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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美国西雅图的一个由外行组成的委员会在肾衰竭病人中选择有限数量的人进行血液透析。选择标准中突出的是心理和社会学因素，如情绪的稳定性、能够坚持麻烦的饮食限制、职业和家庭情况以及康复的潜力。后来透析设备不再短缺，委员会即告解散。器官移植早期提出的一些标准包括年龄不宜过大、不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不存在活动的感染、正常的尿道、没有肿瘤、没有周身性疾病、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些移植中心还用社会经济和精神病学标准选择肾移植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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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标准：医学标准取决于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技能所达到的水平。这些标准可由具备有关知识和经验的医务人员判断。医学标准包括适应症和禁忌症：免疫不相容性，病情的严重性、并发症对治疗和恢复可能的影响，身体条件以及心理社会调整能力。现在对于肾移植唯一的适应症是医药不能治疗的肾功能衰竭，禁忌症是活动的感染和不可控制的肿瘤。问题不是这个病人是否值得治疗，而是是否有可能成功地得到治疗。医学标准不包括社会价值，如果评价适当，是比较客观的，即使医疗的结果不完全是可预测的，因为治疗部分决定于病人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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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某些条件下，年龄大也可视为禁忌症。但一般来说，不能以年龄大小为标准，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取决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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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应付能力：即病人配合治疗能力。给予合作的病人比不合作的病人优先考虑，这里也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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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慢性酒精中毒、药瘾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引起问题。对它们的评价与主观信念和道德判断有联系。一般来说，社会行为不应成为选择的标准，除非妨碍了移植术的顺利进行，例如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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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应付能力：指病人的与治疗有关的日常生活条件：家里的生活环境，在家里和工作环境中听从指导的能力，可得到他人多大程度的支持等。这些标准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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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对他周围人的重要性：这个标准与治疗没有因果关系，但与病人有直接关系。例如一个母亲是否应该比一个没有子女的妇女优先得到移植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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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对社会的意义：这个标准基本上涉及病人的社会价值。有些人对社会的贡献比别人大，理应得到报偿。但是社会价值的评价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主观的。一个护士、一个医生、一个汽车司机或者一个企业经理能够比较彼此的社会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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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标准按什么次序排列，主要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或社会通行的价值。目前，大多数器官移植中心的排列次序是：医学标准（适应症和禁忌症）、个人和社会的应付能力以及病人对他周围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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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配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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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器官移植的利害得失，国家应该拨多少资源用于器官移植，才是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一个宏观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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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的费用很高。肾移植约需3万美元，心脏移植10万，肺移植8万，肝移植10至20万。实际上不止这个数目。术后还需追加护理和监测费用，心脏或肝移植每年追加1至2万美元。1983年5月据马萨诸塞州有关单位估计，加上器官收集、器官排斥时重新住院、康复和精神病随访等，一个肝移植的总费用为23万美元。费用如此之高，很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钱来付出这笔款项。这势必要由政府或社会来资助。1972年，美国有个晚期肾病规划，由联邦政府担负每个肾功能衰竭病人进行透析和移植的费用。但在目前经济紧缩情况下，这种政策很难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器官移植。如果需要移植的有10万人，就需要数十亿或数百亿美元。这是任何国家所不能负担的。而且其他器官的疾病还有不同于肾功能衰竭的情况。接受透析或移植的肾衰竭病人很少是自己引起的，绝大多数是遗传病、高血压或糖尿病作用的结果。但心脏、肺或肝的疾病则不同。大多数需要移植这些器官的成年病人都是由于吸烟或饮酒的结果。归根结蒂，努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在20、30或40年后支付移植器官的费用更为省钱。社会会很愿意为患遗传性肝病的儿童负担移植费用，而不愿意支付因多年滥用酒精所致肝硬化造成的肝移植费用，或重度吸烟者的肺移植费用。至少，用于器官移植的资金应该与用于预防吸烟、饮酒和其他有害行为后果的公共卫生资金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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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在用于器官移植和用于预防导致移植的这些疾病的资源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外，还需要确定器官移植技术所用的资源在卫生事业经费中占多少比重。如果在器官移植上所花费用过多，就会影响其他更有效更需要的项目，例如化疗的研究、疫苗的制备等。如果所拨经费太少，就会影响器官移植这项新技术的发展，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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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方面都要根据器官移植技术的成本—受益、风险—受益的分析来考虑。1971年心脏移植的对照研究表明，未做移植的潜在受体平均存活时间为74天，移植病人为89天，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1973年对人类心脏移植的评价是，几乎所有的长期存活者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体、社会和职业的康复。