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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在克罗埃西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港（Dubrovnik）城的档案记录，在大约1377年时，当时规定任何入港的船只必须在邻近特定的小岛先待上30天（即trentine），以确定船上的人是否染有黑死病，而后来又将期限延至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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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做法是不得不为的手段，根据中古时代欧洲的文献，黑死病就夺走了欧洲30％的人口。所以将任何可能引起瘟疫的人隔绝在外，是很重要的自保手段，因此在接下来的“梅毒”与“黄热病”盛行的时候，自然而然隔离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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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隔离的方法并非西方人的创见。中国人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类似的方法，当时就曾经把患有麻风的病人隔绝起来；到了东汉以后，史书上正式记载了隔离病人的方法，显示执政者已了解到防止传染病的重要性。例如，《汉书·平帝纪》就记录元始二年（西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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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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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隔离病人的机构——“六疾馆”；之后唐、宋两朝有以“安乐坊”、“安济坊”为名而成立之处所，大抵也是同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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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检阅明、清之间的隔离历史时，我看到了历史学者张嘉风在牛津大学的期刊里谈到满人与天花的关系，其隔离的概念虽不甚相同，但成功地在满人与明朝对抗的过程中，保护了政权的稳固与对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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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努尔哈赤处心积虑南下攻伐大明王朝开始，“天花”一直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很大的障碍。原来他们世居长城以北，天花没有大流行的机会，直到改变游牧的生活，并且南下和明朝军队接触之后，天花才变成必须克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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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在长城以南的汉人相比，满洲人罹患“天花”的族群几乎都是成年人，使得致死率相当高。所以在1622年期间，部队里便成立收集“天花疫情”的单位，负责规划让部队通过没有天花肆虐的地区，以顺利攻打明朝；而任命先锋部队会尽量挑选得过天花的人，没有得过天花的军人就以驻守城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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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满洲人的领导阶层对于天花非常慎重。在1643年，皇太极的孙子巴兰，也就是大贝勒代善之子，不幸于24岁时死于天花，结果他的葬礼冷冷清清，只有患过天花的皇子们参与，皇太极与代善都没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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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一般隔离的形式，满洲人的领导阶级设有特别的“避痘所”——当天花的疫情发生时，领导人就会躲到“避痘所”，以避免感染到天花。当然这类“避痘所”通常是独立宅第，而且会有河水隔绝，是一般人到不了的禁地。如果让疑似感染天花的官员进入，那负责保安的部队指挥官可会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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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避痘所”的形式，是将“健康的人”隔离在天花的疫区之外，和传统隔离的方式将“患病的人”集中管理刚好相反，此举似乎对于当时的王公显贵有保护作用。不过讽刺的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虽然躲过京城九次的天花疫情，最后却无法避免地死于天花。这也是历经天花感染而存活下来的康熙，能够当他的继承人最重要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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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而知兴替，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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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守灵与中途停尸间——为死者守灵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将活人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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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一位住在云林古坑95岁高龄的老太太，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呈现弥留状态。在医师与家属讨论后，老太太被送回家中，等待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老太太平日喜欢听《药师佛经》，所以在经过了一天仍未完全断气的情况下，亲友建议播放《药师佛经》给老太太听。结果不到五分钟，她竟然苏醒过来，没有多久又拍手、又合掌跟着念经，甚至在一星期后可以招呼客人，令所有亲人又惊又喜，再带回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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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样的故事，你一定会联想到古老的习俗——“守灵”。事实上，守灵不只是代表后代子孙对于长辈的依依不舍，更充满了老祖宗的智慧。它的目的或许一开始是因为长辈辞世，晚辈深怕亡者可能孤单，所以延续生前“晨昏定省”的习惯，在入殓等待出殡前，排班守在灵帷内，夜晚更在灵柩旁铺席而眠，借以缅怀昔日“生育鞠养”之情，在最后一段时间相依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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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守灵的习俗如果从医学的角度去想，则又有另一种风貌。古代并没有精密的“生命征象”监测仪器，所以那些气息微弱到无法让旁人感受到生命征象的病患，很可能在没有“真正死亡”的情况下，被装入棺木中“入殓”了，若是在下葬前“复活”，还可以拍打棺木求救。或许这守灵习俗的形成，为的就是避免可将活人埋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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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死亡的判断已可借由精密的仪器帮助，但仍然有一些“漏网之鱼”存在。2010年在湖北宣恩，就有一位年届六旬的妇女被医师宣告死亡，结果她在入殓后16个小时，从棺木内发出声音呼救，吓得守灵的子女开棺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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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世界虽然没有守灵的习俗，不过他们确实也曾注意过垂死之人没有真正死亡而将其下葬的可能。第一位被提到的知名人物是14世纪苏格兰三大哲人之一的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据记载，他的墓被重新挖开过后，竟然发现他的双手伸出棺木外，而且满是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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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的情形，英文里有个特别的名称叫“premature burial”（过早的埋葬）。不过由于西方世界没有守灵的习俗，所以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多年后打开墓地，才发现葬在里面的人寿衣被撕破，身形扭曲改变，而非之前安详躺在棺木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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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道可能将人“活埋”，但人们却没有很好的对策，直到18世纪中期，法国人尚贾克·布吕耶（Jean-Jacques Bruhier）写了一本《论死亡判定的不确定性》（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s signes de la mort），才慢慢影响了有些人对于“死亡后到下葬前”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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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贾克·布吕耶的观点是承袭了当时荷兰著名的解剖外科医师雅各·温斯洛（Jacob B. Winslow）的倡议。他认为判断“死亡”很困难，不是“将胡椒粉喷入鼻孔”、“将通红的铁条插入肛门”或者是“用刀片划破脚掌”等都没有反应的人就可以宣告死亡，应该要如雅各·温斯洛所说，只有身体开始“腐败”，才能确认死亡的诊断。因此必须成立“waiting morgues”（中途停尸间）的地方存放遗体，等待其衰败后，才考虑“入土为安”，以免有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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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贾克·布吕耶的论点并没有影响到任何法国人，却在书籍出版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威玛（Weimar Republic）找到知音，在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医师鼓吹下，开始成立了“waiting morgues”，安放着“暂时”被宣布为死亡的人。在那里不只有看守人轮班，遗体的手指或脚趾还被套上线圈，尾端连着铃铛，以便有人复活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看守人。更贴心的是，现场贮存有食物及饮水（甚至雪茄），提供给“死而复活”的人即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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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界并没有跟进鼓励成立“waiting morgues”，但是知名的期刊，诸如《刺胳针》《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都有人投稿大声疾呼判定“真正死亡”的重要，避免“过早的埋葬”的悲剧一再发生。19世纪巴黎的名医瑞晶（Regent）更语出惊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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