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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卡斯解释他为何反对增强技术时,就其所称的“厌恶的智慧”大量撰文。他写道:“在关键个案中……厌恶之感是深度智慧的情感表现,是理智的力量无法充分言说的……我们能即时,而且也不用争辩,就凭直觉感到我们正确地认为亲切的一切已经遭到了强暴……一般化的恐怖和厌恶,都是犯规和反常的初步认定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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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的论点中,还是有一点意思,的确有这么一种东西,人有强烈的感情,是正当的感受,尽管难以言说。但言说感情这种事,是生物伦理学家的工作,这样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对之进行考察。卡斯解释不了感情,却又要把多重假定建立在这种感情之上,甚至建立在反思之上,这对支撑他的立场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人的反感是正当的,那这种反感就应该经得起考验。此外,一人反感之事,可能另一人却毫不觉得反感。斯苔西·苏曼迪格所属教堂的一些教区居民,听见她人工心脏的跳动,就会感到恶心,但对她和她的亲人来说,那颗心脏却是无价之宝。人可能起先对一种新想法产生反感,但进一步考察之后便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反对或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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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断言一般人都会产生反感,如此行事很危险,相当于为盲目的偏见而辩护。我们需要记住,每个文化的反感对象都不一样。对中东的某些文化来说,如果看见某个女人未从头到脚覆盖起来,那就令人反感,但这种反感在世界其他地方就不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很多个人,以及一些社会所有的人,都会因一张开列不完的清单上列举的新技术、新思想、新风俗和新道德观而反感。很有可能,正是这种排斥一切新鲜事物的保守主义,才能像胶水一样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但如果那种保守主义产生的观念经不住考验,论点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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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人类增强的人中,有些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排斥。他们相信,其中危险太大,因此人皆不能接受。但是,阻止人们采纳激进增强的欲望,也会被视为是扼杀人类想增长、创造、进步等的自然冲动。尽管任何懂道理者都同意,人皆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为自己拒绝增强,但需要更强的论点才能说服人相信,他有权阻止愿意增强者不享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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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能增强人类能力的激进新技术的常见论点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前后矛盾之处。神学者特德·比德斯在他1997年出版的《装上帝?基因决定论和人类自由》一书中,考察了一种非理性的倾向,许多反对先进技术的论点中,都有这种倾向。根据比德斯的观点,人类不可能从上帝那儿偷走权力。不过,宗教生物保守主义者似乎都断言,上帝无所不在,但与此同时,人类会把进化掌握在自己之手,从而废黜他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问题。凡是想把此生的生活过得更迷人的努力,都会遭到反对,因为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这样做就会偷去天堂的一些光辉。但如果天堂就是人们想出来的那种东西,那人类就不可能打造一个能够与之竞争的世界。上帝无所不能,但人类却有可能贬低他,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是经不起检验的。虽然生物保守主义者明显反对超人类主义,但是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到目前为止所表现的迹象,依然还是比较含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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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人看出,宗教和人类增强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冲突,但人类生活的两种途径互相分享,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如上所述,许多宗教都认为,寻求人类至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不仅鼓励信徒寻求精神转换的至境,而且也寻求在地球上过上最好的生活。这主要意味着最好的精神生活,但许多传统都教导人们,深刻的精神发展会导致生活各方面的改善。此外,由于疗法和增强互相缠绕,因此在去除病患痛苦这方面,也能找到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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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几乎尚未开始考虑其对人类增强的立场问题,但其中许多宗教已开始考虑激进延寿,而激进延寿正是人类增强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他们关于延寿的想法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暗示,即一般来说,这些传统可能会确立一种与增强相适应的观点。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从大范围的宗教和基督教各教派中宴请思想家,想查明每位思想家对激进延寿问题的看法。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减轻疾病和痛苦是人心所向,而肉体不朽则并未如此,因为它绕过了精神层面上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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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有几个教派高度重视生活方式要过得健康,并把这一点跟是否能更好地宣传教会使命联系了起来。艾兰·韩迪塞兹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健康部部长。据他说:“我们生活得越久,身体越健康,我们就越能把工作做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像被宴请的其他所有宗教团体一样,对延寿技术是否能够平均分配很关心。几乎所有宗教都有这种关注,而如果历史可资借鉴,那最前沿的医学技术发展就是不可能停止的。不过,这种关注最终可能是短命的。延寿技术和生命增强技术,很可能就像任何新技术,都会首先为富人所利用,而在人人都能利用之前,会有一段迟滞时间。不能仅因普遍取用预期时间延迟,就对创新进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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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增强可能为所有人所使用,尤其当它始终保持在医学的框架之内时,就更是如此了。疗法和增强之间的界限模糊,反而暂时是件好事,因为这类治疗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就增大了,无论是私人保险,还是政府保险。而这也能启动舆论之泵,令其考虑增强疗法是一种权利,就像其他任何医疗技术一样。对早死现象进行医疗化,使之能够进行投保,只需要对预期生命期限采取广泛接受的转变就行。