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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守主义者们辩称，假如上帝（或大自然）意欲要我们具有某些能力，那我们就已经具有了这些能力（或者已经发展出了这种能力）。但也可以同样容易地辩称，我们已被赋予了能力，可以帮助驱动我们自己的进化。我们作为未完成的产品，可以继续进化。而且，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想创新、想利用新技术的多产的驱动力，就是我们天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普遍对什么都不满足，那么，这种性情和不断追求完善的努力，就可以通过基因连接起来。假如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搁置某些先进的发展，即使这些发展会暂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或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便是不合理的。随处理这些后果而来的挑战，难道不会使我们比原本更聪明、更强大、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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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关注的，是财富分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中，分配正义的问题。富国人类增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穷国的缺乏取用机会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形成高度的不稳定性，并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哪怕在富国，财富不均现象也并不比这更不让人担忧。保证CTs增强技术平均分配的一个方法，是使医疗国家化、普遍化。这就需要对美国的保健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但政府有压倒一切的理由保证，广泛分配激进延寿和先进医学疗法——也就是健康和长寿红利。政府不可能一连几十年为婴儿潮一代的人持续提供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利益。这笔钱政府无力支付，而政府为婴儿潮的家长一代就是这么做的。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利益，就是二三十年，乃至更多的退休年限。退休年龄应该随着生命期限的延长而上调，年长者应该足够健康，为了长寿红利而工作足够之久，以抵消社会保障网的成本费用。CTs治疗的普遍取用，会让全社会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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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人类增强的前景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把疾病和健康、治疗和增强等归类。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已经把不应归类为紊乱的病情，如勃起功能障碍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都“医疗化”了。除了用于规定或保险目的，我们的制度设计不是用来对付增强的。这个制度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能把增强的各种治疗也加以归类。如果我们不能为这种疗法想出新的类别，我们就无法期望看到许多新紊乱现象的浮出，其中不少都是精神病的性质。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大好。许多人都会辩称，不必为了获得某种增强，而被贴上某种紊乱症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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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社区的某些人来说，我所用的“生物保守主义”这个词，可能会被视为贬义词，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就用生物保守主义者来指那些人，而他们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探讨的。我在写作本书之初，就承诺要探索所有反对和赞成人类增强的论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发现，生物保守主义的论点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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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哪怕超人类主义思想家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但自由意志主义知识分子中，却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思想。2009年，《新大西岛》杂志高级编辑阿利·舒曼辩称：“增强技术的广泛使用，造成了迫使人们竞争和顺从的巨大社会压力。可以说，这些压力也限制了自由。”虽然无人能辩称，这些压力并不存在，因为普通人所做的任何一系列选择中，这些压力都存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选择接受增强就会变得完全无法抗拒，如果人想拒绝增强的话。舒曼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辩称，仅仅拒绝增强还不够——还应该让全社会都拒绝这种选择，以防万一别人的选择会产生不良影响。他的意思似乎是，一旦选择可能给他人施加压力，令其就范，那就绝不要做这种选择。这种论点公然违反了《新大西岛》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也与他人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期望不符。他提出的论点似乎认为，别人不愿做的选择，我们也绝对不要做。而如果你的选择不够好，不能让你幸福，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你能做出幸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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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是对的，即那些一旦增强广泛应用时，就拒绝接受增强者，可能将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如果人人都感到选择对自己有好处，那他就有责任做选择。社会并无责任为了让人做选择时感到好而限制他人自由。如果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最后感到不开心，那他的选择事实上好坏与否，都得由他来决定。舒曼的论点反对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他应该做的可能是呼吁大家鼓起勇气，支持他的信念。