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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以前，人们就对胎儿如何在母亲体内存活感兴趣。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曾猜测胎儿也进行呼吸。盖仑（Galen）和维萨里（Vesalius）认为母亲的血管通过胎盘直到胎儿。1651年，哈维（Harvey）猜测，母亲的血管与胎儿血管之间有吻合。1628年尼曼（Nyman）发现母亲的心率与胎儿的心率不同。1683年莫里梭（Mauriceau）否定了胎儿用肺呼吸。18世纪罗德（Roeder）发现，母亲与胎儿血管并不直接连在一起。因而胎儿不是由母亲动脉直接供应血液的一个器官，而是与母亲血管分离的一个实体。对它进行独立研究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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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胎儿研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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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研究在原则上是否允许，首先决定于人类胎儿的本体论地位，即它是什么样的实体？这个问题在前面已作详细讨论。这里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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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可存活的活的胎儿在子宫外进行研究，多数人持否定态度。对于死胎及其组织的研究，一般没有异议。有争论的是：（1）对不可存活的活的胎儿在子宫外进行研究，和（2）对子宫内胎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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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宫内胎儿的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属于治疗性质，对胎儿的风险小，又能解决母亲的健康问题，则可以且应该进行。如属非治疗性研究，对胎儿和孕妇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也可进行。但要求预先有动物实验的准备。这同样适用于对准备流产的子宫内胎儿的非治疗性研究。对子宫内胎儿的研究的益处和风险，涉及四个变量：（1）治疗效果，（2）经验和知识的获得，（3）孕妇的安全，（4）胎儿的安全，其利益涉及受试孕妇、受试胎儿、其他孕妇和胎儿、社会或人类、研究者。有的人强调研究者不仅仅对受试者而且对整个人类负有义务或责任，因此强调这种研究绝对必要。有的人则强调不能损害孕妇和胎儿是个绝对原则。如果坚持“在不能损害孕妇和胎儿的前提下进行研究”这个原则，就可以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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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宫外不可存活的活胎的研究则有较大的分歧。反对者认为，对不可存活的活胎在子宫外进行研究，（1）会导致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对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婴儿、老人、重病人、智力低下者）的权利和需要、对临终病人的要求、对不自愿的受试者的权利不敏感、漠不关心；（2）如果研究表明，用不可存活的活胎进行研究非常有用，就会使受试胎儿供不应求，就会出现种种刺激鼓励使胎儿成为受试对象，使科学界和医学界不知不觉地放宽了什么情况应作人工流产的标准，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容易被这种压力或引诱吸引；（3）当社会上许多人知道了活胎被用来做实验，会产生厌恶和沮丧情绪，好比知道有人吃人或挖祖坟一样，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和安宁。但支持者认为，只有通过这类实验，人们才能学会如何维持和改善人类生命；而所用的胎儿虽然是活的，但是不可存活的。那就是说，不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一样，不超过几小时，一切生命现象都同样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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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知情同意问题。反对者的理由之一是，无法从胎儿获得知情同意，因为胎儿没有能力知情并表示同意。有人提出“推定同意”或“代理同意”（即由胎儿的母亲表示同意）的概念。即如果研究有益于胎儿，我们可以推定胎儿是会同意的。根据什么作出这种推定？根据人类本性：当救援自己的同胞且没有或风险极小时，人都会这样去做。胎儿研究对胎儿无害，对同胞有益，可以推定胎儿会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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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胎儿研究对孕妇、胎儿、他人、社会有益，可是又有可能给孕妇或胎儿带来风险，所以必须加以适当的控制。［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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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胎儿研究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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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有着独特的道德地位，它是人类生命，可又不具有人格的生命（即不是社会的人），它比婴儿地位要低些，但比高等动物又要高些。所以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进行胎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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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英国以妇产科专家皮尔（J. Peel）为首的顾问小组提出如下条件：（1）活的胎儿不应作非治疗性研究；（2）可存活胎儿的胎龄应定为20周，体重400至500克；（3）可用死胎及其组织进行研究；（4）有关胎儿研究不应有金钱交易，要保持完整记录；（5）如活胎体重低于300克，肯定不可存活，可作研究使用，但需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6）不准为了弄清试剂的效应而给子宫内胎儿注射可能有害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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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人类受试者委员会认为：非治疗性的子宫内胎儿研究，如果对胎儿只有“最低限度的”风险，便是可接受的；在某些规定的限度内，子宫外非治疗性胎儿研究也是可接受的。