1900年,可能没人觉得60岁死有何不寻常之处,但在今日,我们会认为这时死去为时过早,必须尽一切可能防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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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其他大宗教虽然未对延寿表示官方立场,但观点一般都很积极。犹太伦理学家和神学家巴里·福伦德尔说:“犹太教对生活有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因此,这个越多越好……犹太教的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而(生命延长)更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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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佛教僧人詹姆斯·休斯说:“大大延寿很有好处,因为人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智慧,积得恻隐之心,从而达到涅槃。”但据惠空法师说,长寿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施善行而活得更久,那只能增加恶业的积累,而施行善行又活得很久,那就能摆脱恶业而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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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对人类增强的智慧采取什么立场,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超人类主义的旅途,而且走得很远,社会也于很久之前就接受了它的基本前提。我们几乎永远都在接受任何能增强自身的努力,无论是通过教育、沉思默想,还是通过其他受争议的方式。我们通过包办婚姻和选择育种而接受了基因操纵;我们通过技术生理进化和现代医学,拥抱了延寿;我们通过心跳起搏器、深脑刺激、可植入式心律去颤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装置,允许把人工装置与我们的肉体整合。而且,我们还接受了几乎所有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能消除我们肉体的痛苦和心理的痛苦就行。超人类主义已在我们周围发生,我们欢迎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怎样才能适应人类生活的飞跃变化,适应那种既公平合理又可以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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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了,可以开始按照超人类主义的要求进行某些重大调整了。综合技术在超人类主义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了让它能够真正地产生解放作用,社会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概念问题,即一旦进一步延寿成了一个负担,我们都应该有权死去。这本身就将是一场逆水行舟之战。在美国社会,最普遍的禁忌,莫过于关于死亡的讨论。正如本书前面几章所谈到的那样,医疗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反对“放弃”,让人死亡,哪怕进一步治疗无济于事,造成更大的痛苦也是如此。然而,我们不仅必须接受人人都有死亡的权利,而且不得不解决人人如何死亡的决定。而且,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得学会如何面对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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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植入物何时关闭,在何种情况下关闭,这需要确立一个过程。当病人接受救生植入物或增生植入物时,病人便可以就关闭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病人无力做决定,医生就可以指定亲人来做,就像我们在外部生命支持机的情况下做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在预先指示(生前遗嘱)中阐明我们的意愿,而医生、医院和临终医院在执行我们的意愿时,应该处于法律框架的保护之内。最重要的是,对于预期可能在临终前涉及人工器官或植入物时发生的事,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应该设立禁律,禁止在病人临终时对大脑进行人工刺激。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充满信心地感到,我们可以“死得很好”。而迅速引进人工植入物,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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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了讨论方便,要把疗法和增强区别开来,但已很明显的是,疗法将因综合技术的强大潜能而很快转化成增强。关于我们应该拥抱疗法,而摒弃增强的论点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关于何谓“正常”,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正常状态和增强状态之间也无明显的界限。更有可能的是,一旦原则上接受了增强,问题就会迅速转为如何取得越来越大程度的增强。每一代增强之后,就会确立一种新常态,再由另一种新常态取代。我们可以假设出一系列不同结果的场面,但谁都无法说清,人类是否会抵达其生物、精神和心理的限度。这个探询是否会继续下去,人类能存活多久,它就能进行多久。我们试图预测人类的未来时,面临的是无比巨大的模棱两可性。当然,情况一向都是如此,但随着综合技术势头的增长,未来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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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家都预测,一旦激进增强广泛传播,人类将彻底改变。但也有可能的是,综合技术只不过是扩大了熟悉的人类属性,而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质量效应。综合技术和超人类主义会消除许多生命斗争,恋爱中依然还会有一厢情愿的现象,失去亲人还是会令人悲恸欲绝,经济领域肯定还会继续竞争,人们还会失望,倒霉的事还会出现,但人也有更多的时间,能从失望中恢复,能从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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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向超人类主义的时代推进,我们也在进入一个技术生理进化的新阶段。要想有极其长久的生命,就必须有较低的出生率,如果我们要想使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话。较低的出生率意味着,遗传性基因突变也较少,自然进化过程也会减慢。不过,自然进化停下的地方,基因疗法会代之而起。人类将通过引入胚胎的基因疗法,而对其生物未来取得越来越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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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技术加以综合,而不是互相隔绝地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其综合效应加以考虑,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生活是如何发生急剧改变的。经过几百年不断增加的科学专业化之后,今日最前瞻的思想家都预测,只有采取多学科合成所有崛起技术,才能创生学识、思想和创新的文艺复兴,而这个文艺复兴就在道路的拐弯处。生物学家必须学会像工程师一样思维,工程师必须学会像医生一样思维,而医生必须学会使用越来越强大的技术。设计CTs终端产品,需要那种多学科的团队,而要创生这种团队,我们的教育制度就必须调整方向,不再极端专业化,而是走向跨学科教育。考虑到全球化经济的强大竞争压力,我们越早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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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很多人非难说,一旦激进增强广泛应用,就等于是对人类身份的大张挞伐,但也可以论辩说,何谓“人或非人”,其定义从来都未得到明确表述。