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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誓词就可以推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毒药杀人”是很普遍的手法,自然身为救人的医师不管是否牵涉其中,至少应该修习“解毒”的技能,同时也不容否认,可能有不肖医师就是因“善于使毒”而招徕客户,只是碍于身份敏感,没人敢以此扬名于世,落得千古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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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人的政敌暴毙,“医师”应该就是幕后的那一只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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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论点可不是我胡言乱语,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吉布森(Gibson)教授有一篇专文叫《古希腊罗马医师的修辞学教育》(Doctors i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Rhetorical Education),其中赤裸裸揭露这时期的医师在谈吐上的训练,并不是为了与病患交流,让应对进退有所依据,而是为了在法庭上辩护,使自己在陷入“毒害病患”的法律案件时能够顺利脱身。这也无怪乎古罗马帝国时的雄辩家西塞罗在演讲时痛批,经由下毒而致人于死的谋杀案比例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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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医师牵涉下毒最有名的案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猝死案。根据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在吃了皇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所准备他最爱吃的菇类料理晚餐后,当天就一命呜呼。不过最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则是御医色诺芬(Xenophon)放到皇帝喉咙里的那支沾满毒药的羽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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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己身为救人的医师,不想在“用毒杀人”这题目着墨太多,只好拿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然而在翻查这些史料时,我发现当初几种恶名昭彰的毒物,如今还阴魂不散,存在现在的处方中。例如,颠茄(belladonna)是一种有毒植物,一颗莓果就足以使人丧命,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就曾经狡猾地将颠茄毒汁涂抹在皇帝私人花园的无花果盆栽上,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毒死皇帝;但颠茄的主要成分“莨菪碱”(hyoscyamine)所制造的药品Buscopan,却是现今治疗胃痉挛、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绞痛,还有腹泻等病症的第一线药物。另外,早期统治欧洲北部的厄勃隆尼斯(Eburones)部落的领导人卡度弗克斯(Catuvolcus),最终自裁所用的毒品就是从紫杉(yew)提炼出来的,而如今从这种植物的树皮、根、枝叶提炼出的紫杉醇(paclitaxel),却是治疗癌症的当红炸子鸡,目前还投入治疗白血病、糖尿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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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药”变身为“特效药”,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性”造就的偶然,而对于医师配合使用毒药杀人这历史上不堪的一页,我只能一笑置之,但对于毒药用以治病的发展,我可是寄予厚望。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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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医疗的必要之恶——关键词:人道、集中营、人体试验、纽伦堡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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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知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说过:“考试是必要之恶!”这句话为令人诟病的联考制度找到了勉强被接受的理由,但“必要之恶”这个词的由来,如果仔细追本溯源,最先的用法是和我们现在的认知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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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文学博士麦克·马克隆(Michael Macrone)的考证,最先使用“必要之恶”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他在所著的悲剧《欧瑞斯提兹》(Orestes)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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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ick the couch is welcome:an evil place,yet necessary.”(卧榻受病人欢迎:是个不祥之地,却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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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病人卧病在床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何床却是不祥之地?原来是希腊人很讨厌懒散,即使生病,也不喜欢病恹恹躺在床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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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另一个希腊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在剧名不详的断简残篇中写下了如下经典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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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if one will face the truth… is an evil,but a necessary evil.”(结婚,如果面对现实的话……实在不幸,却是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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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德的措辞引领日后一千多年的风骚,即使到了现在,某些不想受婚姻羁绊的人仍然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在1547年时,仍可以看到英文的谚语有“wives and wind are necessary evil”(妻子和空话是必要之恶)的流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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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76年,英国出生的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拆散了必要之恶和婚姻的关联性。他在其著作《常识》(Common Sense)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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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even in its best state,is but a necessary evil;in its worst state,an intolerable one.”(政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也只是必要之恶;在最糟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忍受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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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18世纪之后,“国家”和“必要之恶”被托马斯·潘恩做了正向的连接,但是经过了日积月累的使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和行业都存在有自己的“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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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每个医师,哪一件事是在医疗上的“必要之恶”?答案可是会因人而异:有人会说是家属及医师欺骗病人的“白色谎言”,也有人会说是医师在养成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病患所造成的瑕疵等等。而你若询问我,我会毫不考虑回答是“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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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试验”泛指在人体上进行的医学实验,是医学研究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全新药物或者是新式疗法在研发的阶段,通常都会先经过动物实验,最后阶段才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以观察其可能的效果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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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体试验”在各个文明的国家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方法,这可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及努力,而引发的源头其实就是德国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所肆无忌惮从事的那些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非人道实验。因此,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判案法官在针对医师战犯的裁决中,纳入了1947年里奥·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医师向“战争罪行会议”呈交的六点方案,并另外增加了四点原则,成为日后俗称的“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为合法的医学研究取得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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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纽伦堡守则”视同国际法的效力被确定下来,但一些接踵而来涉及道德争议的医学实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波顿(Porton Down)的毒气实验,导致一位士兵无辜死亡;还有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为研究权力服从的关系,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压力,等等,都造成国际社会要求医疗人员在从事“人体实验”时应有更严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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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赫尔辛基便提出涉及人体组织及医学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其后为了顺应世界潮流,截至2013年10月,已有八次的正式修订。虽然条文烦琐,但其中的精义其实就是—“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受测者有说“不”的权利,以及事先提出完善的失败补偿措施,才能在合法机关的监督下,对具资格者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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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各大医学中心都设有“人体试验委员会”,不只针对医学研究,甚至连医师对病患在“医疗行为”外的举止都有明确的规范与考核,以避免不肖医疗人员顶着医疗的尚方宝剑,在病人身上毫无限制地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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