委员会认为胎儿研究若满足以下条件，在伦理学上可以接受：（1）必须充分利用动物模型和非孕妇完成先行研究；（2）所要获得的知识是重要的，且不能用其他合理手段获得；（3）对母亲的和胎儿的风险和益处必须进行充分的评价和描述；（4）必须取得母亲的知情同意；（5）不因经济、种族和社会阶级的不同而选择受试者，从而不公平地分配风险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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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委员会还规定了如下主要准则（以母亲表示知情同意为前提）：（1）如果对胎儿风险极小，又能有利于母亲的健康，可对孕妇进行治疗性研究；（2）如果对胎儿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可对孕妇进行非治疗性研究；（3）如果有重要理由，对胎儿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事先对怀孕动物或非孕妇有充分的研究，可对不准备流产的子宫内胎儿进行非治疗性研究；（4）对准备流产的子宫内胎儿进行非治疗性研究，应按（3）进行；（5）可对人工流产时或子宫外不可存活的活胎进行非治疗性研究，如果这种研究是重要的，在此以前已经过动物或非孕妇的研究，胎儿不足20周，不因研究而改变人工流产的决定等；（6）如果对胎儿的健康没有危险，并遵守上述规则，也可对可存活的胎儿进行非治疗性研究；（7）可对死胎及其组织进行研究；（8）不应因研究而改变人工流产的适宜时间和方法；（9）胎儿研究不准进行金钱交易；（10）由美国政府帮助的在美国以外的胎儿研究，应按与国内同样的原则办理等。［6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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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ntra，即经咒，论述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某些派别中的神秘修炼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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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古巴比伦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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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Ⅳ 遗传和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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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是遗传学与临床医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以人体的疾病和异常性状为对象，研究疾病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研究遗传病的遗传方式、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随着医学的发展，原先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一些疾病已得到控制，发病率大大下降；而遗传性疾病所占的比重日益突出。目前已发现的遗传病已超过3000种，估计每1000个新生儿中有3至10个患有各种遗传病。而这个百分比也只是冰山一角。从卵巢排出并被精子包围的卵，15％不能受精，10％～15％不能植入子宫，12％～33％在植入子宫后初期死亡，9％～13％自发流产，1％在围产期死亡。只有28％～48％存活到出生。产前高死亡率主要由于染色体异常。在妊娠22周，约5％的流产是染色体异常；在妊娠16周，为30％；在8至12周为60％。以血红蛋白症为例，全世界杂合子①有2.4亿，每年生下来就死亡的纯合子有20万，其中一半是地中海贫血症，一半是镰形细胞病②。对遗传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不仅涉及个别人体，而且关系到社会和整个人类，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学问题。［14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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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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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前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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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英国产科学家巴伦廷（Ballentyne）曾谈到通过听胎儿心音来诊断胎儿心脏病和无脑儿。1949年，巴尔（M. Barr）和伯特拉姆（E. Bertram）在猫的神经细胞核中观察到性别差异。1956年，确定了人体每个细胞的染色体为46条，不是30年前认为的48条。1956年，莱尤纳（J. Lejeune）描述了唐氏综合征的异常染色体模式。1960年，利莱（A. Liley）等人用羊水穿刺获得羊水液，分析被破坏的血色素量，以诊断胎儿Rh不相容性的严重性。1966年，有两组科学家同时报告，有可能从羊水腔取出胎儿细胞来作染色体分析。1967年，瓦伦蒂（G. Valenti）和纳德勒（H. Nadler）利用这个新技术来诊断胎儿的唐氏综合征。这是医学遗传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羊水穿刺法是产前诊断的主要手段，其他有超声波和X线检查、胎儿镜、绒毛膜取样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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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病产前诊断的主要步骤如下：采取详细的家庭史是产前诊断的关键步骤，因为它可揭示需要对何种遗传病作出诊断。作在羊水穿刺前，要用超声波确定是否双胎及胎盘的部位。局部麻醉后用针插入病人下腹部，进入子宫，注射器吸满20毫升时将针拔出。羊水液含少量活体细胞。当羊水液与含营养的培养液混合，并在暖箱保持于37℃时，活细胞附在培养皿壁上，并进行繁殖。起初胎儿细胞长得很慢，在1周、1周半或2周后到达大量。约2周后，就可对培养的胎儿细胞作染色体分析；作生物化学检查则需4星期来积累足够的细胞。大多数产前诊断是借助分析培养细胞，有时也用液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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