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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克斯勒提及的更大型的装置，是体外电脑。纳米机器人自己也有可编程序的微电脑，可通过人体内已有的自然发生化学物来驱动。纳米机器人偶尔也需要检索更多信息，而不仅仅是其机载电脑上储存的信息。因此，它们可与大型电脑进行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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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机器人的归巢过程看起来简单，但其实不然。它们先要读取来自我们健康细胞的DNA蓝图，然后对一组组细胞进行比较，看是否能发现异常现象。一旦发现便跟踪目标，将其击溃，然后根据蓝图重建分子机器。这样，纳米机器人就能在心脏病发作后，以健康心脏组织来取代疤痕组织，并能修复互联蛋白质，从而解决德累克斯勒所说的一种病因。尽管德累克斯勒没有说纳米机器人会使我们长生不老这样的话，但他的确认为，纳米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活很久，从保持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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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医学基于的理论是，如果分子成分（包括原子）都能正确地加以排列，它们就会执行让人恢复健康的功能。很有可能的是，这个理论再进行研究，就会证明不行，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研究能够加以否定。第一批纳米治疗将瞄准癌细胞，接着是针对特定疾病的疗法。接下来，如果一切正常，我们就会进入新的范式，把健康和青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几百年吧。有些观察家认为一个世纪内，科学家还不足以做出必要的研究来实现这个愿望。不过，德累克斯勒、库兹威尔和其他人都指出，很快，人工智能或超强电脑就会出现，把研究速度提高，要比科学家们费尽心力才能完成的速度高许多倍。例如，库兹威尔说：“过去把HIV排序，要花15年，（但我们在电脑的帮助下）给SARS排序，只花了31天。”在不久的将来，机器涉及纳米机器人，将比科学家快得多，也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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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人对激进生命延伸都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一场生命延伸的革命之中。它被叫作“现代医学”。接种疫苗、抗生素、癌症治疗、分流手术——所有这些都把生命延伸到大大超过了一个世纪前被认为是“自然的”生命期限。显然，自然寿命这一概念一直在改变。直到目前为止，它改变得相当缓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大幅加长。在罗马帝国时期，平均寿命约为25岁，能活到50岁就算老了。今日，我们把25岁死亡视为悲剧，死得太早、太令人震惊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断延长的生命期限，对社会并未造成破坏作用。恰恰相反，社会适应性很强，因为这个变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一直有先进技术伴随，使得年龄增大的人口具有可持续性。很可能，我们的生命期限会呈增量延伸，而且不会中断，但也有可能在前所未有的新医疗技术的力量下，我们在一生中亲眼看到长寿的根本飞跃。这样的飞跃要求社会做出重大的调整，包括重新定义“老年”一词。我在本章后半部分会考察其中一些可能的调整，但首先，我想探讨一下一个很少为人承认的生命和健康延长的原因，它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及其同事，也是经济学家的多拉·L.科斯塔称为“技术性体格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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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福格尔和科斯塔在对过去300年的长寿增长进行了一项极为独创的研究之后，发表了他们的成果。根据其论文《技术性体格进化理论，及其对预测人口、健康成本和养老金成本的影响》，福格尔和科斯塔对大量历史资料，包括战时征兵记录和人口普查记录，运用了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然后与过去300年中健康、人体尺寸和长寿记录相关联。他们最重要的观察是，食品生产、制造业、交通、贸易、通信、能源生产、医药、卫生服务，以及空闲时间服务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促成生命期限的翻倍和经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福格尔和科斯塔在该文的导言中写道：“过去300年中，人类生理学一直经历着深刻的环境引发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技术有了不计其数的发展。我们称这些变化为‘技术性体格进化’，已把人体尺寸提高到超过了50%，并极大地改善了生命器官系统的活力和能力。”他们断言，技术进化仍在进展之中，其产生是“技术和生理改善之间的一种协同作用，从而人类产生了一种属生物性但非基因性，发展很快，可通过文化进行传播，而且不一定很稳定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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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和科斯塔的分析中，甚至还考虑了子宫中的情况，以及孕妇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他们不仅描述了低级卫生程度和高度传染病状态的历史病况，而且还描述了导致矮化生长、成年时更多疾病，以及低生产率等的慢性营养缺乏。由于这些病况，欧洲人和美国人与现代人相比，个子小得多。例如，1790年，30岁的普通英国男子，体重仅为134磅，而普通法国男子体重仅为110磅。按现代标准看，这些人个头相当矮小，也不健康得多。人口中最穷的20%长期营养不良，因此无力工作，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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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误看法认为，现代的老年人与前辈相比，都活在一种与年龄更相关的生病状态中。