学物质很快就潮水般弥漫了她的身体，包括她大脑的每一个神经元。定色料与每个细胞中的蛋白质黏结，把它们固定并防止任何衰败现象出现。然后，再将另一种毒性化学定色料输入整个循环系统。这一次要保存脂类或脂肪分子，因为它们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一起，可以提供细胞的主要结构部件。海沃斯写道：“这两步（固定蛋白质和固定脂类）很关键，你以为它们是用化学黏结的，实际上是把她细胞中的所有分子机器都‘黏’起来。”不消说，生命不可能再重返这具生物肉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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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血管系统输入一种重金属染液，如醋酸双氧铀，为了纳米分辨成像而给大脑和脊髓涂抹染液。这样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来查看细胞膜。身体里面和细胞间的所有积水都必须去除，以塑性树脂取代之。它可以固化组织，准备让其切成细块，以便成像。再对身体输入乙醇，使组织硬化。这样就能排水，接着注入一种有机溶液，沥滤出乙醇。加大塑性树脂的浓度，进行循环，直到“细胞内（细胞里面）和细胞外（细胞外面）空间的每一个区域都充满纯塑性树脂”。每一个细胞，包括每个脑细胞，现在都以塑性树脂浸透并固定。身体已经成了一种有机和无机塑化物的混合物，在分子水平冻结，就像死亡时存在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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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需要额外加以注意，以协助移除积水，代之以塑性树脂。颅骨内要钻几个洞，再把管子插进凹陷处，又称“脑室”。这些插管把乙醇、溶剂和塑性树脂注入硬脑膜袋（一只包住大脑的皮囊）中。与此同时，同样的化学物质正在整个循环系统循环。海沃斯写道：“在这个过程结束时，病人的大脑和脊髓在纯塑性树脂中浮动，细胞内和细胞外空间的裂缝也充满了这种塑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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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病人送入一个60℃的炉子中。这时，她大脑和脊髓中的塑性树脂就会板结成一种“固定结块”。海沃斯继续写道：“皮肤、肌肉、椎骨和颅骨等都被移除，从而展示硬脑膜袋。然后，把这种强力材料剥开，就露出保存得完美无缺的大脑和脊髓（其中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的初始部分），它包裹在一层玛瑙色的透明塑料护层内。每一个神经元，每一个突触，以及每一个细致的神经元过程，都能完美无缺地保存到纳米的水平——保存得最完美的、无法想象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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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塑化过的大脑和脊髓，跟着就被切成细细的长条，刚好100微米，也就是0.01厘米宽，然后像胶带一样，缠在线轴上。结果是成千上万绕了脑线的线轴荷载到成千上万电子显微镜扫描机中。这些机器可以放射出几乎难以想象的微型电子束，扫描这些脑线的表面，产生出一种高分辨率、二维的照片。然后用一束聚焦离子束来烧掉5纳米线顶端脑，露出新的表面，以便用电子束来扫描。这一过程要重复2万次，直到整个100微米宽的脑线以5纳米增量进行成像后为止。以5纳米增量烧除，就可为所成的像添加第三维度。不消说，所有脑线都被完全摧毁，代之而来的是一张以数字化格式将其拍发的5×5×5纳米分辨率的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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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把大脑和脊髓的超高清度三维照片转进一台电脑，令其以图标方式标出每一个神经元和突触，预算每个连接的类型和强度。由于海沃斯预计，这一过程将从现在起的100年后发生，根据对神经科学前100年发展的数据，依然还是有阐述余地的。脑神经和脊神经也都保存了下来，它们把生物大脑与身体的神经和肌肉连接起来。对病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电脑模拟，已与一个机器人身体进行了交互连接——病人能操纵自己过去储存的思想。嗯，这就等于永恒发生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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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大脑的数字化模拟，实际上是不是等于我们自身？关于这个问题，有不止一家学术思想这么认为，但除非做出努力来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只能猜测。凡是相信人类有某种大大超过了物质的生命精髓的人，都会认为以如此方式复制人的做法，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也荒诞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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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心灵或大脑知道得都太少了，无法确知要复制一个人需要做多少事。如果真的试图要做大脑上传，那就需要制造一个大脑的复制本，但数字化的复制本不是原本，无论它多么细致。大脑不仅有物理结构和电气化学反应，它还有思维运动。思维运动被证明是由意志驱动的。电脑模拟怎么可能把自愿与否的现象近似化呢？意志的一些表现，或某些有效的替代物，可能为我们所需要，以便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做出决策，并对之采取行动。除此之外，我们凭着自己的生物身体，不仅有意识，而且有自我意识。电脑模拟怎么可能创造出自我意识并像大脑一样运作呢？我们通过电脑编程，可能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复制本来做的各种事情，但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意志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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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有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目前无法知道的，即便我们可以进行精密地复制也是如此。其中有一些是必不可少的，与我们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这包括潜意识的大脑、感情（这与有知觉力的身体互相连接）、进行价值评判的能力，以及除了自我意识之外的潜在灵魂或精神。关于这些现象，人们的意见可以不一致，也的确不一致，但即使我们假定其中任何一项都有效，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缺乏其中一个要素，会如何影响一个潜在的人。缺乏一种或数种现象，就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一种恐怖的提醒，表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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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讨论的目的，我们还是假定，大脑上传最后极为成功。这一过程一旦达到完美，便能真正让我们继续我们的主观意识。就我们来说，或就我们身边的任何人来说，我们便会永远不死。我们和我们的亲人必须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我们寓于机器人身体中的个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人都能舒服地对待新的自我。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并非人人都会选择逃离死亡，但有可能的是，很多人会选择大脑上传。