有些人辩称,人体如果装了一系列人工部件,那就不再是人体了,那嵌合体(带有非人化DNA片段的人)也不是人体。人体的激进变化和非激进变化现已都在途中,加上研发的安卓(1)和机器人,都带上了许多人的特征,识别人之为人的唯一方式,可能会转换到人的内在素质。主观自我意识、个性、伦理感、仁慈、恻隐之心、幽默和创造力这些素质,其重要性可能上升。我们还应该考虑这样一些素质,如爱情、崇拜造物主、信仰、怀疑和对关于人类必死的命运,是人类身份之根本这种知识的某种反应等。先进技术的大力发展,可能有利于对我们的精神实质进行更加紧迫的考察,或者按一些人的看法,可能就不需要进行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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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守主义者们辩称,假如上帝(或大自然)意欲要我们具有某些能力,那我们就已经具有了这些能力(或者已经发展出了这种能力)。但也可以同样容易地辩称,我们已被赋予了能力,可以帮助驱动我们自己的进化。我们作为未完成的产品,可以继续进化。而且,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想创新、想利用新技术的多产的驱动力,就是我们天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普遍对什么都不满足,那么,这种性情和不断追求完善的努力,就可以通过基因连接起来。假如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搁置某些先进的发展,即使这些发展会暂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或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便是不合理的。随处理这些后果而来的挑战,难道不会使我们比原本更聪明、更强大、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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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关注的,是财富分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中,分配正义的问题。富国人类增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穷国的缺乏取用机会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形成高度的不稳定性,并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哪怕在富国,财富不均现象也并不比这更不让人担忧。保证CTs增强技术平均分配的一个方法,是使医疗国家化、普遍化。这就需要对美国的保健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但政府有压倒一切的理由保证,广泛分配激进延寿和先进医学疗法——也就是健康和长寿红利。政府不可能一连几十年为婴儿潮一代的人持续提供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利益。这笔钱政府无力支付,而政府为婴儿潮的家长一代就是这么做的。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利益,就是二三十年,乃至更多的退休年限。退休年龄应该随着生命期限的延长而上调,年长者应该足够健康,为了长寿红利而工作足够之久,以抵消社会保障网的成本费用。CTs治疗的普遍取用,会让全社会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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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人类增强的前景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把疾病和健康、治疗和增强等归类。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已经把不应归类为紊乱的病情,如勃起功能障碍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都“医疗化”了。除了用于规定或保险目的,我们的制度设计不是用来对付增强的。这个制度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能把增强的各种治疗也加以归类。如果我们不能为这种疗法想出新的类别,我们就无法期望看到许多新紊乱现象的浮出,其中不少都是精神病的性质。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大好。许多人都会辩称,不必为了获得某种增强,而被贴上某种紊乱症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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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社区的某些人来说,我所用的“生物保守主义”这个词,可能会被视为贬义词,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就用生物保守主义者来指那些人,而他们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探讨的。我在写作本书之初,就承诺要探索所有反对和赞成人类增强的论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发现,生物保守主义的论点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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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哪怕超人类主义思想家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但自由意志主义知识分子中,却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思想。2009年,《新大西岛》杂志高级编辑阿利·舒曼辩称:“增强技术的广泛使用,造成了迫使人们竞争和顺从的巨大社会压力。可以说,这些压力也限制了自由。”虽然无人能辩称,这些压力并不存在,因为普通人所做的任何一系列选择中,这些压力都存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选择接受增强就会变得完全无法抗拒,如果人想拒绝增强的话。舒曼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辩称,仅仅拒绝增强还不够——还应该让全社会都拒绝这种选择,以防万一别人的选择会产生不良影响。他的意思似乎是,一旦选择可能给他人施加压力,令其就范,那就绝不要做这种选择。这种论点公然违反了《新大西岛》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也与他人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期望不符。他提出的论点似乎认为,别人不愿做的选择,我们也绝对不要做。而如果你的选择不够好,不能让你幸福,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你能做出幸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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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是对的,即那些一旦增强广泛应用时,就拒绝接受增强者,可能将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如果人人都感到选择对自己有好处,那他就有责任做选择。社会并无责任为了让人做选择时感到好而限制他人自由。如果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最后感到不开心,那他的选择事实上好坏与否,都得由他来决定。舒曼的论点反对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他应该做的可能是呼吁大家鼓起勇气,支持他的信念。如果拒绝接受增强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它无疑会带来本身固有的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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