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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滕森通过研究不同年龄的人报告的每日感情，发现老年人产生的积极情绪与年轻人一样频繁，但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比年轻人少得多。貌似老年人更善于把消极的事沉思默想一番之后，便放下包袱，继续前行。除此之外，卡斯滕森还识别出这种原因的内核——一生都聚焦如何获得知识，现在则转移到如何聚焦调节情感。能否做出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剩余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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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轻时，常认为自己的剩余岁月是开放式的，因此聚焦于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卡斯滕森写道：“他们试图扩展他们的地平线，获得知识并结成新的关系，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取信息。”老年人认为自己的时间地平线较短，因此选择获得情感的满足。卡斯滕森说，“他们比较可能对可靠的事物进行投资”，而这意味着加深他们已有的关系，并品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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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生物保守分子，如列昂·卡斯和丹尼尔·卡拉汉，则很强调这个品味生活的生命阶段，这个阶段且因感受到时间正在飞逝而变得更加甜蜜。他们对活得更久，以及死亡越来越小的重要性感到惊恐，预言说如果生命大大延长，其价值也会大大降低。但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有年轻人喜欢收集信息的心态，同时又有老年人情感满足的聚焦，而且这种经历能在生命中持续很多年，那怎么办？是否会因为我们短暂生命的局限，想象不到会有新的生命阶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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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滕森、卡斯和卡拉汉等人认为，人们生命即将终结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前景的影响，这种直觉的有效性是不可否认的。卡斯滕森写道：“在几项研究中，我们已显示，年轻人的存活时间如果缩短，所表现的倾向会与老年人的相似；而老年人的寿命一旦扩展，他们表现出的倾向也跟年轻人的相似……当情况出现一种生命脆弱感时，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更愿意追求有情感意义的经历和目标。”这表明，让人们享受两种视觉，也许同时享受，不是没有可能的。极度漫长的生命，是否会让那些成功获得情感稳定和智慧的人继续追求新知识呢？往这个方向走的人，能为社会、文化、政治和教育做出什么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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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弗洛里安·西米德克领导的一个德国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考察20～30岁的人，与65～80岁的人相比，在近似工作的任务下的总体认知绩效。他们的调查结果又打破了一个滞定型，即老年人工作效率低。对200多人进行试验后表明，老年人不仅情感更稳定，而且一天中和每天的认知表现，都比年轻人恒定。西米德克博士解释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老年人之所以更恒定，是因为解决工作任务的习得策略、动机水平一直都很高，日常工作很平衡，而且情绪也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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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研究者，即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艾克赛尔·博西-苏盘，通过对汽车工业工人的研究证明，年轻人犯的严重错误可能大大超过老年人所犯的。博西-苏盘说：“总的来看，老年雇员的生产力和可靠性都比年轻同事的要高。”这些消息都很好，它再次说明了工作场所的年龄歧视是多么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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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年人的一般性认知衰退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记忆力衰退是对老年人最大的打击，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典型的“老人时刻”，或搜索某字时突然出现的大脑冻结现象。是这样吗？不计其数的研究都表明，老年人进行信息处理时速度降低，回忆大脑储存的信息时也较忙。直到最近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停下来问个为什么。不过，一支由德国语言研究者组成的团队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在2014年上了头条，完全颠覆了有关认知衰退的常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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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深受其苦的经历之一，就是那种回忆一个人的名字时糟糕却又似乎充满了什么的停顿。由于见人就要称呼其名这种社交的做法的重要性，这是令人感到最烦人，也最困窘的一个老年时刻。迈克尔·兰姆斯卡领导的语言团队，通过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文字收复技能，运用心理测定学（对知识和智力等心理变异进行测定），就为大量数据的阐释增添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说：“心理测定学的测试，不考虑人类体验的数据偏移，也不考虑知识同经验一起增长的方式。因此，采用这些测试，把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关于认知发展的图像就具有误导性。”换言之，把老年人和年轻人进行对比测试，并没有考虑老年人大脑中承载的更大量的信息。