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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真相澄清了，对阿瑟·艾兴格林来说已经太晚了，他的后人似乎也没有替他发声，菲利克斯·霍夫曼“孝亲”的声名也未减低，徒留下令人感慨的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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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杨谨孝亲图的防伪标章，似乎比阿司匹林的故事还有人情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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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的《段祺瑞政权》，其中有一则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相当有趣：在“一战”后期，是由于德国给予金援，让孙中山能发起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才会有“孙大元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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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场景在1917年，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对美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且要求其他中立国对德宣战，所以当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便开始奔走于中国各势力之间。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是辛慈重要的目标，可惜段祺瑞对德宣战的意志坚决，不只没有被收买，反而在3月14日宣布对德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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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后必须回国的辛慈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在回国途中仍指示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势力的活动，于是克里平透过国民党的干部曹亚伯与孙中山接上线，允诺以最高额两百万马克（换算今日币值约660万美元）的援助，支持国民党的“倒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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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秘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由精通德语的华裔资深历史学家李国祈博士细心翻阅有关的核心档案后揭露。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党史记录，孙中山先生只收到一百万马克，而另一百万据唐德刚先生透露，李国祈先生曾向他说过，可能是被经手人曹亚伯中饱私囊了，而事实真相是如何呢？由于当事人都已仙逝，这事就成为历史的悬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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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提到这则故事？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两件事：首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与其作对，确实进行了很多金钱外交，孙中山先生是一例；而在俄国，德国也资助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使他得能发动“十月革命”，导致俄国军队力量被削弱，果然退出了大战。另外，这种金钱外交并非只是扶助对方，有时德国援助的方式，反而是要削弱反对它的势力。接下来我讲到的主角就是参与其中的“阿司匹林”，因为它的制程中所必须使用的原料，可能左右着大战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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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制造阿司匹林的过程中，“石炭酸”（phenol，也就是酚）是不可或缺的原物料，而它也是制造炸药的苦味酸（trinitrophenol）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仰赖自英国进口石炭酸的美国，国内石炭酸价格水涨船高，不得不让美国拜耳公司减产当红的药品阿司匹林来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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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石炭酸有需要的并非只有炸药和阿司匹林，美国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对于它的缺乏也深受其害——他发明的留声机中所需的唱片制造少不了石炭酸。为了怕制造成本提高，爱迪生干脆自己盖起了可以制造石炭酸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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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与英国关系良好，德国深怕爱迪生多制造出来的石炭酸会卖给英国而帮助他们制造炸药，于是在德国驻美公使约翰·海因利希（Johann Heinrich Graf von Bernstorff）授意下，透过使馆成员海因利希·亚伯特（Heinrich Albert）金援拜耳公司的前员工雨果·史怀哲（Hugo Schweitzer），利用一家由德国人掌握的公司与爱迪生的工厂签约，每天买下三吨的石炭酸交给雨果·史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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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如此大量的石炭酸，不只使得美国拜耳公司恢复了原有阿司匹林的产能，而且还有余裕卖给其他非“军火”相关的工厂，从中获得不少利润，当然其中有些石炭酸也被运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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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历史上称“Great Phenol Plot”（大石炭酸阴谋）。原本不露痕迹，却于顺利进行了几个月后，在美国媒体的追踪下曝了光。原来是海因利希·亚伯特不小心将公事包遗留在火车上，泄露了相关文件。只是他的行为并非违法之举，美国政府无法对其行为有约束能力，因此有人将该批文件透露给当时美国反德的报纸《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才让这计画于1915年8月15日摊在大众的眼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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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处｜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ew_York_World_front_page,_August_15,_19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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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迫于舆论压力，爱迪生和海因利希·亚伯特终止了契约，爱迪生最后也决定将多余的石炭酸卖给美国军方，才让这件事落幕。但德国已因为海因利希·亚伯特的石炭酸多制造了450万磅的炸药，而美国拜耳公司也从新的阿司匹林产能上得到回馈，赚足了可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费用，所以拜耳公司商誉上虽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似乎对其销售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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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兵不厌诈。”以外交金援对自己可能有利的人士，这做法一直存在于国际关系上，只是金援药品公司而间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历史上大概只有阿司匹林这一味药品而已。它的威力不只有益身体健康，竟然还可以有此特异功能，相信是合成它的拜耳公司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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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过，阿司匹林主要有镇痛与解热两种疗效，甫一推出，经过拜耳公司排山倒海似的广告，它变成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家庭里的常备用药，也无怪乎美国有医师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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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wo Aspirin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两片阿司匹林，一觉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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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1950年左右，有副作用更小的镇痛解热剂发明出来，使得阿司匹林的销售受到了影响，不过在同时期的美国，于加州开业的医师劳伦斯·克雷文（Lawrence Craven）首先发现了阿司匹林有预防心脏病与脑中风的效用；慢慢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之后，这颗神奇药丸的用途又再度攀上巅峰，至今仍是心脏科与神经内科医师处方里最常用到药品。但也许是树大招风，随着对禽流感研究愈来愈多，有学者开始对阿司匹林从新检视，认为它是造成1918年全世界死伤无数的“完美风暴”禽流感不可或缺的刽子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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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称为“西班牙姑娘”的禽流感自1918年起横行于全世界，有关学者研究了美国八个主要城市的疫情后发现，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最主要族群是25—29岁的年轻人，占所有染病人数30％；而另一位学者整理的资料中亦显示，当时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10％～15％和SARS的患者一样，在染病没有多久后就因为急性呼吸道症状群而逝世，剩下的人则是在之后因为肺部的细菌性感染造成的肺炎，逃不过死神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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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研究认为感染禽流感易因病毒造成不正常的免疫力下降而导致死亡，只是如同之前所述，当时很多病患是感染病毒之后，由于细菌造成肺炎而死亡。关于这一点，学界一直无法找出合理的机转而完全解释此一现象，直到了1960年之后，发生在小儿科病患的“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才让科学家联想出了是什么可能因素加速禽流感病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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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氏症候群”是由澳洲的道格拉斯·雷（Douglas Reye）医师所发现的病症，并将其结果发表在1963年的《刺胳针》杂志。他的报告中指出，在一次B型流感的流行期中，发现有16个小孩神经受损，而其中有4人并发昏迷、肝功能衰退、脑部肿胀的重症状，有人甚至死亡。道格拉斯·雷医师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医师的兴趣，经过了多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雷氏症候群”和这些小孩子在流感患病期间使用了大剂量的阿司匹林有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卫生单位要求医师在治疗小孩子于流感造成的发烧症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甚至不要使用，最后才使得上述的悲剧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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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者研究“雷氏症候群”死亡的小孩检体发现，其肺部组织通透性增加造成水肿甚至出血的状况，而这样的结果给了某些学者灵感，把1918年禽流感那些年轻患者的死因，和上述使用高剂量阿司匹林的结果连接起来，希望重新诠释历史资料，找寻之中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