如果拒绝接受增强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它无疑会带来本身固有的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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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历史学家本杰明·斯托里也为《新大西岛》撰文说：“如果大多数人都决定通过基因增强自己孩子的智力，或药物增强自己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是道德正确的事情，那不这么做，就可能成为禁忌，如抽烟或不给孩子接种一样。”斯托里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招魂”，断言说，即使在民主社会，从技术角度讲，人有不随大流做选择的自由，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通过社会压力，对少数持异见者行使某种暴君权力。这话说得在理，但社会为自己决定什么可以接受时，有义务非要按少数人的价值评断来行事吗？舒曼和斯托里的论点都反对与人类增强俱进，但他们对为什么反对增强者应该行使自由选择权，而祈愿获得增强者却不能行使自由选择权，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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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里在一篇相关文章中，长篇大论地驳斥了罗纳德·贝利的断言，说历史弧线的移动是朝着积极的方向。“他没有提到，”他说，“……我们比我们的先辈活得更久，但代价就是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且都与AD的恐怖现实相关：该病的发病率与生命期限的增强直接相关。据AD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中，已经增加了66%。”这的确令人担忧，但斯托里作为历史学家，也应该承认，这个令人迷惑的拼图中，有很大一块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老年人现在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超乎寻常，这当然就使AD的发病率增高。老年人患AD的百分比并未改变，但人们的确活得更久。斯托里却没有认识到，他反对的生物医学技术，对AD的发病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继续说：“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人口统计学危机，可能是真正的存在主义危机，而这些国家可将其致命的衰落部分归因于拥抱了20世纪的先进生物技术。”这个论断暗含的意思令人不安，因为它认为，这些国家的人目前活得太久了。难道斯托里更希望在一个没有盘尼西林、心脏直视手术和器官移植的世界里生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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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再怎么呼吁，要因人们模糊的厌恶感和对未来的恐惧而取消进步，也不大可能阻挡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但这也不是说，人类增强的任何形式，都应该不加争论地一概拥抱之。对凡是提议增强人类能力的所有新技术进行的积极争论，都不仅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应该扩而广之，让社会更多的部门参与。这场谈话不仅只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狭隘讨论，而应该包含来自宗教、政治、环境、法律、监管和医疗部门，以及一般大众的更多声音。人文学科的思想家也应该囊括进来，以便使这场讨论超越专家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所有部分都应该受到人类增强效应的影响。这些问题讨论的范围越广，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生态系统就越可能指导这个过程建设性地使用CTs，来解决人类的各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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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需要加以相应的监管和调控，以保证经济平等，为产品和服务的最广泛应用而创造条件。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USNSTC）纳米科学工程技术附属委员会奠基主席米哈伊·C.罗可呼吁，尽早对CTs产品和国际治理协调进行多学科辩论，以期在各国之间进行公平竞争。罗可为《纳米颗粒研究杂志》2007年撰文时说：“最好在负责政府资助的框架内，对与综合技术革命性影响的相关问题，应尽早加以处理，而不是试图推迟调整研发。”他认识到CTs带来的横扫一切的社会变化，将有可能十分广泛、深刻和深远时说：“技术的综合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产生的技术与人的需要整合起来。”他承认，随着强大如纳米技术越来越被广泛应用，“可能会产生烦乱心态，导致生活的根本基础受到影响。”即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预测这些烦乱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但我们应该积极、努力，预先想好解决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如社会对基因疗法的接受和人口过剩时的可持续性。罗可还强调，需要一套国际规则，使全球平等享受CTs的可能性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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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位于弗吉尼亚阿林顿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罗可办公室跟他对话，就如何在国际层面上调节综合技术，了解他的想法。显而易见，综合调节各国间的文化差异，以达到某种协调一致的国际政策，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哪怕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一起合作，也不时会有文化差异。但归根结底，罗可充满希望，不同国家不仅技术会融合，文化也会融合，从而主宰CTs治疗和技术的研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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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让不同文化的人很快地走到一起，”他说，“随着互相之间更为依赖，我们希望，协同合作的愿望会成为世界的主要趋势。”他强调，需要进行国际治理，而不是统治。并解释说，由任何国际组织自上而下地制定规则，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他说：“这样做在世界上是没有未来的。”需要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国都自愿合作，这个趋势可以遵循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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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罗可关于电子健康记录调控的想法，由于有了CTs，这个记录有着大量关于我们的私密信息。