一旦测试把在更大的词汇量中处理文字需要时间的因素考虑进来时，回忆速度上呈现的差异就根本消失了。总的说来，“能回忆600次生日，精确度达到95%，这样的人记忆力不如只能回忆起6次而精确度达到了99%的人，这么说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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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斯卡及其同事通过对巨大的电脑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并对信息处理负担如何影响老人的回忆速度，进行了电脑模拟之后，得出了他们的结论。他们承认，常规的记忆测试表明，老年人回忆文字花的时间较长，但也显示，由于他们的词汇量要多得多，而且还有一生的经验和学习，这就对一个70岁的老者提出了挑战，而20岁的人就不会有这种负担。他们断言，记忆测试一般倾向于年轻人，因为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使用常用词（也就是词汇量有限的年轻人最了解的一些词），而不使用老年人知道的那些较少使用而且不大常见的词。受试的老年人在试图回忆某个词时，必须搜索大大增加的大脑“数据库”。其中有同义词、意义相近词、经验相关词、声音类似查找词的词、发音近似词、种类有关联的词和概念，以及词义差别进行过微调的词。事实上，老年人在某些类别上的测试结果，实际上超过了年轻人，如词义的细微差别，而且词汇量也可能会比一般21岁的年轻人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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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斯卡开始研究时，对认知衰落的观点深信不疑，但当数据一次次地表明，“老年成人”的操作能力反映出有增长的知识，但不是认知衰落时，他感到吃惊。该研究团队在论文结论处写道：“开始时，我们指出，人口衰老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害怕老年成人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更有可能的是，认知衰退的神话已经导致荒谬地浪费人的潜力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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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领域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兰姆斯卡的论文似乎重新框定了衰老和认知衰落的问题。至少，未来对老年人认知操作性能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即老年人一生积累的大量信息。除此之外，社会如果想要从更多老年人那儿收获潜在的回报的话，就需要重新评估其价值观，并更强调学问增长和知识增长，以及我们称之为“智慧”的那种智力的协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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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到此为止一直讨论的延迟衰老和增加健康期限问题，只提到了我们从常规医学演进中看到的增益情况。我举证了这些演进，是为了暗示，我们在激进延长健康期限的未来世界，会期望得到什么。这些暗示与我们预期的综合技术和抗衰老药一旦成为现实及可能出现的那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相比，是极为保守的。我们将创造出的那种新型社会，可能与20世纪快速变化的社会——一个社会、经济、技术变化达到前所未有地步的时代，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一旦许多人都能活几百年，使今日只能活差不多80岁的生命期限相形见绌，那社会就不得不对这种存在做出大量的调整。那时，80岁也许就会成为新的20岁，家庭关系可能包括许多代的同一个家庭，在相同的时间内大家都活着。我们最后甚至会认识并喜爱我们自己好几代的子孙，而年轻人也许会有一大批亲戚为其提供引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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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人们必定拥抱多种职业，在漫长的生命中，也需要好几次地上学、上大学。潜在地讲，甚至还会结好几次婚，每一次都持续很久，我们的焦点也许会超越我们年轻时制造的那种核心家庭。很有可能，我们都不认识我们所有还活着的亲戚，无论是生物学的亲戚，还是姻亲的亲戚。在《大西洋月刊》2014年一篇题为《我们活到100岁时会发生什么？》的文章中，格勒格·伊斯特布鲁克认为，如果人活得很久，他们可能会围绕长期培养的友谊生活，而不是核心家庭(2)。他说：“但如果健康期限延伸，核心家庭可能被视为不那么核心。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儿育女不再是消耗一切的生活大事。生养孩子之后，等着来的就会是几十年的友谊。潜在地讲，这可能比充满感情，但一烧即尽的青春纽带更令人感到满足。这样的变化对社会来说，可能比工作安排或健康护理经济学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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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未来会最终解决女性真正解放的问题。生命期限大大延伸之后，女性就会在政治、商务、文化和慈善事业上获得多得多的权力职位，因为她们早就过了生儿育女的年月。如果生育率因人口统计学的变化而急剧下降，儿童可能会得到更高的重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抚养孩子的工作就会受到重视，被视为它本应该是的那种关键工作。凡因生养孩子而职业生涯拖延或中断的女性都可能发现，她们的生活经验会为她们的权势增添某种独一无二、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如果科学能成功地延长生孩子的岁月，妇女对是否想要孩子、何时想要孩子，以及如何抚养孩子等问题，会不会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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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激进生命延长的人中，所持有的一个黑暗的预见就是，年龄过老、人口过大，就会令社会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等社会安全网难以胜任，并把无法持续的负担加在必须付款的年轻工作者身上。不过，由于老人身体越来越健康，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可将工作生命延伸到65岁之后。