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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器官移植的利害得失，国家应该拨多少资源用于器官移植，才是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一个宏观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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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的费用很高。肾移植约需3万美元，心脏移植10万，肺移植8万，肝移植10至20万。实际上不止这个数目。术后还需追加护理和监测费用，心脏或肝移植每年追加1至2万美元。1983年5月据马萨诸塞州有关单位估计，加上器官收集、器官排斥时重新住院、康复和精神病随访等，一个肝移植的总费用为23万美元。费用如此之高，很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钱来付出这笔款项。这势必要由政府或社会来资助。1972年，美国有个晚期肾病规划，由联邦政府担负每个肾功能衰竭病人进行透析和移植的费用。但在目前经济紧缩情况下，这种政策很难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器官移植。如果需要移植的有10万人，就需要数十亿或数百亿美元。这是任何国家所不能负担的。而且其他器官的疾病还有不同于肾功能衰竭的情况。接受透析或移植的肾衰竭病人很少是自己引起的，绝大多数是遗传病、高血压或糖尿病作用的结果。但心脏、肺或肝的疾病则不同。大多数需要移植这些器官的成年病人都是由于吸烟或饮酒的结果。归根结蒂，努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在20、30或40年后支付移植器官的费用更为省钱。社会会很愿意为患遗传性肝病的儿童负担移植费用，而不愿意支付因多年滥用酒精所致肝硬化造成的肝移植费用，或重度吸烟者的肺移植费用。至少，用于器官移植的资金应该与用于预防吸烟、饮酒和其他有害行为后果的公共卫生资金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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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在用于器官移植和用于预防导致移植的这些疾病的资源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外，还需要确定器官移植技术所用的资源在卫生事业经费中占多少比重。如果在器官移植上所花费用过多，就会影响其他更有效更需要的项目，例如化疗的研究、疫苗的制备等。如果所拨经费太少，就会影响器官移植这项新技术的发展，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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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方面都要根据器官移植技术的成本—受益、风险—受益的分析来考虑。1971年心脏移植的对照研究表明，未做移植的潜在受体平均存活时间为74天，移植病人为89天，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1973年对人类心脏移植的评价是，几乎所有的长期存活者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体、社会和职业的康复。1975年对肾移植的评价是，74％的50岁以下病人可全日或部分工作，10％在积极找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夏姆韦（Shumway）移植的心脏病人，第一、二、三年的存活率分别为48％、37％、25％。术后死亡的56％是由于感染引起的并发症，60％发生在肺部。主要问题是对异体移植物的排斥。其中有五个病人活了五年多，最长的活了六年。根据他的经验，排斥和感染是可以控制的，可使55％垂死病人活一年，40％的垂死病人活两年。术后精神病的发病率在某些组高达25％。另外，大剂量抗免疫的甾类化学物往往产生原发性的欣快感，然后是抑郁、短期精神病，有些病人有紧张症、歇斯底里的哭泣、记忆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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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了移植术对受体的近期影响，如果从器官移植术的长远前景来看，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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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个人的体内许多器官被更换了，会不会对这个人的个性或人格产生影响？赫尔曼（H. Hellman）在《未来世界中的生物学》（Biology in the Future World）的序言②中曾描述一对夫妇带了他们的孩子到法院去，要求更改丈夫的姓名，因为妻子诉说，她的丈夫由于器官更换太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这生动地提出了植入异体器官对受体的长远影响问题。由于目前移植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存活时间还比较短，长远影响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随着移植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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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头脑移植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有一部英国电影，描述一个医生把记者杀了以后，把他的头移植在另一个人身上，成活后这个人就扑向医生报仇。当然，目前头脑移植只能是科学幻想小说的议题。但从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原则上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不管是低水平的神经移植还是脑或头颅的移植，由于与人心的关系密切，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就比内脏器官涉及的更多、更重要了。［28, 5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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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异种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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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aby 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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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玛·琳达（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贝利（L. Bailey）医生和他的同事为一个两公斤多重的女婴做手术。这个女婴几周前出生，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患有此症的婴儿，心脏的左侧比右侧小得多，输送的血液不足，只能维持几周的生命。这种病的发生率约为1/12000，占全部新生儿的心脏病死亡数的1/4。贝利摘除了婴儿有缺陷的心脏，代之以一颗狒狒的心脏，这种手术叫做异种（狒狒—人）器官移植。20天以后，即11月15日，这个已世界闻名的Baby Fae死于她的身体排斥狒狒心脏引起的并发症。但她活的时间比接受动物心脏的其他人要长。1964年1月，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哈迪（J. Hardy）医生把一颗黑猩猩的心脏植入一个68岁的名叫拉什（B. Rush）的病人胸腔中。这个垂危的病人是个穷人，又聋又哑，被送入医院时已丧失意识，一直没有恢复。手术后这个病人只活了两个小时。1977年，巴纳德（C. Barnard）医生做过两个类似的手术，病人也只活了几小时或几天。在此之前，1963年11月5日，美国新奥尔良的慈善医院的里姆茨马（K. Reemtsma）医生把黑猩猩的双肾植入一个垂危病人体内，这个病人患肾小球肾炎，是个43岁的穷苦黑人。是年12月18日，病人出院回家欢度圣诞节，两天后又回到医院，1964年1月6日死去。里姆茨马又做了五例这种黑猩猩肾移植入人体的手术，病人最多活了9个月。另外还报道过用狼—狗肾做异种器官移植、将小牛骨植入人体连接脊椎以及用牛的颈动脉来接通人的血管等手术及其引起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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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对Baby Fae的异种器官移植作了广泛的报道。我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作了报道。