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他并不认为有灵丹妙药，但他指出，“观点仍在演进，要接受更多的信息分享。医疗信息需要在医生中间分享，而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普遍”。对EHR进行分享，病人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医生见面。意思就是说，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病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求见世界顶级的专家。“信息共享可以救你一命，”他说，“那么，不妨把这跟隐私入侵进行对比。有人拿到你的信息，这很不好，但如果你死了，那就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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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可指出，“2000年时，有人说，Facebook不可能有用，因为它侵犯了隐私”。然而，几十亿人现在把各种有关自己的信息与世界分享，而且非常开心。“也是在2000年，如果当时有GPS，他们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那他们一定不会接受。而现在，人人有手机，人人都被跟踪，但人人都已接受之，”他说，“现实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互动社会中的一部分，你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就会储存在电脑上。”这让人很不放心，但它也说明，要想真正保护可能会被人“黑”掉的大量电子信息，难度是极大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明，在隐私和方便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舍前求后，而一旦涉及需要对新技术保持谨慎态度时，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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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他人都在力图解决监管问题，但关于人类增强的伦理辩论并未因此而不那么紧迫。2001年，瑞典哲学家兼超人类主义者安德斯·桑德伯格，把他的呼吁概述了一番，称之为“变形自由”，即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身体或不改变身体的自由。桑德伯格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但这并不能解除他们对彼此负有的义务或对彼此的需要。但是，这些义务和需要也不能从伦理上践踏这些权利。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践踏普通人对生命或变形自由的权利，都是不能接受的。为了让变形自由——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自由——在社会上作为一种权利而实行，我们需要大量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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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保护那些以人类增强技术表现自己和那些拒绝接受者，容忍的确是一种很必需的社会品质。这个原则自政府的民主形式首度确立以来，就一直是必不可少的。可喜的是，民主社会正沿着接受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前进。女性和各少数民族正在进入社会的各个部门，并且更为人接受。以不计其数的方式来增强自身，一向都是一种自我表现形式。而且，随着更多的技术变得廉价和被广泛应用，它们导致自我表现达到了以前从未达到的高度。未来社会很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体和人造体之变体。也许人之特质（personhood）的概念赐予种类更加繁多的“存在”（being）生命体之后，会与人类泾渭分明。“人类”的定义即使不会完全重新定义，也会经历修订。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可能不再称我们自己是“智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一部分了。尽管许多人今天仍对这些思想感到心烦意乱，但我们一旦在超人类主义的旅途中走得足够远，我们对这些思想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估。最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最持久、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从而终于达致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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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尼古拉斯·阿卡尔在《人类之终结：我们为何要摒弃激进增强》一书中，频繁地乞灵于大自然，将其作为试金石，合乎自然的，便是可以追求的。大自然的确值得敬畏和关怀，但即使在大自然中，也没有任何物种可以永生。假如尼安德特人当年有力量，可将其物种永远延续下去，那他们早就会这么做了，但现代人从不会因为尼安德特人灭绝才使我们登台而感到后悔。考虑到人类进化是一个持续过程，我们现在也无法定论，说智人就是人类的最后终点。不过，鉴于我们通过新技术，对我们的进化实施更大的控制，我们对我们终将成为的那种样子，是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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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说：“但即使接受了某种特定人性的思想，这种性质也似乎含有自我定义和想改变的意志力，将其视为重要的方面。人类若无这些特征，就不会像之前碰到的任何人类文化。拒绝对自己或他人承认这些特征，就等于反人性。”生物保守主义者无视人类想改变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生活中已经昭然若揭，却又提不出反对超人类主义有说服力的论点。据桑德伯格说，寻找持续的自我变形，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特征，并会随着我们达到生存的新层次而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观察力。因此，即使今日的人类会选择让他们的孩子长得高、金发碧眼、像运动员，但这些人可能会重视他们孩子身上不同于此的特征。这么考虑还是有道理的，即当人们对其肉体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时，特征而非相貌的重要性就会增加。桑德伯格提议说，社会需要确立对变形自由的强大承诺。