即使在今天，与大众相信的正好相反，全世界不计其数的研究都表明，延长健康生命，不仅能为年龄大的个人创造财富，也能为他们生活的国家创造财富。这无疑与我们在动物研究和人类研究方面看到的情况相关——“死亡压缩”趋势。这意味着，凡是生活得更久的人，在抵达生命尽头时，身体也会一直很健康。这一现象对保健费用来说，是可以大量节约的。这一切现在依然都在发生之中。随着综合技术和激进延寿的降临，长寿红利很可能会比过去大得多。尽管不计其数的延寿批评者警告说，一旦延寿，很可能会令保健费用灾难性地上涨，但CTs很可能会抵消大幅度增长的潜力。当代社会的其他线索也说明，有很好的理由期待一个更和平、更遵纪守法的社会。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家约翰·缪勒说，老年人对战争热情较少，而既然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趋老龄化，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除此之外，犯罪率也会下降，因为大部分的犯罪者都是年轻人。格勒格·伊斯特布鲁克也指出，我们也许最后可以走出我们这个购物疯狂的消费者文化。他写道：“对在健康中衰老者的神经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与求赞、求赏相关的部分亮起次数越来越少。无论东西多么时髦、新样，还是富奇圣代冰激凌，老年人总的来说，都不会像年轻人和中年人那样想获而得之。荒唐、奢侈的生活方式连续数代都遭到作家和教会的谴责，但它们还是打退了一次次攻击。如果生命得到延长，那至少在这一点上会制约物质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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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想象世界有了激进延寿之后，我们脑子里这么想是明智的，即非常老的人，看起来年轻，感觉也年轻。比他们小很多岁的人参与的活动，他们也能继续参加。不同年龄之间的人发展出爱情的可能性会比今天更大。今天，一个23岁的人跟一个68岁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但随着人们开始一活就是几百年，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150岁的人，可能跟一位已经220岁的人很相配。年龄相差很大的人之间，那种明显的社会和文化差别可能消失，而年龄歧视也很可能会减少。社会群体可能会围绕着兴趣、爱好和职业而集结起来。这些调节都很容易做到，但按照科技发展的方式，人类将面临的变化可能会激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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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未来主义者喜欢谈永生的前景，但为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我只能假定，生物学的永生目前我们还不能达到。大自然为我的看法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我们都知道，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都是不可能永生不死的。即使有些动物可以活很久而不必经过老年期，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动物最后都会死掉。有些谈到激进延寿问题的观察家，在谈到激进延寿和永生不死问题时，似乎把二者混为一谈。有些人（如哲学家托德·梅）则暗示，如果人们永生不死，那任何生命项目都会失去其紧迫感，人们就会失去任何想要有所成就的驱动力。但即使我们的时间地平线已经永恒，想要创造更好未来的驱动力依然会在，因为我们将要在这样的未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生命久远亦复如此。不过，反对激进延寿的还是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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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约翰·K.戴维斯撰文提到了“马尔萨斯反对观”，即反对激进延寿的观点，因为如果延寿广泛利用之后，会有糟糕的后果，如急剧的人口增加和自然资源短缺。这个观点认为，即使最后证明延寿对许多人都有利，总的来说，还是会降低全人类的福利。戴维斯在《医学和哲学杂志》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情况，权衡了一些人要激进延寿，一些人不要的这种社会中，激进延寿伦理的利弊。由于延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本星球的资源，就必须把想延寿的权利与全体的利益相权衡。戴维斯考虑的一个选择，是他所说的“强迫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同意不在世上生孩子时，才能选择激进延寿，这样就抵消了对世界资源的索取。这么做的确言之有理，但它更大程度地限制了个人自由，而这是民主社会不大可能接受的。很难想象任何西方民主国家会强行侵入个人生活，以必要地保证延寿者没有子女。假如延寿者选择了放弃生育，那还可以接受，但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想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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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可，觉得马尔萨斯的反对观很合理，充满长寿者的未来世界会大受其害，人口过多，资源匮乏，还会由此而产生可能的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那许多人就会决定，还是不要激进延寿的好。只有在生活能满足一定的质量标准时，人们才会觉得延寿吸引人。换言之，假如马尔萨斯的世界里，生活质量降到一定的标准之下，我们就可以期望，很少有人会选择激进延寿了。如果科技能提供可以接受的方案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如让人们离开地球，到别的星球生活等，反对延寿就要难得多了。但是，激进延寿在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能力时，就可能会为人所利用之。因此，虽然我们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的实际情况，来做出我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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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激进延寿广泛影响的任何预测，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如果给予其有意识的选择，是不大可能做出这个选择的，但如不愿选择，也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方案。