1975年对肾移植的评价是，74％的50岁以下病人可全日或部分工作，10％在积极找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夏姆韦（Shumway）移植的心脏病人，第一、二、三年的存活率分别为48％、37％、25％。术后死亡的56％是由于感染引起的并发症，60％发生在肺部。主要问题是对异体移植物的排斥。其中有五个病人活了五年多，最长的活了六年。根据他的经验，排斥和感染是可以控制的，可使55％垂死病人活一年，40％的垂死病人活两年。术后精神病的发病率在某些组高达25％。另外，大剂量抗免疫的甾类化学物往往产生原发性的欣快感，然后是抑郁、短期精神病，有些病人有紧张症、歇斯底里的哭泣、记忆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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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了移植术对受体的近期影响，如果从器官移植术的长远前景来看，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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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个人的体内许多器官被更换了，会不会对这个人的个性或人格产生影响？赫尔曼（H. Hellman）在《未来世界中的生物学》（Biology in the Future World）的序言②中曾描述一对夫妇带了他们的孩子到法院去，要求更改丈夫的姓名，因为妻子诉说，她的丈夫由于器官更换太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这生动地提出了植入异体器官对受体的长远影响问题。由于目前移植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存活时间还比较短，长远影响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随着移植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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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头脑移植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有一部英国电影，描述一个医生把记者杀了以后，把他的头移植在另一个人身上，成活后这个人就扑向医生报仇。当然，目前头脑移植只能是科学幻想小说的议题。但从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原则上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不管是低水平的神经移植还是脑或头颅的移植，由于与人心的关系密切，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就比内脏器官涉及的更多、更重要了。［28, 5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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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异种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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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aby 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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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玛·琳达（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贝利（L. Bailey）医生和他的同事为一个两公斤多重的女婴做手术。这个女婴几周前出生，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患有此症的婴儿，心脏的左侧比右侧小得多，输送的血液不足，只能维持几周的生命。这种病的发生率约为1/12000，占全部新生儿的心脏病死亡数的1/4。贝利摘除了婴儿有缺陷的心脏，代之以一颗狒狒的心脏，这种手术叫做异种（狒狒—人）器官移植。20天以后，即11月15日，这个已世界闻名的Baby Fae死于她的身体排斥狒狒心脏引起的并发症。但她活的时间比接受动物心脏的其他人要长。1964年1月，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哈迪（J. Hardy）医生把一颗黑猩猩的心脏植入一个68岁的名叫拉什（B. Rush）的病人胸腔中。这个垂危的病人是个穷人，又聋又哑，被送入医院时已丧失意识，一直没有恢复。手术后这个病人只活了两个小时。1977年，巴纳德（C. Barnard）医生做过两个类似的手术，病人也只活了几小时或几天。在此之前，1963年11月5日，美国新奥尔良的慈善医院的里姆茨马（K. Reemtsma）医生把黑猩猩的双肾植入一个垂危病人体内，这个病人患肾小球肾炎，是个43岁的穷苦黑人。是年12月18日，病人出院回家欢度圣诞节，两天后又回到医院，1964年1月6日死去。里姆茨马又做了五例这种黑猩猩肾移植入人体的手术，病人最多活了9个月。另外还报道过用狼—狗肾做异种器官移植、将小牛骨植入人体连接脊椎以及用牛的颈动脉来接通人的血管等手术及其引起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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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对Baby Fae的异种器官移植作了广泛的报道。我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作了报道。虽然由于Baby Fae的死亡，人们对于这种高技术的惊讶、赞叹、兴奋的心情逐渐消退，但医学界、哲学界、宗教界、新闻界和公众都仍然在对这个医学事件产生的伦理学和社会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这种异种器官移植的实验性质；怀疑这种手术能提供更大的活命机会；对这种手术的研究缺乏事先的审查；Baby Fae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命质量；医院拒绝提供研究计划和家长签署的同意书；向家长提供的有关其他治疗选择、手术的危险和预后的信息的质量和范围；医院对进行这种手术的理由解释混乱以及提供给公众的事实有错；重要经济资源分配给只有利于少数人的移植术和人工器官；“哗众取宠”或“投机取巧”地把正在研究的东西说成已经成功的成果以吸引新闻媒介对医院和医生的注意；仅由医学家来审查涉及人体实验的研究的适宜性；宗教和社会人士对把一个动物器官植入人体从而破坏自然物种（人种）的整体性表示担心；在研究中利用和牺牲动物的可接受性。［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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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异种器官移植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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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异种器官移植能否给病人带来治疗上的益处是有疑问的。异种器官移植在历史上从未成功过，因而Fae没有因这种手术而获益的合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种手术，医生的动机就值得怀疑了。——医生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研究，Fae和医生把人工心脏植入他们胸腔内的克拉克（B. Clark）和施罗德（W. Shroeder）一样，主要被用作推进这种手术的手段，因而医生把研究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病人的需要放在第二位。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的新生儿可有四种选择：最常见的是让病人死去，此外还有异种心脏移植、人类心脏移植和外科手术。这后三种办法都是实验性的，而异种心脏移植则比人类心脏移植尤具实验性。但洛玛·琳达医院的医生并没有设法去寻找一个人类心脏来移植。尤其是在尚未在成人身上试验以前就在婴儿身上试验，这是不能为人接受的。至于新生儿由于免疫系统不发达可以接受狒狒心脏一说，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生命伦理学家卡普兰（A. Caplan）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Fae是一位英雄、牺牲品还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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