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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增强可能为所有人所使用，尤其当它始终保持在医学的框架之内时，就更是如此了。疗法和增强之间的界限模糊，反而暂时是件好事，因为这类治疗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就增大了，无论是私人保险，还是政府保险。而这也能启动舆论之泵，令其考虑增强疗法是一种权利，就像其他任何医疗技术一样。对早死现象进行医疗化，使之能够进行投保，只需要对预期生命期限采取广泛接受的转变就行。1900年，可能没人觉得60岁死有何不寻常之处，但在今日，我们会认为这时死去为时过早，必须尽一切可能防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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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其他大宗教虽然未对延寿表示官方立场，但观点一般都很积极。犹太伦理学家和神学家巴里·福伦德尔说：“犹太教对生活有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因此，这个越多越好……犹太教的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而（生命延长）更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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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佛教僧人詹姆斯·休斯说：“大大延寿很有好处，因为人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智慧，积得恻隐之心，从而达到涅槃。”但据惠空法师说，长寿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施善行而活得更久，那只能增加恶业的积累，而施行善行又活得很久，那就能摆脱恶业而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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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对人类增强的智慧采取什么立场，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超人类主义的旅途，而且走得很远，社会也于很久之前就接受了它的基本前提。我们几乎永远都在接受任何能增强自身的努力，无论是通过教育、沉思默想，还是通过其他受争议的方式。我们通过包办婚姻和选择育种而接受了基因操纵；我们通过技术生理进化和现代医学，拥抱了延寿；我们通过心跳起搏器、深脑刺激、可植入式心律去颤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装置，允许把人工装置与我们的肉体整合。而且，我们还接受了几乎所有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能消除我们肉体的痛苦和心理的痛苦就行。超人类主义已在我们周围发生，我们欢迎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怎样才能适应人类生活的飞跃变化，适应那种既公平合理又可以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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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了，可以开始按照超人类主义的要求进行某些重大调整了。综合技术在超人类主义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了让它能够真正地产生解放作用，社会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概念问题，即一旦进一步延寿成了一个负担，我们都应该有权死去。这本身就将是一场逆水行舟之战。在美国社会，最普遍的禁忌，莫过于关于死亡的讨论。正如本书前面几章所谈到的那样，医疗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反对“放弃”，让人死亡，哪怕进一步治疗无济于事，造成更大的痛苦也是如此。然而，我们不仅必须接受人人都有死亡的权利，而且不得不解决人人如何死亡的决定。而且，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得学会如何面对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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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植入物何时关闭，在何种情况下关闭，这需要确立一个过程。当病人接受救生植入物或增生植入物时，病人便可以就关闭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病人无力做决定，医生就可以指定亲人来做，就像我们在外部生命支持机的情况下做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在预先指示（生前遗嘱）中阐明我们的意愿，而医生、医院和临终医院在执行我们的意愿时，应该处于法律框架的保护之内。最重要的是，对于预期可能在临终前涉及人工器官或植入物时发生的事，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应该设立禁律，禁止在病人临终时对大脑进行人工刺激。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充满信心地感到，我们可以“死得很好”。而迅速引进人工植入物，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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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了讨论方便，要把疗法和增强区别开来，但已很明显的是，疗法将因综合技术的强大潜能而很快转化成增强。关于我们应该拥抱疗法，而摒弃增强的论点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关于何谓“正常”，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正常状态和增强状态之间也无明显的界限。更有可能的是，一旦原则上接受了增强，问题就会迅速转为如何取得越来越大程度的增强。每一代增强之后，就会确立一种新常态，再由另一种新常态取代。我们可以假设出一系列不同结果的场面，但谁都无法说清，人类是否会抵达其生物、精神和心理的限度。这个探询是否会继续下去，人类能存活多久，它就能进行多久。我们试图预测人类的未来时，面临的是无比巨大的模棱两可性。当然，情况一向都是如此，但随着综合技术势头的增长，未来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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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家都预测，一旦激进增强广泛传播，人类将彻底改变。但也有可能的是，综合技术只不过是扩大了熟悉的人类属性，而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质量效应。综合技术和超人类主义会消除许多生命斗争，恋爱中依然还会有一厢情愿的现象，失去亲人还是会令人悲恸欲绝，经济领域肯定还会继续竞争，人们还会失望，倒霉的事还会出现，但人也有更多的时间，能从失望中恢复，能从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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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向超人类主义的时代推进，我们也在进入一个技术生理进化的新阶段。要想有极其长久的生命，就必须有较低的出生率，如果我们要想使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话。较低的出生率意味着，遗传性基因突变也较少，自然进化过程也会减慢。不过，自然进化停下的地方，基因疗法会代之而起。人类将通过引入胚胎的基因疗法，而对其生物未来取得越来越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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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技术加以综合，而不是互相隔绝地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其综合效应加以考虑，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生活是如何发生急剧改变的。经过几百年不断增加的科学专业化之后，今日最前瞻的思想家都预测，只有采取多学科合成所有崛起技术，才能创生学识、思想和创新的文艺复兴，而这个文艺复兴就在道路的拐弯处。生物学家必须学会像工程师一样思维，工程师必须学会像医生一样思维，而医生必须学会使用越来越强大的技术。设计CTs终端产品，需要那种多学科的团队，而要创生这种团队，我们的教育制度就必须调整方向，不再极端专业化，而是走向跨学科教育。