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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誓词就可以推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毒药杀人”是很普遍的手法，自然身为救人的医师不管是否牵涉其中，至少应该修习“解毒”的技能，同时也不容否认，可能有不肖医师就是因“善于使毒”而招徕客户，只是碍于身份敏感，没人敢以此扬名于世，落得千古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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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人的政敌暴毙，“医师”应该就是幕后的那一只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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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论点可不是我胡言乱语，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吉布森（Gibson）教授有一篇专文叫《古希腊罗马医师的修辞学教育》（Doctors i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Rhetorical Education），其中赤裸裸揭露这时期的医师在谈吐上的训练，并不是为了与病患交流，让应对进退有所依据，而是为了在法庭上辩护，使自己在陷入“毒害病患”的法律案件时能够顺利脱身。这也无怪乎古罗马帝国时的雄辩家西塞罗在演讲时痛批，经由下毒而致人于死的谋杀案比例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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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医师牵涉下毒最有名的案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猝死案。根据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在吃了皇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所准备他最爱吃的菇类料理晚餐后，当天就一命呜呼。不过最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则是御医色诺芬（Xenophon）放到皇帝喉咙里的那支沾满毒药的羽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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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己身为救人的医师，不想在“用毒杀人”这题目着墨太多，只好拿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然而在翻查这些史料时，我发现当初几种恶名昭彰的毒物，如今还阴魂不散，存在现在的处方中。例如，颠茄（belladonna）是一种有毒植物，一颗莓果就足以使人丧命，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就曾经狡猾地将颠茄毒汁涂抹在皇帝私人花园的无花果盆栽上，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毒死皇帝；但颠茄的主要成分“莨菪碱”（hyoscyamine）所制造的药品Buscopan，却是现今治疗胃痉挛、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绞痛，还有腹泻等病症的第一线药物。另外，早期统治欧洲北部的厄勃隆尼斯（Eburones）部落的领导人卡度弗克斯（Catuvolcus），最终自裁所用的毒品就是从紫杉（yew）提炼出来的，而如今从这种植物的树皮、根、枝叶提炼出的紫杉醇（paclitaxel），却是治疗癌症的当红炸子鸡，目前还投入治疗白血病、糖尿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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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药”变身为“特效药”，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性”造就的偶然，而对于医师配合使用毒药杀人这历史上不堪的一页，我只能一笑置之，但对于毒药用以治病的发展，我可是寄予厚望。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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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医疗的必要之恶——关键词：人道、集中营、人体试验、纽伦堡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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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知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说过：“考试是必要之恶！”这句话为令人诟病的联考制度找到了勉强被接受的理由，但“必要之恶”这个词的由来，如果仔细追本溯源，最先的用法是和我们现在的认知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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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文学博士麦克·马克隆（Michael Macrone）的考证，最先使用“必要之恶”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他在所著的悲剧《欧瑞斯提兹》（Orestes）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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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ick the couch is welcome：an evil place，yet necessary.”（卧榻受病人欢迎：是个不祥之地，却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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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病人卧病在床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何床却是不祥之地？原来是希腊人很讨厌懒散，即使生病，也不喜欢病恹恹躺在床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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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另一个希腊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在剧名不详的断简残篇中写下了如下经典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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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if one will face the truth… is an evil，but a necessary evil.”（结婚，如果面对现实的话……实在不幸，却是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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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德的措辞引领日后一千多年的风骚，即使到了现在，某些不想受婚姻羁绊的人仍然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在1547年时，仍可以看到英文的谚语有“wives and wind are necessary evil”（妻子和空话是必要之恶）的流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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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76年，英国出生的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拆散了必要之恶和婚姻的关联性。他在其著作《常识》（Common Sense）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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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even in its best state，is but a necessary evil；in its worst state，an intolerable one.”（政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也只是必要之恶；在最糟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忍受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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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18世纪之后，“国家”和“必要之恶”被托马斯·潘恩做了正向的连接，但是经过了日积月累的使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和行业都存在有自己的“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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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每个医师，哪一件事是在医疗上的“必要之恶”？答案可是会因人而异：有人会说是家属及医师欺骗病人的“白色谎言”，也有人会说是医师在养成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病患所造成的瑕疵等等。而你若询问我，我会毫不考虑回答是“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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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试验”泛指在人体上进行的医学实验，是医学研究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全新药物或者是新式疗法在研发的阶段，通常都会先经过动物实验，最后阶段才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以观察其可能的效果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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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体试验”在各个文明的国家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方法，这可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及努力，而引发的源头其实就是德国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所肆无忌惮从事的那些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非人道实验。因此，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判案法官在针对医师战犯的裁决中，纳入了1947年里奥·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医师向“战争罪行会议”呈交的六点方案，并另外增加了四点原则，成为日后俗称的“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为合法的医学研究取得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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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纽伦堡守则”视同国际法的效力被确定下来，但一些接踵而来涉及道德争议的医学实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波顿（Porton Down）的毒气实验，导致一位士兵无辜死亡；还有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为研究权力服从的关系，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压力，等等，都造成国际社会要求医疗人员在从事“人体实验”时应有更严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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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赫尔辛基便提出涉及人体组织及医学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其后为了顺应世界潮流，截至2013年10月，已有八次的正式修订。虽然条文烦琐，但其中的精义其实就是—“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受测者有说“不”的权利，以及事先提出完善的失败补偿措施，才能在合法机关的监督下，对具资格者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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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各大医学中心都设有“人体试验委员会”，不只针对医学研究，甚至连医师对病患在“医疗行为”外的举止都有明确的规范与考核，以避免不肖医疗人员顶着医疗的尚方宝剑，在病人身上毫无限制地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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