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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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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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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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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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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自初版问世后，已经过了22年。在这22年中，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始终强劲，不断地向人类提出新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挑战；但同时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的支持和发展，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使得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通过法规、条例、规章或准则及时转化为行动。这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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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与哲学伦理学不同，它以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为导向。在这些领域中应该做什么（实质伦理学）和应该如何做（程序伦理学）的解决，不是靠伦理理论和原则的演绎推理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伦理理论和原则为引导，找到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伦理理论和原则所规定的行动规范或要求都是“初始的”（prima facie）的，而在实际上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必须权衡相关方面的价值，既能尊重人和相关实体，又能使风险最小化和受益最大化。因此，从事生命伦理学的人们必须对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的实际具有敏感性，必须善于向科学家、医生、社会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行政管理专家学习，同时也必须以开放的态度，了解伦理学的进展，运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的伦理问题。然而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发展迅猛，伦理问题是如此新颖独特和千差万别，企图依赖一种理论来解决所有伦理问题，既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阻碍我们对急迫的伦理问题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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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命伦理学》是在我国，也是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本系统论述生命伦理学方方面面的著作，因此本身似乎具有一些历史的意义。在整体上将它保留下来，便于人们了解我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历程。所以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希望我重写《生命伦理学》时我犹豫再三，始终没有承诺下来。但毕竟《生命伦理学》出版于1987年，在这20余年中，研究伦理学和艾滋病伦理学的发展成果显著，近几年公共卫生伦理学又异军突起。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建议补充一篇“学术自述”，并收录一些原《生命伦理学》没有探讨或探讨较少的问题的文章附在后面，以补不足。但即使如此，由于篇幅关系仍然不能补足缺陷，好在翟晓梅教授与我合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同时该书还有探讨“艾滋病伦理学”以及干细胞、生物信息库和药物遗传学中伦理问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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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版的《生命伦理学》基本上与初版没有出入，然而校正了初版时没有发现的错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加了一些脚注来说明现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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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本书的再版，会给对生命伦理学感兴趣的读者一些帮助，并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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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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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草桥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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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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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Ⅰ 难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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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伦理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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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1969年在美国纽约建立了一个社会、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所，现在通称为海斯汀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1971年该中心出版了双月刊《海斯汀中心报道》（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同年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建立了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1975年《医学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创刊，1978年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四卷本《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出版。从此以后，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各国和国际的有关生命伦理学的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讨论会、研讨会连绵不断，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并且引起了医学界和哲学界以外的学术界、司法和立法部门、新闻媒介和公众的关注。［215］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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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一词第一次是由波特（van Pansselar Potter）在他的《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一书中使用的［176］。但他使用这个术语的含义与现在不同，他定义生命伦理学为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他把应用科学与伦理学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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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由两个希腊词构成：bio（生命）和ēthikē（伦理学）。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与之有关也涉及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伦理学是指对道德的哲学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定义生命伦理学为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体和生命过程的科学部门，包括生物学、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卫生保健是指对人类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对健康的维护。所以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多种学科在这里交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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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医学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产生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原因。生物医学技术大大增强了专业人员的力量和知识。过去人们不能做的事现在能够做了，如使垂死的病人继续存活，在产前检查出胎儿的疾病，移植身体的器官，等等。于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干这种事吗？”由于知识的增加，我们可以预测原来不可预测的行动后果，迫使我们作出道德决定。例如，有严重遗传病的夫妇所生育的后代，有身心缺陷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是否可作出不允许他们生育的决定？力量和知识的增加可带来许多好处，如使不能生育的人生儿育女，某一器官衰竭的病人可以获得代替的器官，这又提出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不许伤害病人”是一条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原则。那么，关闭一个脑死病人的呼吸器是不是伤害病人？不让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胎儿出生是不是伤害病人？不去抢救一个没有存活希望的无脑儿或脊柱裂婴儿是不是伤害病人？因为得不到供体肾而使肾衰竭病人死去是不是伤害病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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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难题和回答这种挑战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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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命伦理学已成为医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宗教界人士、新闻界人士、立法者、决策者和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和法国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处理这些问题。1983年2月23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建立“国家生命和健康科学伦理学顾问委员会”时说：“谁是父亲？谁是母亲？作为父母的权利不再截然分明了，因为体外受精现在已有可能。”由于社会—文化上的父母与生物学父母的分离，“扰乱了作为我们家庭和社会基础的身份的宪法关系……产生了一些可怕的问题……你们委员会必须是对话、思考和建议的场所，可以成为集体感觉和公共权威干预的中介。”该委员会以密特朗为主席，36名委员中有5名哲学家和宗教学家，15名伦理学家，16名生物学和医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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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和社会对它的关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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