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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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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描述袁崇焕受死刑的惨状。由刽子手用刑，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割下，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的手中抢到肉就用嘴巴咀嚼，有的花钱买下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和着烧酒喝，鲜血从齿颊间流下，还唾骂不停；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却捡到他的骨头，就用刀斧敲碎，让袁崇焕骨肉俱毁。可怜的是，袁崇焕最后只剩一个头还被传首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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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所受的“磔”刑本来不是用在人身上，是古代祭祀时把祭祀的牲礼肢解的仪式，后来变成对人最惨烈的酷刑，也就是分尸，又解释作“寸磔”。有一部叫《六部成语》的书中记录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剐”。行刑的方法各代不同，但具体做法是在刑场立一大木柱绑缚犯人，之后一片一片地割尽受刑人的肉——有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还有视觉和听觉。至于凌迟用刀割，割法还有八刀、十六刀、三十二刀、六十四刀、一百二十八刀，甚至于三千六百刀的残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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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场景换到同时期的英国，若想将死刑犯如“片鱼”一般凌迟至死，在英国会有不同的做法，当然还有无法解释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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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有座恶名昭彰的“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在这里基于皇室的授意，为了达到“杀鸡儆猴、降低犯罪率”的目的，每个罪行重大的死刑犯在接受绞刑处死后，法官可以将他死刑后的遗体交由外科医师实施公开解剖，虽有吓阻的作用，但也因此造成了三方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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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股力量来自家属。为了怕心爱的家人死后遭到分尸的侮辱，死刑犯的家属会雇人抢回遗体；而外科医师怕得之不易、可以解剖的尸体被抢走，也会暗中买通刽子手以及相关保镖，让犯人的尸体可以安全运送到解剖工作室；至于在场的民众除了抱着看好戏的心情之外，也会一窝蜂争抢死刑犯身上的东西。即使是小小的一片衣角也好，据说都有辟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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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的遗体被成功解剖后，通常会有如下的命运：首先是颅颜部会被用石膏拓印下来，送给犯罪学家研究颅颜学，观察他是否符合学者口中的“天生罪犯”的假设；如果解剖死刑犯的外科医师在大学任教，那犯人的骨头在去除组织后，会被组成“骨架”成为大学里公开展示的教学用具；而最后，犯人的皮肤会被鞣制成皮革，除了作为“判决书”的封面之外，有些不肖外科医师会将多余的皮制成皮包，许多有钱人还会出高价争相买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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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迷信是在同一时期的德国与荷兰。由于这些地方的死刑犯是遭断头台处决，有医师相信那些从犯人断颈留出的血是治疗癫痫最好的药物，所以在断头台下每每有病患家属聚集争夺，不是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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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也有些呕心与不适，但我并不是有意吓唬大家，而是向各位读者报告，提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同时期对于那些“令人发指”、“恶行重大”的罪犯执行死刑后，处置其尸体的方式异同——两者唯一相同的是“以牙还牙”的报复式公开行刑，不同的是，“磔刑”在中国是让罪人尸骨无存，以昭炯戒；而西方的做法则会利用尸体的“剩余价值”，更有甚者，还将其中部分作为收藏的珍品，说他“遗臭万年”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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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方的世界谁比较残忍呢？我想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家都一个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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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是杀人，还是救人？——关键词：毒药、特效药、毒害病患、杀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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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我就头痛。因为台湾一旦陷入选举的氛围，不论谁都很难不想被它影响，不只是街道上有人不停挥手致意搞得自己不知是否要加以回应，或是有冒失鬼到处发传单制造无谓的浪费，媒体也会各取所需，努力将选举相关的资讯塞满报道的空间，仿佛这段时间只有“选举”这件事值得关心；更有甚者，许多候选人并不是努力宣扬自己从政的理念和抱负，往往陷于死缠烂打的“斗争”泥沼，野蛮一些的，就自降格调，极尽八卦、抹黑之能事，学习扒粪记者，用揭丑甚至是煽情的方式，想一举打倒政敌；而文明一点的，就采取“按铃申告”来对簿公堂，不过到底是告人或被告，恐怕没有多少选民会去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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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翻查医疗史的资料时，竟然让我头痛的感觉顿时减低不少，而且还很庆幸自己活在现代的文明社会，因为要是把时序往前拉个两千年，那些古代人物对付政敌的方式，可不是耍耍“嘴皮子功夫”而已，嚣张的是明目张胆找人刺杀对手，而低调的就在对方的食物或饮水里下毒。此时，医师就是最好的“帮凶”或“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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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明看起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不过我若将一些历史故事提出来，相信会改变你心中的成见。例如，西方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他著名的誓词里，就有一段暧昧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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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恪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恶行。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必不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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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誓词就可以推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毒药杀人”是很普遍的手法，自然身为救人的医师不管是否牵涉其中，至少应该修习“解毒”的技能，同时也不容否认，可能有不肖医师就是因“善于使毒”而招徕客户，只是碍于身份敏感，没人敢以此扬名于世，落得千古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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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人的政敌暴毙，“医师”应该就是幕后的那一只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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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论点可不是我胡言乱语，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吉布森（Gibson）教授有一篇专文叫《古希腊罗马医师的修辞学教育》（Doctors i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Rhetorical Education），其中赤裸裸揭露这时期的医师在谈吐上的训练，并不是为了与病患交流，让应对进退有所依据，而是为了在法庭上辩护，使自己在陷入“毒害病患”的法律案件时能够顺利脱身。这也无怪乎古罗马帝国时的雄辩家西塞罗在演讲时痛批，经由下毒而致人于死的谋杀案比例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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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医师牵涉下毒最有名的案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猝死案。根据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在吃了皇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所准备他最爱吃的菇类料理晚餐后，当天就一命呜呼。不过最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则是御医色诺芬（Xenophon）放到皇帝喉咙里的那支沾满毒药的羽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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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己身为救人的医师，不想在“用毒杀人”这题目着墨太多，只好拿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然而在翻查这些史料时，我发现当初几种恶名昭彰的毒物，如今还阴魂不散，存在现在的处方中。例如，颠茄（belladonna）是一种有毒植物，一颗莓果就足以使人丧命，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就曾经狡猾地将颠茄毒汁涂抹在皇帝私人花园的无花果盆栽上，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毒死皇帝；但颠茄的主要成分“莨菪碱”（hyoscyamine）所制造的药品Buscopan，却是现今治疗胃痉挛、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绞痛，还有腹泻等病症的第一线药物。另外，早期统治欧洲北部的厄勃隆尼斯（Eburones）部落的领导人卡度弗克斯（Catuvolcus），最终自裁所用的毒品就是从紫杉（yew）提炼出来的，而如今从这种植物的树皮、根、枝叶提炼出的紫杉醇（paclitaxel），却是治疗癌症的当红炸子鸡，目前还投入治疗白血病、糖尿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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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药”变身为“特效药”，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性”造就的偶然，而对于医师配合使用毒药杀人这历史上不堪的一页，我只能一笑置之，但对于毒药用以治病的发展，我可是寄予厚望。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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