考虑到全球化经济的强大竞争压力，我们越早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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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很多人非难说，一旦激进增强广泛应用，就等于是对人类身份的大张挞伐，但也可以论辩说，何谓“人或非人”，其定义从来都未得到明确表述。有些人辩称，人体如果装了一系列人工部件，那就不再是人体了，那嵌合体（带有非人化DNA片段的人）也不是人体。人体的激进变化和非激进变化现已都在途中，加上研发的安卓(1)和机器人，都带上了许多人的特征，识别人之为人的唯一方式，可能会转换到人的内在素质。主观自我意识、个性、伦理感、仁慈、恻隐之心、幽默和创造力这些素质，其重要性可能上升。我们还应该考虑这样一些素质，如爱情、崇拜造物主、信仰、怀疑和对关于人类必死的命运，是人类身份之根本这种知识的某种反应等。先进技术的大力发展，可能有利于对我们的精神实质进行更加紧迫的考察，或者按一些人的看法，可能就不需要进行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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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守主义者们辩称，假如上帝（或大自然）意欲要我们具有某些能力，那我们就已经具有了这些能力（或者已经发展出了这种能力）。但也可以同样容易地辩称，我们已被赋予了能力，可以帮助驱动我们自己的进化。我们作为未完成的产品，可以继续进化。而且，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想创新、想利用新技术的多产的驱动力，就是我们天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普遍对什么都不满足，那么，这种性情和不断追求完善的努力，就可以通过基因连接起来。假如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搁置某些先进的发展，即使这些发展会暂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或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便是不合理的。随处理这些后果而来的挑战，难道不会使我们比原本更聪明、更强大、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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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关注的，是财富分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中，分配正义的问题。富国人类增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穷国的缺乏取用机会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形成高度的不稳定性，并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哪怕在富国，财富不均现象也并不比这更不让人担忧。保证CTs增强技术平均分配的一个方法，是使医疗国家化、普遍化。这就需要对美国的保健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但政府有压倒一切的理由保证，广泛分配激进延寿和先进医学疗法——也就是健康和长寿红利。政府不可能一连几十年为婴儿潮一代的人持续提供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利益。这笔钱政府无力支付，而政府为婴儿潮的家长一代就是这么做的。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利益，就是二三十年，乃至更多的退休年限。退休年龄应该随着生命期限的延长而上调，年长者应该足够健康，为了长寿红利而工作足够之久，以抵消社会保障网的成本费用。CTs治疗的普遍取用，会让全社会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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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人类增强的前景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把疾病和健康、治疗和增强等归类。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已经把不应归类为紊乱的病情，如勃起功能障碍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都“医疗化”了。除了用于规定或保险目的，我们的制度设计不是用来对付增强的。这个制度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能把增强的各种治疗也加以归类。如果我们不能为这种疗法想出新的类别，我们就无法期望看到许多新紊乱现象的浮出，其中不少都是精神病的性质。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大好。许多人都会辩称，不必为了获得某种增强，而被贴上某种紊乱症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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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社区的某些人来说，我所用的“生物保守主义”这个词，可能会被视为贬义词，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就用生物保守主义者来指那些人，而他们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探讨的。我在写作本书之初，就承诺要探索所有反对和赞成人类增强的论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发现，生物保守主义的论点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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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哪怕超人类主义思想家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但自由意志主义知识分子中，却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思想。2009年，《新大西岛》杂志高级编辑阿利·舒曼辩称：“增强技术的广泛使用，造成了迫使人们竞争和顺从的巨大社会压力。可以说，这些压力也限制了自由。”虽然无人能辩称，这些压力并不存在，因为普通人所做的任何一系列选择中，这些压力都存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选择接受增强就会变得完全无法抗拒，如果人想拒绝增强的话。舒曼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辩称，仅仅拒绝增强还不够——还应该让全社会都拒绝这种选择，以防万一别人的选择会产生不良影响。他的意思似乎是，一旦选择可能给他人施加压力，令其就范，那就绝不要做这种选择。这种论点公然违反了《新大西岛》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也与他人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期望不符。他提出的论点似乎认为，别人不愿做的选择，我们也绝对不要做。而如果你的选择不够好，不能让你幸福，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你能做出幸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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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是对的，即那些一旦增强广泛应用时，就拒绝接受增强者，可能将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如果人人都感到选择对自己有好处，那他就有责任做选择。社会并无责任为了让人做选择时感到好而限制他人自由。如果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最后感到不开心，那他的选择事实上好坏与否，都得由他来决定。舒曼的论点反对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他应该做的可能是呼吁大家鼓起勇气，支持他的信念。如果拒绝接受增强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它无疑会带来本身固有的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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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历史学家本杰明·斯托里也为《新大西岛》撰文说：“如果大多数人都决定通过基因增强自己孩子的智力，或药物增强自己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是道德正确的事情，那不这么做，就可能成为禁忌，如抽烟或不给孩子接种一样。”