事实上，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发育不良、营养不良的人，健康问题要多得多，包括与年龄相关的病情，如心脏病，而且对当时的传染病的抵抗力也弱得多。福格尔和科斯塔写道：“1822年至1845年间出生的青壮年，即使历经童年期和青少年期致命的传染病而活下来，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比今天他们的同龄人更能摆脱退行性疾病，反而是更受病痛的折磨。”19世纪的老年人中，心脏病的普遍程度约为当今老年人的3倍，筋肌劳损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普遍程度约为现在的1.6倍，而消化道疾病的普遍程度几乎是现在的5倍。福格尔和科斯塔认为，中年和老年高发病率的原因，是因为胚胎期和童年时期长期发育不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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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营养不良，生活条件不好，其结果就是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深刻地影响到个人一生的健康。他们说：“大多数器官的基本结构很早就坏掉了，有理由由此而推断，发育不良的器官会比发育良好的器官崩溃得更早。”他们指出，矮化生长和营养不良都可能“与构成这些器官组织的化学构成中的变异有关，与薄膜上电的传递质量有关，与内分泌系统和其他生命系统的功能有关”。许多儿童都因在子宫内缺乏营养，而在婴儿期和整个童年遭受了永久性的神经损伤。营养不良与其他很多病情都有关，其中包括内分泌系统功能受损、心律失常，以及退行性关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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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和科斯塔把每日消耗的卡路里数量，与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等相关联起来，并估算说，普通成人每天需要500卡路里，这样才能支持消化以及更多功能，对传染病做出免疫回应。即使那些能工作的人，工作精力也不是很多。不过，由于有了更好的营养、更暖和的衣服和住处，以及技术引入的其他改善，1790年至1980年间，生命期限翻了一番，普通英国工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了大约53%，在健康和繁荣两方面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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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快进到了今天。生活在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与他们之前的人相比，要高得多、重得多、健康得多，生产力也高得多。减少早期营养不良、传染病和穷苦的生活环境，也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技术和生活条件，加上能够享受更好的药品，才刚刚开始收到长寿的成效。再加上讲究健康的营养、少吸烟和经常锻炼身体（大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有更多闲暇时间），我们就可以保证技术性体格进化还会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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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福格尔和科斯塔于1997年发表了合作论文，常规医学方面已经发生了大踏步的进展，还不说生物技术、人造器官、移植体、再生医学、药物和广泛的延寿技术等，它们都大大加速了技术性体格进化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发表结果中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教训：我们不能因聚焦生命的晚期而牺牲生命的早期。非常深刻而又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每一个婴儿和儿童提供足够的营养和好的生活环境（例如，不含铅的环境），如果我们想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不想承受疾病的沉重负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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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人类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加强控制其环境，而设计控制其自身的进化。“文化传播”的进化发生的速度，要比生物学进化快得多，对长寿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这很好，因为生物学进化几乎不在乎我们是否能够长寿。它其实只关心让我们活到生育年龄，帮助我们生活得足够久，以便养家糊口。基因决定其长寿者，在养家糊口方面并没有特殊的优越之处，因此在基因库中也不占特殊地位。看来，是否延寿，是否延长健康期限，要看我们怎么办了。而我们早已上路，向着大规模改善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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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延寿技术的最常见的一个反对意见似乎是，正在崛起之中的科学，好像在“扮演上帝”。虽然我们在这场冒险中的确处于未知领域，但很难明白为什么以基因疗法来治疗疾病和衰老，会被认为是扮演上帝。这跟通过接种疫苗来治愈传染病又有何区别呢？如果不接种疫苗，传染病早就把几百万人从基因库中移除了。凡是反对让人类掌握其进化的人，如果他们想保持一致的话，就得反对过去300年来的技术性体格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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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了我的看法，认为当前对待衰老的态度，可能基于已经过时的滞定型。