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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3％-5％的学龄儿童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症（ADD），或是注意力缺陷障碍多动症（ADHD）。这是一种在儿童与青少年群体中最为常见的行为失常症，这一病症的特征是频繁地、无法自觉地走神，这使得孩子们难以专心听讲、保持坐姿与完成任务，并易于心烦气躁。成年人中也有一些类似的病症（成人注意力缺陷障碍症）。ADD的致病原理尚未确定，但许多研究认为，这是由于神经递质尤其是多巴胺（dopamine）的异常、失衡以及调节紊乱所致。在脑内，神经递质携带着信号，穿行于神经突触之间。而有些矛盾的是，用来治疗这种无法集中注意力病症的却是安非他明之类的兴奋性药物，如苯丙胺（Adderall）与哌甲酯（Ritalin）。一般来说，人们并不认为互联网时代与数码设备普及的影响与之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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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先天就患有的ADD，数字时代的来临让这种病症更容易被诱发。在数字时代的湍流之中，兴奋性药物变得可有可无。我们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在线状态（相当于持续不断地进行多巴胺注入），数码诱发的ADD（DADD）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DADD并非与神经递质直接相关，但我们的神经递质无疑正在加速运转，DADD即为即时通信、社交网络与全球新闻网络发展的副作用。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生造了一个词，“食性动物”（consumnivores），意指那些“不停搜寻、消费、分发、反刍各式内容的人。”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在他的《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中，描述了一种悲观的观点：“年龄小于30岁的‘数码一代’伴随着屏幕成长，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新型人类，他们天然地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对话与思考。”更多的证据来自于有关数码失焦的工时数据：每小时，配有计算机的员工查收邮件或是切换窗口的次数高达30次左右，这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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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标准的工作会议中，人们不停地查收邮件、浏览网页，向他们的Twitter关注者们分享最新的领悟与感想。当我们独处，不再盯着屏幕时，我们将会滋生一种类似于染上毒瘾的不适感。已有许多著作描述了这个现象——专注于互联网与全时在线对于大脑的影响。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The Shallows）中综述了关于人脑神经可塑性的研究数据——持续的数字化刺激着潜藏的负面影响，这将真正对大脑脑组织与回路产生影响。《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前任执行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曾经写道：“从根本上说，我们正把自己的大脑外包给云端。”最近的一项研究测试了搜索引擎对于人类认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搜索而得来的信息很难被记住，这被称为“Google效应”。尽管，即时连接的互联网是否对人脑运转产生了有害的结构异变和功能弱化，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但是，要说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确实受到了数字化科技的影响，应该没有人会表示反对。关于这一点，至关重要的一个现实是：海量内容之间边界模糊，各种信息载体互相连接，报纸、电视、广播，或者从更细化的层面上看，图片、文字、视频以及音乐，它们全都混为一团。这就是失去焦点的原因。鲍尔斯曾用过一个术语来描绘我们在疾如闪电般的数据洪流中无法专心去做任何事的状况——“数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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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多任务并行处理与短暂的注意力，持续不断的在线状态也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为了处理随处而来的大量数据，我们在思考时更倾向于网状思维而非线性思维。举例来说，当我们在进行阅读时点了一个超链接，在绕了一大圈回来之后，我们的思维早已被带到了九霄云外。无论链接背后是易于消化的文字、图表、链接、图片还是视频，我们都在不断地浏览着巨量的数据。借助Google 、Bing等搜索引擎，我们的延伸思维触手可及。我们为这样的环境创造出了两个合成词：互联网（Internet）与公民（citizen）合并为“网民”（Netizen）；数字化（digital）和学者（literati）合并为“数字精英”（digerati）。无论我们是草根网民，还是数字精英，我们都将永远地在这个充满数据的世界中多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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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与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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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这个由互联网、移动电话、个人计算机以及社交网络组成的世界，已经创建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并远超人们的预期。昨天，媒体还是单向的、集权的，并完全掌控于创造与派发它们的实体手中。而今天，媒体是全方位的。每位网民都可能成为一名爆料者、参与者。我们再也不会只是旁观者了。在网络上，你我都是当事人。数据与信息的产生已经民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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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正式员工只有150名，但却同时拥有超过12000名志愿“公民记者”。YouTube的存在，让人人都能成为制片人。每一分钟，都有超过24小时的视频内容被传上YouTube；每一天，YouTube的视频浏览量超过40亿次。平均每个网民每月要看差不多200段视频。Twitter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他们累积发了超过1700亿条推论，并且以每秒2000条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每天的推论超过1亿条；2011年，每天的推论超过2亿条。Facebook上每天新增超过200亿条内容以及2亿张照片，站内共存着超过900亿张照片。受到如Groupon （高朋）和Living Social这类网站的影响，零售业被迫快速转型。而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增速最快的公司”的Groupon，它拥有4000名员工，以及遍布在600座城市中的超过5000万名登记用户。每位网民都有同等的权力，把互联网用作获取内容的平台，而这真正代表着通信交流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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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到这一点，是源自我的一次特别经历。当时，我同《纽约时报》的一位专职基因组学的科学记者展开了一次网络对战。