例如，信教的人很可能反对，如果他们相信死后天堂生活的美好，要比能在世上再活几百年更好的话。也有可能的是，有些严重疾病可能无法治愈，导致患病者不愿选择延寿。而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等，也会使得活得很久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判刑坐牢。另一些人如果失去了他们的亲人，也会选择不延寿。人们是否决定放弃选择激进延寿方案，有着不计其数的原因，然后才能再去谈马尔萨斯的那种资源减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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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防止一种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能会出现一种社会和医学的文化，它断定所有的人都需要激进延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大大延长生命的治疗，都会慢慢成为标准的实践，可能会更难找到我们所说的那种“有限保健”，而这种保健可能成为某种另类医疗。假定保险公司决定不付钱支持非延寿保健，因为非延寿保健不能防止耗费昂贵的深度疾病状态。众所周知，现在经常有人不顾病人意愿，对其实施复苏术，并进行英勇的治疗，为的是延长其生命，但这却意味着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样的医疗文化偏见，是否也会延伸到未来？结果，即使病危的病人并未自愿选择，医生也要对他们进行延寿治疗呢？要是我们选择接受激进延寿治疗，却出了事，导致我们极为后悔怎么办？如果人们相信，死亡相较于继续活下去，是更好的替代方案，难道他们就无权死去吗？这种问题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但既然我们对此目前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就应该谨慎从事，让人人都能自己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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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考虑的另外两种情况中，一个是暂不执行延寿，直到社会解决了伦理问题，让凡是需要者都能免费取用时再做。他假定，如果有人想延寿，但又不让他们享受，那这种行为很不公平，剥夺了他们几百年的生命。因此，他使用数学进行计算，把想要延寿者潜在失去的生命岁月，与不想延寿者生活的岁月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在人类生命岁月方面，如果能让凡是想要延寿者都能享受延寿的话，那就能提供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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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激进延寿背后的伦理问题，已在生物伦理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科学家、作家和其他思想家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但还是得为一般大众解释清楚。这一来问题就很大，因为人们已经在做出选择大大延长他们的生命，尽管大多数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种选择。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的是：现代医学的方向会在一种又一种的新疗法中继续悄悄地滑向更久的延寿，而如果大众都完全清楚的话，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这种效应。这已经引向了十分复杂的生命终结场面，如本书前面几章讨论的那样。还可再举一个例子。请想象一位79岁的老人，正处于AD的中期，又发现患有晚期结肠癌。你看哪种方式最好：给他做手术，施行化疗，让他十分痛苦，再头脑清楚地过最后几个月，还是无视其癌症，任其发展，直至他尚未被AD造成严重伤害之前，夺去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还活着的许多人，无论在我们自己的死亡中，还是在我们亲人的死亡中，都会面临这种困境。既然一些最为令人崩溃的疾病都是无药可治的，那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我们终会死于的那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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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某个节点（或多个节点）上，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就延寿问题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呈开放式。对我们这些好容易活下来的人来说，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医学将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延寿方案。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问问：激进延寿对个人来说是好事吗？对社会来说是好事吗？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来说是好事吗？截至目前，我们的回答一直都是肯定的。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就不会再有接种，也不会再有心脏搭桥了。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顶峰，这时，平均健康期限可能延伸至几百年，对资源分摊、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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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卡托解放》杂志，也就是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的网刊，放了一个讨论的帖子，标题是《我们需要死亡吗？激进延寿的后果》。四位思想家参加了这次讨论，两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yes”，另两位的回答是“no”，从而为延寿问题提出了某种共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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