它所基于的是广泛传播的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我们日趋老龄化的人口，年龄日益老化，能力愈加降低，并认为老年是寂寞、不幸的时候，而认知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做了一项问卷调查，想确定一下美国人对待激进延寿的态度，最后相当谦虚地将其定义为能活到120岁或更久即可。56%的问卷调查者回答说，即便给他们这个选择，他们也不愿意拥抱激进延寿。据该项报告描述，美国人对激进延寿前景的反应，是“既模棱两可，又十分怀疑”。只有27%的人认为，120年或更久的生命期限，会在2050年发生。还有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预期寿命越久，我们的自然资源可能就消耗得越多。”然而，那些对问卷调查做出回应的人，对延寿科学也很不了解。只有7%的人听说了这门科学或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有可能愿意延寿，而54%的人对此一无所知。38%的人说，关于激进延寿，他们听说过一点儿。虽然大部分问卷调查者都想活得比当前的寿命中值（78.8岁）要长一点，但只有9%的人愿意选择活过100岁。我强烈地感到，假如大多数人的前景是能活过100岁，而且既健康又充满活力，那他们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现在的情况是，就连我们今天关于衰老经验的看法，也是充满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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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老年是体弱多病的风烛残年——尽管不是每个人，但对很多人而言都这样。生活在过去的人，即使是年轻力壮、身体健康，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体弱多病，活得再久也没多大活头。除此之外，退休后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网都是现代的发明。更早的时候，普通人年轻气盛时就得依靠亲人眷属有限的资源。老年的种种疾病，都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而传染病的散布却很猖狂。老年人死于肺病和今天很容易治愈的一些其他感染，是相当普遍的，但在19世纪，美国人提到肺炎就说，那是“老人的朋友”，因为这种病很容易中断其他老年病引起的痛苦。几百年来的传统智慧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老年是体弱多病的风烛残年，因认知能力降低而更加糟糕。这在现在对一些老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整个局面正在快速变化。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系统地研究衰老问题，而今天老人的情况要比过去的预言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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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时代的普通人来说，男男女女的生命都建立在体力劳动、辛苦劳作的基础之上。今天，技术和工业化把人类生命改变并丰富到这样一种程度，老年人不仅比过去更加与世界接轨，而且通过互联网和总在寻找志愿者的欣欣向荣的非营利行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即使身体方面受到限制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能深度地参与生活。但这不是对衰老问题感到更加乐观的唯一理由。哈佛大学研究衰老和健康问题的经济学家戴维·卡特勒最近做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我们不仅延长了我们的生命期限，而且也延长了我们的健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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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勒医生及其同事，对1991年至2009年几乎9万人的医疗照顾保险者的数据进行了检查。他们发现，老年人的健康有明显上扬的趋势。他还确认了老年医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即他们称之为“生命曲线矩形化”现象。“实际上，”卡特勒医生说，“我们身体不健康的时期，正被压缩成生命终结之前那段时间。因此，从前我们常看见的那些人，在最后六七年里病得很厉害，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很不常见了。人们活得更久，而我们增加的是健康的岁月，而不是虚弱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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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表明，从医药角度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花费最昂贵。人们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医疗花费，可能会比一生的总和都要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病危时，为了能让他们多活几天、几周或几个月，需要强化技术，而做出的英勇的努力。如果有人需要使用养老院的护理，那费用就特别高昂。但据卡特勒说，由于有了更好的医疗情况，过去让人一蹶不振的很多病情，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他举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由于有了心脏搭桥手术和降胆固醇药，心脏病的发作就不那么频繁了，而一旦发作，现在的人也比过去恢复得快得多。卡特勒还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的人比过去受过更多教育、更了解健康，以及知道如何防止或推迟与年龄相关的病情。虽然今天年纪很大的人不会活到能够亲眼看到激进延寿的年龄，但他们有可能独立地生活，健康尚可地一直活到生命的终结，这已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热切盼望的一个目标了。