2010年6月，时值第一份人类基因组草图宣告完成十周年，《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尼古拉斯·魏德（Nicholas Wade）的《十年过后，基因图谱鲜有进展：疾病的根源难以被找到》（A Decade Later, Gene Map Yields Few New Cures: Despite Early Promise, Diseases’ Roots Prove Hard to Find）。先前我曾经多次向尼古拉斯·魏德发送电邮，我认为他对于医用基因组学的进展未免太过悲观。但这一次，我没有再私下向他致信，我在Twitter上写道：“《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魏德低估了基因组学这十年来的进展。”几天后，我收到了尼古拉斯·魏德的电子邮件。他这样写道：“也许你能想到，当我在Twitter上发现自己被您与其他人谴责时，是多么的惊讶。”有那么一瞬，这让我感到一丝惬意：我在网络上发表些东西，它们就能自动地被转发到对方眼皮底下。这比私下里发电子邮件管事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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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人的朋友圈来说，社交网络就是一种协作，大家相互分享自己的信息、相片、链接与视频（社交图谱）。年龄段在55至64岁之间的人群中，社交网络用户数量已经从2008年末的9％上升至2010年年中的43％。借助Facebook，你可以一键分享给这世界上75种不同的语言环境，直达全球98％的人。在美国，平均每人每月要花费6小时以上的时间在社交网络上，并且还在持续地增长；第一次，网民在社交网络上所花的时间远超电子邮件与网络搜索。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lpatrick）在《Facebook效应》（Facebook Effect）一书中，思考了Facebook于2006年年末推出的News Feed怎样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沟通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向他（她）的朋友发布消息。“（News Feed）颠覆了‘正常’的交流沟通方式。在此之前，若是你想要给某人传递消息，那你必须主动开启一个沟通进程，或者把消息‘发送’给他们。就如同你在打电话、寄送信件（电子邮件），或是与人进行即时通信时那样。”在社交网络平台拥有“广播”能力之后，它的透明度与开放性都被改变了。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因打造出了网络中最为庞大的社交网络，并成为互联网中最强大的力量，而被《时代》（Time）杂志评选为2010年度风云人物。2011年，Google下注Google+，它能否在这场错失头局的社交之战中扳回比分，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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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最伟大的、未曾被料到的成就之一，就是将人们因一个共同目的而汇聚起来。维基世界的代表维基百科（Wikipedia），为众多开放平台奠定了根基。免费与开源的软件协作典范Linux已经装载在大部分的手机、平板电脑、大型计算机以及超级计算机上，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十台超级计算机上都运行着Linux。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曾在其广受好评的著作《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及其续本《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中这样描述过Linux这个群众参与的原型：Linux就是将自组织、人人平等的社区以及组织机构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佳范例，他们时而是因为好玩儿，时而是为了利润制造可供分享的产品。其他常见的范例，即采用开放平台的公司还有Google、Amazon以及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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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的维基社区如雨后春笋般破壳而出，这让人感到心潮澎湃。《宏观维基经济学》深入地评论了这一点，从iCarpool、PickupPal、Carticipate、GoLoco以及Zimride之类简单的拼车公司，到Carbonrally、EarthLab、BetterPlaces以及GreenXchange之类关注环境的社区，再到太空探索主题的GalaxyZoo，金融主题的Open Models Company、VenCorps、Zopa、Prosper以及LendingClub，创新主题的Innocentive和NineSigma，教育主题的AcademicEarth、Open Course Ware以及Wikiversity，数不胜数。其中，有关医药健康领域的PatientsLikeMe、WeAre、MedHelp、Sermo等，我们以后会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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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放、协作、非独占网络的自然结果，创新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如同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他的著作《创意源自何处》（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中分类的创新“第四象限”，全球科学界协力探寻人类基因组的例子证明了这一概念，比如最初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ENCODE（DNA元素百科全书计划）以及1000Genomes（千人基因组计划）。虽然这些形式的创新激励与驱动企业和私人公司的激励机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间的边界已近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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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带来了众包的世界，这是能够让我们即时运用智库的根源，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通过Facebook、Twitter、Windows Live、MySpace以及百度，所有人的思想与“智慧”能被随意存取。就连挑选吃饭的馆子或是查找菜谱这类小事，都可以用它来做，它的能力无所限制。Twitter被人称为互联网的“神经系统”。戴维·波格（David Pogue）是我在Twitter上关注的人中最欣赏的人之一，他是《纽约时报》的科技教主。有一次，在准备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时，他问他那150万名Twitter关注者：还有哪些iPhone应用没被发明出来？我在这里摘录几条：‘替我读’，大声朗读你的电邮、短信和推论，让你能腾出手来干别的事情，比方说开车；‘返老还童’，把iPhone摄像头对准你的脸，拍张照片，选择显现你年轻五岁、十岁和二十岁的样子；‘切换开关’，一键将你的iPhone从AT&T切换到Verizon，方便你拨打电话。从前，大多数人可能无法充分领会到来自于他们的社交网络的知识宝藏的深度，以及可用的创造性解决方案。1998年，这一切被一个名为《危险边缘》的电视游戏节目彻底转变了。节目允许游戏的参与者向一位自己信任的朋友打电话，寻求帮助。而现在，我们与成千上万人的知识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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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给社交网络的时代改变了我们所信任的对象。2009年，尼尔森公司（Nielsen）调查了超过50个国家的25000名消费者，发现他们在90％的情况下都会采纳朋友、家人或同伴的推荐。正如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在他的《生活在未来》（I Live in the Future）中说到的：“信任的转移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我们的注意力与信心正在转向网络中的个体，而远离传统的公司与他们的品牌。”