斯托里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招魂”，断言说，即使在民主社会，从技术角度讲，人有不随大流做选择的自由，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通过社会压力，对少数持异见者行使某种暴君权力。这话说得在理，但社会为自己决定什么可以接受时，有义务非要按少数人的价值评断来行事吗？舒曼和斯托里的论点都反对与人类增强俱进，但他们对为什么反对增强者应该行使自由选择权，而祈愿获得增强者却不能行使自由选择权，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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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里在一篇相关文章中，长篇大论地驳斥了罗纳德·贝利的断言，说历史弧线的移动是朝着积极的方向。“他没有提到，”他说，“……我们比我们的先辈活得更久，但代价就是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且都与AD的恐怖现实相关：该病的发病率与生命期限的增强直接相关。据AD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中，已经增加了66%。”这的确令人担忧，但斯托里作为历史学家，也应该承认，这个令人迷惑的拼图中，有很大一块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老年人现在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超乎寻常，这当然就使AD的发病率增高。老年人患AD的百分比并未改变，但人们的确活得更久。斯托里却没有认识到，他反对的生物医学技术，对AD的发病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继续说：“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人口统计学危机，可能是真正的存在主义危机，而这些国家可将其致命的衰落部分归因于拥抱了20世纪的先进生物技术。”这个论断暗含的意思令人不安，因为它认为，这些国家的人目前活得太久了。难道斯托里更希望在一个没有盘尼西林、心脏直视手术和器官移植的世界里生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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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再怎么呼吁，要因人们模糊的厌恶感和对未来的恐惧而取消进步，也不大可能阻挡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但这也不是说，人类增强的任何形式，都应该不加争论地一概拥抱之。对凡是提议增强人类能力的所有新技术进行的积极争论，都不仅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应该扩而广之，让社会更多的部门参与。这场谈话不仅只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狭隘讨论，而应该包含来自宗教、政治、环境、法律、监管和医疗部门，以及一般大众的更多声音。人文学科的思想家也应该囊括进来，以便使这场讨论超越专家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所有部分都应该受到人类增强效应的影响。这些问题讨论的范围越广，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生态系统就越可能指导这个过程建设性地使用CTs，来解决人类的各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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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需要加以相应的监管和调控，以保证经济平等，为产品和服务的最广泛应用而创造条件。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USNSTC）纳米科学工程技术附属委员会奠基主席米哈伊·C.罗可呼吁，尽早对CTs产品和国际治理协调进行多学科辩论，以期在各国之间进行公平竞争。罗可为《纳米颗粒研究杂志》2007年撰文时说：“最好在负责政府资助的框架内，对与综合技术革命性影响的相关问题，应尽早加以处理，而不是试图推迟调整研发。”他认识到CTs带来的横扫一切的社会变化，将有可能十分广泛、深刻和深远时说：“技术的综合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产生的技术与人的需要整合起来。”他承认，随着强大如纳米技术越来越被广泛应用，“可能会产生烦乱心态，导致生活的根本基础受到影响。”即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预测这些烦乱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但我们应该积极、努力，预先想好解决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如社会对基因疗法的接受和人口过剩时的可持续性。罗可还强调，需要一套国际规则，使全球平等享受CTs的可能性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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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位于弗吉尼亚阿林顿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罗可办公室跟他对话，就如何在国际层面上调节综合技术，了解他的想法。显而易见，综合调节各国间的文化差异，以达到某种协调一致的国际政策，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哪怕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一起合作，也不时会有文化差异。但归根结底，罗可充满希望，不同国家不仅技术会融合，文化也会融合，从而主宰CTs治疗和技术的研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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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让不同文化的人很快地走到一起，”他说，“随着互相之间更为依赖，我们希望，协同合作的愿望会成为世界的主要趋势。”他强调，需要进行国际治理，而不是统治。并解释说，由任何国际组织自上而下地制定规则，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他说：“这样做在世界上是没有未来的。”需要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国都自愿合作，这个趋势可以遵循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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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罗可关于电子健康记录调控的想法，由于有了CTs，这个记录有着大量关于我们的私密信息。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他并不认为有灵丹妙药，但他指出，“观点仍在演进，要接受更多的信息分享。医疗信息需要在医生中间分享，而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普遍”。对EHR进行分享，病人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医生见面。意思就是说，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病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求见世界顶级的专家。“信息共享可以救你一命，”他说，“那么，不妨把这跟隐私入侵进行对比。有人拿到你的信息，这很不好，但如果你死了，那就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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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可指出，“2000年时，有人说，Facebook不可能有用，因为它侵犯了隐私”。然而，几十亿人现在把各种有关自己的信息与世界分享，而且非常开心。“也是在2000年，如果当时有GPS，他们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那他们一定不会接受。而现在，人人有手机，人人都被跟踪，但人人都已接受之，”他说，“现实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互动社会中的一部分，你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就会储存在电脑上。”这让人很不放心，但它也说明，要想真正保护可能会被人“黑”掉的大量电子信息，难度是极大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明，在隐私和方便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舍前求后，而一旦涉及需要对新技术保持谨慎态度时，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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