这意味着社会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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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多在今后的岁月中，几乎肯定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决定要永远活下去，那人口过多问题就加速到来。人们就不得不越来越少地要孩子，以便适应人口过多导致的星球上的资源日益减少。人口的年龄构成也会改变，极为年老的人会越来越多（但估计会有一连串高功能、最新式的机器人身体），而年轻人及其子女的空间和资源却越来越少。假定激进延伸的生物生命期限最后开花、结果，那么社会上老人的百分比会很高，给儿童和幼儿留下的余地就会更少。政府可能需要减少儿童，甚至禁止人口繁殖，从而违反了大多数人都视为他们生儿育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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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重视年轻人为社会贡献的精力、新鲜的视觉和新思想，但大规模的大脑上传就会严重限制能做此贡献的年轻人的数量。那些永垂不朽者也许能够持续为文化和社会创新，但我们对极老者所能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只能是猜测而已。也许，年轻人和儿童可能要比现在更为被珍视得多，因为他们很稀缺，但针对他们的态度也许会有反弹，因为星球的资源将会极为匮乏。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即如果下令控制人口数量，那就可能导致产生一个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大不一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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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到许多人得了不治之症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大脑变化，如AD患者常见的斑块和缠结。可以很方便地这么假定，即大脑上传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后，就可以治愈或防止AD、帕金森症、癫痫症、中风和其他神经性疾病。但是，我们现在尚并不能做出这种假定。请考虑一下，假如有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能享受很好的治疗，但这些病情的任何一种都无法治愈。如果把AD患者的大脑复制，那就很可能把疾病也复制下来。这是否意味着，凡是大脑不符合某种健康门槛要求的人，我们就不能允许他们进行大脑上传呢？也许，一旦我们能以数字化格式储存大脑，我们就可以根据疾病来进行矫正。但这样一来，人要死时对该人的复制本就可能不那么忠实了。既然改变大脑的某一区域可能导致对神经网络的更多变化，那为了治愈某种疾病而进行必要的矫正，可能就会产生事先没有料到的后果。它可能被逆转，也可能逆转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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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大的伦理绊脚石，那就是决定何时进行大脑上传，哪怕是一个已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上所述，有人——最好是病人本人——必须做出决定，看何时动手术，因为一动手术，就可能杀掉生物肉身。也可以说，当一个人积极地死去时，就应该这么做，但这个论点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问题。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科技水平，并且只有通过正确的设施才能做这种手术，而最优选的情况是能够做出安排，到时可用必要的人员和设备。但比如说，有人在车祸当场丧生，离任何大医院都很远，这对人就不会起任何作用，身体可能要花很多小时才能抵达一家能做手术的医院。等人到医院时，大脑就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许发生的变化大到无法再做有功能的复制本。由于死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具有不确定的性质，有些人即使想，也无法利用大脑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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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假定有这样的最优情况。病人在医院或在临终关怀医院，而他的诸位护理人员也都同意，他的生命已将结束。假定病人已经表示，他想进行大脑上传，即便他知道，如果这么做，他的身体将不可逆转地被摧毁。医生、护士和技师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没有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呢？哪怕最富有经验的医生，现在也发现，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准确地说，病人何时进入濒死状态。而安排脑上传就意味着，这个手术必须在自然、生物的死亡发生之前的某个时间进行。医生可能预估，病人只能活几小时或几天，实际上，病人可能会活几周或几个月。这个情况跟病人处于生命支持状态已经抵达脑死亡不一样，因为那时，必须决定停止人为呼吸和心跳。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并没死，但大脑上传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万一手术出什么问题，他就回不来了，也不可能再跟亲人过几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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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讲，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还是活的，他就还活着。如果进行大脑上传，那某人就得决定终结生物生命。换言之，把病人杀死。这怎么符合医生的传统治愈职能和不给人造成伤害的座右铭呢？就算医生在病人生命终结之时会造成病人痛苦，但如果他们不愿意关闭心脏除颤器，那又怎么可以说服他们用化学药物把人毒死，对人体进行大脑上传必定带来的激进攻击呢？我们很想假定人脑的数码化副本是否构成永生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得到解决，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技术的发展要比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推进快得多。关于大脑上传的争议很可能还会存在，易纠结，难解开，社会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就此而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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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即病人的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做出决定，是否想、何时想进行大脑上传。鉴于目前人们都不愿意给予预先指示（根据某法律网站2013年做的一项问卷调查，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立了生命意愿书），医生是否按照预先指示做了，其记录也不甚明了。因此，大多数生命终点的决定，都是在危机情况下做出的。很少有年轻人提前来做这个的。美国人不喜欢处理跟死亡有关的问题，这妨碍了一旦发生危机，需要头脑清醒地做出决定。除此之外，即使医疗授权书已经交给了亲人，悲恸欲绝的家庭成员也可能做出很不理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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