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医疗与健康信息的来源正远离我们的医生，日益被我们所信赖的社交网络众包与友包（friend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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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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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的数字移民来说，早年我们必须购买整张唱片，或是近晚些的整张CD，这些唱碟中必然充斥着一堆“柠檬曲目”或是用来凑数的曲目。iTunes与iPod面世后，随着权力逐渐回到消费者的手中，音乐产业几近瓦解。人们能轻易聆听或下载自己所钟爱的数字音乐，而不再购买整张专辑。而且，人们几乎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任何他想找到的音乐。这个趋势被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进了他的著作《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中，这本书讲述的是，互联网是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商业。像Netflix、Amazon以及Rhapsody这样的公司，各自提供相对冷僻的电影、书籍以及音乐选集，你很难在除了网上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些资源，他们仍旧获利颇丰。要迎合消费者的特殊癖好，有赖于极尽“深不见底”的产品目录与唾手可得的购物流程。史无前例的多元选择时代被构建了起来，“均码”不再适合所有人，而先前主导着整个消费文化的热销模式也面临着这股新浪潮的挑战。基于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的使用，大量数据被收集，个性化的数字广告日渐普遍，渗入我们的网络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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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Google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的那样：“精准的个体定位，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人们看到的、买到的东西，都将会是某种程度上量身定造的产品。”互联网与数字时代驱动的定制化浪潮，浮现于各行各业之中，不仅仅是广告业，还包括媒体、零售业、金融业与旅游业，并逐渐成为市场中的标准和规范。但是，我们注意到，医疗健康领域却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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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个性化是我们今时今日的主题。我们登录我们感兴趣的网站，经营我们在乎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观看吸引我们的视频剪辑和娱乐节目，聆听我们喜欢的音乐，下载我们想要的手机应用，关注我们感到有意思的链接与博客，分享我们喜爱的资讯和图片。在前数字化时期，我们只能选择想要收听的广播电台，只能选择想要阅读的书，而今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今时今日的选项数量和便利程度都在呈指数式增长。总体看来，消费者的权力崛起潮流正在汹涌而来。而与此对应的另一端上，大公司们正借由我们所丰富内容的能力，利用网络来追踪我们。他们利用人口统计学以及我们的个人偏好，设计出高度精准的个性化广告。除此之外，人们只要在Facebook上点击了“喜欢”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户外用品）或百事可乐，那他们就准备等着看Patagonia或百事可乐的广告吧。在未来，高度个性化的功能将利用我们的地理位置，通过追踪GPS数据，零售店与餐馆就能够在商铺附近寻找到目标客户。个体与公司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变得更为精准与有效。尽管还有严肃的隐私问题亟待解决，这个我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今时今日，信息流在多个方向促进了定制化的发展，从个体与网络，到个体与网络，再巡于个体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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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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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服务器农场大多配备有数十万台服务器，它们被称为“云”。它们能够接受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来的接入申请，并提供数据处理服务。全球最大型的服务器群之一来自于亚马逊（弹性云计算平台，Elastic Compute Cloud），这个服务器中心存储着2000亿个数字文档（从文件到电影），每秒处理超过20万条请求，2010年的营收达到7亿美元。云端由三个主要部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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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网络的应用（如Google邮箱、Windows Azure和苹果的i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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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开发者得以编写应用程序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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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核心计算的服务器机组，其功能范围涵盖从数字运算到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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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尽的计算能力，现已物美价廉，这一能力提供了非凡的资源，以促进这数字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发生改变。成就卓著的遗传学专家、“信息技术大师”埃里克·斯凯特（Eric Schadt），最近因为借助云计算来运行基因算法而登上了《君子》（Esquir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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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他同其他所有美国人一样，只要能连上网络，并且拥有一张嗷嗷待刷的信用卡，就能接入超级计算机服务。他等待飞机爬升至巡航高度，等待机长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彼时他连上机上WiFi，登入亚马逊。亚马逊里什么都卖，不管是书还是洗衣机，你想买啥它都有。它卖给斯凯特的是物美价廉的超级计算服务。你知道，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拥有大量闲置的计算能力，现在它们把这一计算能力投入商用，卖给像斯凯特这样的人，以及其他任何需要这一能力的人。从今以后，像斯凯特这样的人不再需要为默克（Merck）之类的公司工作，他在飞机上就能享有默克公司那些捣鼓价值数百万美元超级计算机的科学家相同的计算能力。事实上，洲际飞机起飞后，他花上几百块，告诉亚马逊需要处理怎样的数据，等到飞机降落时，事儿就已经办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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