虽然由于Baby Fae的死亡，人们对于这种高技术的惊讶、赞叹、兴奋的心情逐渐消退，但医学界、哲学界、宗教界、新闻界和公众都仍然在对这个医学事件产生的伦理学和社会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这种异种器官移植的实验性质；怀疑这种手术能提供更大的活命机会；对这种手术的研究缺乏事先的审查；Baby Fae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命质量；医院拒绝提供研究计划和家长签署的同意书；向家长提供的有关其他治疗选择、手术的危险和预后的信息的质量和范围；医院对进行这种手术的理由解释混乱以及提供给公众的事实有错；重要经济资源分配给只有利于少数人的移植术和人工器官；“哗众取宠”或“投机取巧”地把正在研究的东西说成已经成功的成果以吸引新闻媒介对医院和医生的注意；仅由医学家来审查涉及人体实验的研究的适宜性；宗教和社会人士对把一个动物器官植入人体从而破坏自然物种（人种）的整体性表示担心；在研究中利用和牺牲动物的可接受性。［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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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异种器官移植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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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异种器官移植能否给病人带来治疗上的益处是有疑问的。异种器官移植在历史上从未成功过，因而Fae没有因这种手术而获益的合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种手术，医生的动机就值得怀疑了。——医生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研究，Fae和医生把人工心脏植入他们胸腔内的克拉克（B. Clark）和施罗德（W. Shroeder）一样，主要被用作推进这种手术的手段，因而医生把研究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病人的需要放在第二位。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的新生儿可有四种选择：最常见的是让病人死去，此外还有异种心脏移植、人类心脏移植和外科手术。这后三种办法都是实验性的，而异种心脏移植则比人类心脏移植尤具实验性。但洛玛·琳达医院的医生并没有设法去寻找一个人类心脏来移植。尤其是在尚未在成人身上试验以前就在婴儿身上试验，这是不能为人接受的。至于新生儿由于免疫系统不发达可以接受狒狒心脏一说，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生命伦理学家卡普兰（A. Caplan）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Fae是一位英雄、牺牲品还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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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医生的辩护也有一定的道理。哥伦比亚大学外科学系主任里姆茨马争辩说，所有的治疗都带有实验的成分，新的外科手术总是基于以前工作的外推。一个新手术何时从实验室转到手术室合适，需要权衡实验证据和临床上的紧迫性。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动物身上不成功的疗法却在人身上获得了成功。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打开心脏的手术在动物身上从未成功过。后来应用于人却成功了。1963至1964年有证据表明，灵长类的肾可在人体内发挥功能达数月。Fae有两个有利条件：她是个新生儿，更可能接受移植物；她现在得到的免疫抑制药比20年前更有效。这些因素加上临床上的紧迫性为医生手术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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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Baby Fae的案例中双方指出的情况和问题都是存在的。这表明发展新技术存在着伦理学的悖论。如果预先在现有的伦理学规范范围内，对一项试验性的技术制定许多万无一失的规定，很可能就此把试验者的手脚捆绑起来，从而无法推进这项技术，结果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但如果放弃伦理学方面的评价或监督，这项技术可能遭到滥用，从而损害人类的利益。所以Baby Fae可能既是英雄又是牺牲者又是病人。她为这项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为这项技术的试验性作出了牺牲，同时她也是一个患有绝症的病人。一般来说，对于新技术既要积极地促进它的发展，又要谨慎地限制它的滥用。至于异种器官移植术，由于还涉及其他问题，不能单凭效益这一点来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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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知情同意和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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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手术的知情同意的质量是比较差的。有人肯花2500美元来获得一份在Fae的移植中所用的同意书复制件，但没有成功。Fae的父母在一起同居四年，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但一直没有结婚，在Fae出生前几个月分离。她的母亲是个退学的中学生，在Fae出生时只好依靠救济。Fae的父亲与前妻有三个孩子。Fae出生时他不在场，三天后才知道Fae出生。他俩都对Fae的病情感到内疚，希望尽一切力量来挽救她的生命。由于Fae父母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生活的不稳定，以及当时的心理压力，很容易使他们不能理解这种手术的可能后果，甚至可能被人操纵，因而不能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而医院又拒绝发表父母签署的同意书，更引起别人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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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试验性比较强的治疗措施，病人本人或家属的知情同意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临床情况紧急，或者不希望失去一次难得的试验机会，医生不愿意做耐心的工作以保证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这需要通过加强伦理学教育来避免，同时这类病例的试验性治疗方案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实施。必要时需要经过至少两个层次的审查程序。贝利关于移植狒狒心脏于人体的要求经由学校内部审查了14个月，在Fae住院前那个星期，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要求。看来内部审查是不够的。异体心脏移植不同于一般人体实验，涉及受试者生死安危以及人体完整性等其他重要问题，需要进行外部审查，即由医院外的有关医学专家、伦理学家、法学家等参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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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研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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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种器官和人工器官移植引起一个新问题：这些技术还处于实验阶段就在报刊上被大肆宣扬。这引起医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的不安。科学与新闻有时是互补的，有时则是对立的。一方面，应该让公众正确了解这些技术的进展，并使他们有机会来监督这类实验的进行；但另一方面，由于记者不懂医学或职业上追求轰动的特点，常常传布关于科学技术进展的歪曲观点，使公众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也产生在我国，有时引起严重的恶果。美国医学会根据Fae和Shroeder两个案例的情况以及上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如下的研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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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或临床的研究应该作为已经得到承认的科学研究系统规划的一部分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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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研究的医生应该像关心他们的病人一样关心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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