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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蛙的无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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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英国的格尔登（J. Gurden）把一个成体肠细胞核或皮肤细胞核从一个蟾蜍移植到另一蟾蜍卵内。虽然他的许多移植物未能存活，但有一些存活下来。这些移植物成为结构完整的成体蟾蜍，各方面都很正常。唯一的不同是它们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或父亲。由于未知的原因，拥有转移核的卵的发育，如同它受精后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产生正常的成体。由于一个细胞的几乎所有的遗传物质含在核内，去核的卵和它发育成的个体，在遗传上与作为转移核供体的机体是同一的。因此，新的个体的发生不是卵和精子的结合，新的机体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基因型的拷贝。生物学家称这些遗传学上相同的机体为无性系；供体蟾蜍和无性生殖的后代是无性系。格尔登的工作表明，在脊椎动物和人中，无性系是可行的。（图2—4，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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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蛙的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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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人的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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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无性生殖尚未成功。⑪小鼠的卵的大小为蛙卵的1/3500，用机械方法容易受到破坏。通过细胞融合引入核很不满意，可能需要剥去卵的正常保护层或穿过这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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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用无性生殖增加特定基因型人群的比例。例如选择具有这样一些质的基因，如智力或艺术、体育能力、体形美、长寿、顺从、温顺、听话等，从而改善人类生命质量或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提出了严重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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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170086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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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无性生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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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性生殖用于人在道德上的可容许性问题，多数人持否定的意见，他们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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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这种办法在实验室繁殖人是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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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人有具有“独特的基因型”的权利，同卵孪生失去这种权利不是由于人的过错，这是个“悲剧”，而无性生殖是有意剥夺这个权利，这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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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性生殖不管是为了优生，还是同性恋者为了复制自己，都会使人类失去遗传多样性，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起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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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性生殖可能被滥用。如犯罪集团头子利用它复制一些犯罪分子去作案；仇人可从对方手臂上偷走一些细胞，复制一个基因型；妇女利用无性生殖制造后代，摆脱男性，建立一个女权社会；有些统治者利用它制造一些智力低于人类的人，用作奴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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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的意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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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性生殖使人成为生殖的制造者、选择者、设计者，更合理性、更合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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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一对夫妇不能通过自然生殖过程生育，也不愿收养义子，也反对用体外受精和代理母亲，就可以用丈夫或妻子的体细胞作核转移得到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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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一对夫妇带有遗传病的隐性基因，他们不愿采取AID或收养义子，也可以用无性生殖得到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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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性生殖可以使我们永远保持我们物种中的最佳基因。例如用爱因斯坦的体细胞来复制许多具有他全套遗传物质的个体。也可以用它来阻止缺陷基因在人类基因库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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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作宇宙航行时，可以带若干体细胞去其他行星，在那里繁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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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无性生殖还是未来的事。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具有同一遗传结构、处于同一文化和社会环境内，生命及其受制约的模式也是多变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型与独一无二的环境相互作用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产生独一无二的个体。即使一个无性生殖的基因型不是独一无二的，当它与它自己的环境相互作用时，也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体。爱因斯坦的无性系，在遗传上与爱因斯坦是同一的，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已不同于爱因基坦所处的环境，因此他们的历史也与他不同：他们也许都可以姓爱因斯坦，但他们不是那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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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殖技术使人类能够实现过去不可想象的可能：在双亲逝世十年后使他们的胚胎发育为一个孩子；一个不愿怀自己孩子的妇女可以用其他妇女代她怀孕；可以把胚胎提供给要怀孕的父母；在实验室内使胚胎成为研究材料，使之生长到不同的发展阶段等等。这种潜在的可能对传统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提出了种种伦理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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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殖技术操纵了许多人认为不应该由技术干预的自然生殖过程。这种干预、操纵可以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如解决不育），也可以是为了社会的目的（如优生）。其次，生殖技术在不同程度上使遗传的、妊娠的父母身份与养育的父母身份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危及家庭和社会的结构。再次，生殖技术让第三者提供一个在通常的生殖中不存在的遗传或妊娠因素，从而使家庭关系复杂化。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多种价值与尊重我们文化固有的共同价值之间、在通过研究推进科学知识与在当这种进展威胁其他重要价值时需要加以约束之间、在满足想当父母的合理愿望与为了社会和后代的利益必须约束生殖的自主权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而为了更好地处理生殖技术引起的种种伦理学难题，我认为需要在后果论与义务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尽可能地把人类传统的道德价值与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结合起来。［8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