这不仅可以保护那些拒绝接受增强者，也可以保护那些想拥而有之者，而且也使支持或反对增强的强制行为变得很难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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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变形自由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似乎很少被人关注，即一旦我们决定激进地改变我们的身体，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最基本的关系，如婚姻关系，可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鉴于人们在进入这种关系时，还拥有某种身体，而且我们倾向于对彼此的身体产生深深的依恋。社会必须经过调整，才能接受变形自由，但在已经拥抱了变形自由的社会中，我们必定是已经了解了爱人的内在素质，知道他们的肉体会在一生的过程中发生急剧变化。另外，人类增强也会有其限度。重要的是创生更健康、更聪明、更美丽，也活得更久的人，而不是把人变成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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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治疗疾病的激进疗法很受欢迎，但我们还是不能假定人人都想拥抱之。桑德伯格指出，聋哑人社区的成员拒绝使用耳蜗植入物。他认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有些人的身份与残疾纠缠在一起，以致他们认为如果进行治疗，就会失去尊严、身份和他们的社会。“随着治疗和增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他说，“自我表现进一步前移，进入了自我变形和治疗的领域。这种治疗也许符合某些人的意愿，但不符合另一些人的意愿（如耳蜗植入物或基因疗法）。当其可资利用时，就越来越难定义何为自然肉体，何为自愿修改的肉体……跨出这一步，走向全面变形自由，需要产生一个简单得多的伦理大纲，既保护不愿改变者、保护拥有不同肉体者，也保护想改变肉体者。”至于说变形自由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类的定义，他说：“从我的角度讲，变形自由不会消灭人类，而只是更进一步地表现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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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自由的概念，能很舒服地嵌入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但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完全消除所有不满。我们虽然能够，也应该避免可能直接伤害他人的个人选择，但是社会不可能为了某些人蓄意自伤而造成的伤害负责。社会最多只能保护人人为了自我利益而自由行动的权利。虽然我们也许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人会受到有害选择的后果影响，但民主社会所能做到的还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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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阿卡尔在《人类之终结》一书中辩称，可以不充分拥抱或禁止人类增强，因为还有第三条道路，即只接受温和的增强，而禁止激进增强。我们关于什么是构成温和增强的定义，是我们这个物种成员从自然角度所达到的最高程度。例如，记录在案，活得最久的人的寿命是122岁。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把自己限制在只活122岁的生命期限内。但是，阿卡尔的提议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当第一个人活到了123岁，那怎么办？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化，谁来公断，什么才能构成激进增强，若想禁止激进增强，又如何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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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和增强之间的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随着技术的演进，我们关于何谓“正常”的观点仍在继续变化。关于人类任何特征中，什么构成了正常，目前并未取得一致同意。而且，所有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会遭到亵渎。如果我们禁止某些人认为是激进，那么另一些人并不认为是激进的增强。即使要禁止，也只能是做出武断的决定，如强加某种最大生命期限，或最大智力程度（如何进行测试呢），但这些武断的判断，随着技术的继续发展，会很快过时。要想让政府和其他任何实体来实施这种禁令，那就得违反隐私权和自主权，违法的规模可能要超过任何民主社会之前所允许的程度。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违反这些权利，那就为其他很多滥用行为开了先河。事实上，对激进增强实施禁令，这种做法实际上会摧毁宪法保证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基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权。总体来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民主，又禁止拥抱激进增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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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们呼吁至少要在美国开展的禁令时，阿卡尔和其他许多生物保守分子都忽视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由于医药基本上都是通过谋利的私人部门送货，病人也是消费者，而医疗保健服务也是门生意。这就涉及维护自由市场的问题了。即使激进增强一开始只能为那些付得起钱的人使用，很多人还是想利用的，发送单位也想销售。生物技术公司、药品公司、医疗装置制造商、医院、医生，以及技术人员等，因为都是谋利性质，所以都想持续地争取自由，好把先进技术向最多的人推销。这些选民在华盛顿具有很大的活动能力，而他们从增强技术中所获利润将会是闻所未闻的。他们会不断地争取权利，希望从NIH资助的研究中获利，为他们的发明获得专利，并在美国做生意，销售新技术和新治疗。把一些人认为是激进的增强技术加以禁止，就等于把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和民主制度本身头脚倒置、天翻地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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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禁止激进增强技术的国家都会发现，与支持增强技术的国家相比，他们处于竞争的劣势。而凡是应用这些技术的国家，从潜在的角度讲，会看到医疗旅游事业在快速发展。因为那些付得起增强技术的钱，但生活在禁止该技术的国家的人，依然可以加以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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