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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称为“西班牙姑娘”的禽流感自1918年起横行于全世界，有关学者研究了美国八个主要城市的疫情后发现，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最主要族群是25—29岁的年轻人，占所有染病人数30％；而另一位学者整理的资料中亦显示，当时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10％～15％和SARS的患者一样，在染病没有多久后就因为急性呼吸道症状群而逝世，剩下的人则是在之后因为肺部的细菌性感染造成的肺炎，逃不过死神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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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研究认为感染禽流感易因病毒造成不正常的免疫力下降而导致死亡，只是如同之前所述，当时很多病患是感染病毒之后，由于细菌造成肺炎而死亡。关于这一点，学界一直无法找出合理的机转而完全解释此一现象，直到了1960年之后，发生在小儿科病患的“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才让科学家联想出了是什么可能因素加速禽流感病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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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氏症候群”是由澳洲的道格拉斯·雷（Douglas Reye）医师所发现的病症，并将其结果发表在1963年的《刺胳针》杂志。他的报告中指出，在一次B型流感的流行期中，发现有16个小孩神经受损，而其中有4人并发昏迷、肝功能衰退、脑部肿胀的重症状，有人甚至死亡。道格拉斯·雷医师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医师的兴趣，经过了多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雷氏症候群”和这些小孩子在流感患病期间使用了大剂量的阿司匹林有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卫生单位要求医师在治疗小孩子于流感造成的发烧症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甚至不要使用，最后才使得上述的悲剧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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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者研究“雷氏症候群”死亡的小孩检体发现，其肺部组织通透性增加造成水肿甚至出血的状况，而这样的结果给了某些学者灵感，把1918年禽流感那些年轻患者的死因，和上述使用高剂量阿司匹林的结果连接起来，希望重新诠释历史资料，找寻之中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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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凯伦（Karen）就以美国患者为例，在2009年于《临床感染病杂志》（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中发表文章，论证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可能是造成1918年禽流感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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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在19世纪末推出之后，挟其优异的销售成绩与广告手法，可说是风行全世界，以美国为例，在1917年它的专利到期之后，很多药厂就自行合成阿司匹林和拜耳在美国的分公司相抗衡，抢食这块大饼，使得它成为便宜又方便的退烧剂。但是当初阿司匹林推出时，并无像今日药物毒性监测的机制，也没有人去提醒多少的剂量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对于无法退烧的病患，医师开药时往往是自由心证，以凯伦所整理的美国海军军医以及内科医学会建议的剂量，大约是每人每天可以服用到8～31.2克（注意！目前用于预防脑血栓的剂量是0.1克），但那些没有上级指导单位的开业医师，所给予病患的剂量可能比上述两个单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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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凯伦在检视了前述的资料之后，发现当时的医师所开的处方，大都高于今日阿司匹林建议每人每天少于四克的指标。然而有很多人在治疗流感中服用了太多的阿司匹林，以致出现有如“雷氏症候群”的小孩一样的症状——肺水肿、肺出血，甚至脑水肿而死，他认为这种现象就如同“完美风暴”的形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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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凯伦的研究仅止于“推论”，除了没有足够的死亡病患的检体可供检视之外，更缺乏那些患者血中阿司匹林的浓度报告可以证明她的推论，只是相对地也没有人可以对这个说法提出有效的反驳。至少我是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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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整个故事，我只能说现在的患者比起以前实在是很幸福：任何新药想要上市，除了要有严谨的人体试验，更需要监测后续市场上病患服用的效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只消费者可提诉讼，药厂也不敢怠慢，立刻回收，的确比以前的人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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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外婆的收音机——关键词：电台卖药、经验分享、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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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在十多年前以85岁辞世，在某些人的眼中算是高寿，但在我看来，她其实应该可以活得更久些。外婆人生的最后两年是在血液透析（俗称“洗肾”）中度过，如果仔细归纳其原因，似乎还有可以操作的医疗空间。只因为她不知何时罹患了高血压，而一直自行在西药房买药服用，没有确实在专业的医院或诊所追踪控制，等到她觉得不舒服而被送到医院诊治时，肾功能已是濒临衰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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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怀疑为何她能很方便、持续在西药房里买药多年？答案其实很简单，就藏在她形影不离的收音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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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老人家中，有些是成天与收音机为伍，就像我的外婆一样。也许是各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中有魔力，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聊天，就能够抚慰这些子女忙于工作、平时孤独在家里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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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在收音机里，有相当部分的节目充斥着药品的“宣传”与“贩卖”，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听信其广告的听众，可以直接在电话里下订；而像我外婆那样比较龟毛一点的，可能就亲自拜访那些广告里的营业据点，在那些药局里的服务人员三寸不烂之舌的推销下，成为死忠的顾客，把那里当成“家庭”的诊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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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外婆的高血压可能是在某次“嘘寒问暖”的服务下，被西药房的服务人员发现，在那间医药分业不清、角色暧昧难明的西药房，“抗高血压药”轻易就推销给了我外婆，而且让她持续吃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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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那种可说是“街谈巷议”、“口耳相传”的宣传所产生的医疗作为，以当今的眼光看来确实是相当危险与不负责任。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你如果愿意打开收音机，转转频率调整一下，现在的情况不见得会比我外婆当时所处的环境改善到哪里，甚至因为民智已开，法律的力量稍微彰显的关系，那些“卖药”的广告已变成“保健食品”的贩售，还有亲身试用者不停地经验分享，进行疲劳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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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摇头，但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这样“经验分享”式的医疗行为很早就开始了，例如，在古希腊的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的《历史》（Historiae）里就有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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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发生在巴比伦帝国，希罗多德在书中对于当时巴比伦人的“治病经验”有着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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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这个病人便被带到市场上去，这样一来，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病的，或是看过别人得过同样病的那些行人，便来到病人面前，慰问他和告诉他治疗的方法，他们把曾经治好了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治好别人的病的办法推荐给他，谁也不许一言不发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问他所得的是怎样的病。”（第一卷第一百九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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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利用收音机分享自身的“治病经验”，甚至以此为手段来推销药品或是我前面提到的保健食品，其实并非现代人首创，而是自巴比伦时代即有，只是我们和巴比伦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合格的医师可以咨询，而身处科学昌明之世的我们，却还是有很多人不会想去询问专科医师的意见，还在用“口耳相传”或是病患本身特殊的“经验分享”来找寻疾病治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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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种自古就有的“治病经验”，日后依旧不会因为科技与文明的更加进步而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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