鉴于传统医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认为，随着医学即将经历的一场革命，激进延寿很可能不仅延长生命的岁月，而且能使这些岁月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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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关于老年人的滞定型的看法，很可能是美国人为何对激进延寿缺乏兴趣的一个原因——这个看法就是老年人孤独、忧郁、不开心。不过，有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不仅跟年轻人一样开心，实际上还要更开心。这也许有点反直觉，但做的大量心理研究发现结果是前后一致的。人越老，生活体验越趋于积极，更能处理消极的事。他们能从社会关系中获得更多满足感，也更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们比年轻人更能调节情感，而且情绪也比较稳定——所有这些都倾向于确认“人老智慧多”这种看法，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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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著名心理学家劳拉·L.卡斯滕森一直在研究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并开发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称为“社会情感选择理论”（SST），又名“生命期限动机理论”。卡斯滕森就像其他很多研究者一样，认为老年人是否态度更加积极，这关乎动机问题，关乎其是否决定把注意力指向更积极的信息和经验。简言之，老年人一般偏向于积极。有些研究者建议，这一现象是认知衰落的迹象，表明有需要聚焦在更简单积极的事情上，但卡斯滕森的解释却不是这样，而是围绕着我们关于时间地平线的看法。她说：“SST与其他生命期限理论的区别在于，其主要焦点关注的是观察时间地平线的动机后果。”换言之，我们的心理习惯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受限于我们自认为在自我生命期限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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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滕森通过研究不同年龄的人报告的每日感情，发现老年人产生的积极情绪与年轻人一样频繁，但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比年轻人少得多。貌似老年人更善于把消极的事沉思默想一番之后，便放下包袱，继续前行。除此之外，卡斯滕森还识别出这种原因的内核——一生都聚焦如何获得知识，现在则转移到如何聚焦调节情感。能否做出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剩余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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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轻时，常认为自己的剩余岁月是开放式的，因此聚焦于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卡斯滕森写道：“他们试图扩展他们的地平线，获得知识并结成新的关系，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取信息。”老年人认为自己的时间地平线较短，因此选择获得情感的满足。卡斯滕森说，“他们比较可能对可靠的事物进行投资”，而这意味着加深他们已有的关系，并品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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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生物保守分子，如列昂·卡斯和丹尼尔·卡拉汉，则很强调这个品味生活的生命阶段，这个阶段且因感受到时间正在飞逝而变得更加甜蜜。他们对活得更久，以及死亡越来越小的重要性感到惊恐，预言说如果生命大大延长，其价值也会大大降低。但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有年轻人喜欢收集信息的心态，同时又有老年人情感满足的聚焦，而且这种经历能在生命中持续很多年，那怎么办？是否会因为我们短暂生命的局限，想象不到会有新的生命阶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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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滕森、卡斯和卡拉汉等人认为，人们生命即将终结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前景的影响，这种直觉的有效性是不可否认的。卡斯滕森写道：“在几项研究中，我们已显示，年轻人的存活时间如果缩短，所表现的倾向会与老年人的相似；而老年人的寿命一旦扩展，他们表现出的倾向也跟年轻人的相似……当情况出现一种生命脆弱感时，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更愿意追求有情感意义的经历和目标。”这表明，让人们享受两种视觉，也许同时享受，不是没有可能的。极度漫长的生命，是否会让那些成功获得情感稳定和智慧的人继续追求新知识呢？往这个方向走的人，能为社会、文化、政治和教育做出什么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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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弗洛里安·西米德克领导的一个德国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考察20～30岁的人，与65～80岁的人相比，在近似工作的任务下的总体认知绩效。他们的调查结果又打破了一个滞定型，即老年人工作效率低。对200多人进行试验后表明，老年人不仅情感更稳定，而且一天中和每天的认知表现，都比年轻人恒定。西米德克博士解释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老年人之所以更恒定，是因为解决工作任务的习得策略、动机水平一直都很高，日常工作很平衡，而且情绪也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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