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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刻画出一位十分臃肿的女性，圆滚滚的身材，配上两个巨大下垂的乳房，还有水桶肚，但却是当时人类羡慕的身材——因为大家都吃不饱，胖起来更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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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Robert Fogel）所提出的，人类在18世纪之后，由于农业技术提升，才逐渐脱离食物不足的窘境；直到20世纪初期，质与量都足够的粮食供给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才让“羡慕发福”的心态逐渐改变为“注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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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几千年的历史，并非人人都认为“肥胖”是好的，例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过胖”是虚弱的象征，他以斯巴达（Sparta）为代表，赞扬他们每天固定健身运动以保持良好的体态，甚至放逐过胖的男人作为惩戒；而著名哲人苏格拉底，更是每天早上跳舞，让身形维持优雅，不致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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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肥胖会造成不好的身体状况的医学论述，大抵由18世纪的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开始。他指出，过胖会使人容易疲累，提高痛风的可能，严重的还有呼吸困难，只是到底体重多少算“肥胖”，他却拿不出标准。即使到了20世纪，内科学大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其所著的《医学的准则与实务》（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中，提出“肥胖是因过度饮食的关系，只比酗酒好一点而已”的说法，却还是说不出真正不好的原因与为何不健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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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羡慕发福”的一般心态与“肥胖是祸首”的认知战争之中，真正提出科学证据的，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副总裁都柏林（Dublin），他整理保险公司理赔的资料，正确指出体重愈重，造成的死亡率愈高，只可惜所引发的后续研究却不是让医师去了解肥胖对病患多么不好，反而是让精神科医师提出了神经性暴食症（bulimia nervosa）及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两种有关精神科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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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的我们将肥胖视为疾病的一部分，大抵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的观念，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玩意提出来，什么BMI指数、代谢症候群等，并非像其他医学研究是累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才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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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可以断定在未来的世界一定又会有新的量表出炉，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标准体重、肥胖和什么疾病与危险因子有正相关……当然万中选一，最适合人体使用的“减肥药”，也会陆续挟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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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王莽的解剖秀——王莽将造反者肢解，挖出五脏，测量血管经脉，说这样可以获得治病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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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左右，医师盖伦在罗马这座城市开始了他医疗的“演艺事业”，皇帝的信任让他的医学著作可以流传千年，被接下来的医师奉为圭臬，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打破其独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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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说他在罗马的医疗行为是“演艺事业”呢？因为在那个群雄环伺、医师们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医术只是能够立足的基本条件，想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医，那就非得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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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除了替某些王公贵族医好了疑难杂症之外，最为罗马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执行了几场“活体解剖秀”。由于当时罗马帝国明定不得解剖人体，所以盖伦表演的解剖秀是以动物为主，根据他自己的著作记载，使用于解剖的动物琳琅满目，有山羊、牛、猪、猴、猫、犬……他甚至还解剖过两只大象。但血淋淋的表演并不能满足罗马人嗜血的喜好，有时还得利用不为人知的秘密来震慑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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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盖伦用活体解剖猪来取悦观众。因为发出尖锐的叫声需要健全的“喉返神经”，所以盖伦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钩子，当他切开猪的胸膛时，由于疼痛造成猪哇哇大叫，盖伦便优雅地用此一特殊的器材，伸进猪胸膛内，挑断喉返神经，使得猪只由哀嚎变成发不出声音，因而获得了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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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动物的经验增加，让盖伦得到广博的解剖学知识，但由于无法解剖人体，他只能用猴子的身体构造套用在人的身上，使得他的解剖教科书难免有错误。其中最有名的错误就是猴子身上并没有阑尾，以至于在他的解剖书中也看不到阑尾，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被达文西修正；之后在1522年，意大利外科教授贝伦加尔·卡布斯（Berengarius Carpus）终于第一次描述了“阑尾”的构造。（详见拙著《铁与血之歌》中“人鱼线”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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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提到上述盖伦解剖秀的历史，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发生了一件人体解剖事件，史书上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学者为它引发了不少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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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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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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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王莽篡汉后，在公元七年，东郡太守翟义造反，结果兵败被杀，全家老小都没被放过，连祖先尸骨也逃不过。其军师王孙庆于九年后被捕，王莽竟以“治病”之名，伙同太医、尚方（掌管医药之官）、巧屠（大抵是技艺良好的庖丁）将其活体解剖，挖出五脏加以测量，再用削尖的竹刺刺入血管以检视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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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的解说并无后续，却引起很多历史学者注目，投入研究之后竟产生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认为王莽解剖了王孙庆的尸体，确实有功于医学，推论解剖学是中国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另一派是由日本人山田庆儿所提的假说，认为中医里《骨度》、《脉度》、《平人绝谷》等篇章和人体解剖有关，因此推论王莽时有一门精于解剖的“伯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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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李建民教授的著作《王莽与王孙庆》一文中，看到了上述这段记录。以外科医师的观点来看，这些学者们似乎都小题大做了。从王莽的性格来说，杀了王孙庆并无法平息其心头大恨，造反主谋翟义在王孙庆之前已死，史书记载是被肢解，你认为王孙庆可以身免吗？所以他被判死刑是不够的，在王孙庆死后，以增进医学知识之名，凌辱及分解他的遗体，才是王莽这个假道学最想做的事。再者，他对于王孙庆所做出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并非首例，先前他听说甄寻手臂有“天子”的纹理，便叫人肢解其臂来研究；又怀疑董贤诈死，遂挖掘出董贤之尸骨来检验；又发明火烧之刑，将陈良等人活活烤死，做足让人“心生畏惧”的行为，我想是意欲稳定篡汉后心中不安的情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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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莽解剖王孙庆，若说为增进治病的知识是“挂羊头卖狗肉”，惩处反对他主政的“万恶之徒”，而用“治病”的糖衣包装，才是他的主要目的。类似这种罪犯，西方社会则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出现由教皇下令对其遗体加以毁坏、凌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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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的两则故事，是我在研读医学史料时，偶然查出它们是发生在同一时代的故事。盖伦以解剖动物为乐，透过不断牺牲动物的生命，累积解剖的知识；而王莽以篡国之君，假学术之名破坏仇敌的尸首。到底谁比较残忍呢？我想是无法比较的，毕竟一边是动物，一边是人，但盖伦的解剖知识至少给了人们很多正确的观念，而王莽的行为至今在中医学的演进里似乎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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