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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研究的医生应该像关心他们的病人一样关心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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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病人或从合法代表（如果病人缺乏同意能力）获得自愿书写的同意，医生必须说明所使用的实验程序、程序的性质、危险和好处及其他可供选择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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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病人的幸福、安全和舒适提供适宜的保护措施，医务人员承诺关心病人是首要的、科学进展是第二位的，医生不可为了有利实验治疗的进行拒绝可能是最佳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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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应该与新闻界合作，在病人或病人合法代表同意下提供医学信息，但不可大吹大擂和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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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向新闻媒介客观地提供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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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资源分配和动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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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器官移植（包括同种、异种、人工器官移植在内）这种高技术，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使其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如果大量经费投于延长比较少的人的生命的移植技术，而可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但并不具有显著新闻价值的项目却受到忽视，这是否公正？据美国移植委员会估计，美国大约每年有5万人可得益于器官移植术，据保守的估算，每个病人平均花费15万美元，即每年花费达7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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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像狒狒那样的动物与我们人类有一种远亲的关系。动物也有某些权利，例如我们不能任意虐待动物。当问题涉及要牺牲一个动物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时，这种选择不难作出。但是牺牲一个狒狒又不能救活一个人的生命，使人对此做法是否值得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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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种种考虑，我认为，如按轻重缓急排列，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应该排列在人类器官移植之后，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既无人类器官又无人工器官可供移植或代替，而又有充分的动物研究作基础）才能有准备地应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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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工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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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心脏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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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心脏是用一个人造的装置作为心脏代用品植入心脏功能衰竭的病人胸腔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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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4日，库利（D. Cooley）首次把一颗原始的人工心脏植入卡普（H. Karp）胸腔内。3天后卡普的人工心脏被一颗人心代替，32小时后病人死于肺炎和肾衰竭。库利的这一手术是继德贝基（M. DeBakey）的左心室旁路术（1966年4月21日）和巴纳德的心脏移植术（1967年12月3日）后的第三大进展。1982年12月2日德夫里斯（W. De Vries）给一个退休的牙科医生克拉克植入了第一颗永久性人工心脏，病人存活了112天，1983年4月20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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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克拉克胸腔内的人工心脏，需用体外一个大而笨重的机器发动，通过皮肤和肌肉插入身体的导线与植入的人工心脏相联系。发动人工心脏的动力可有电池和核能两种。在用电池发动的人工心脏中，植入的电池作为燃料，要周期地充电，有时一天三至四次。充电装置可插入普通的电插头。这种人工心脏对受体很不舒服和不方便。因为他或她的一生要依靠从外部给电池充电。此外，可充电的电池使用寿命有限，受体在10年内至少要有一、二次为了换电池再做手术。另一种是用核能发电。这种人工心脏可完全植入受体体内，无须任何体外装置。植入的能源是一个含有53克钚238的胶囊。至少在10年内无须依赖外部机器。受体可自由地走来走去、工作、旅行、过正常的生活。但是它的缺点是植入的燃料所发出的辐射很可能使受体产生白血病或肿瘤，如果他活得时间很长的话。此外，以钚为动力的人工心脏可能对其他人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对同床的配偶、怀孕的胎儿、孩子、同事。有一个权威说：“我对钚238发动的心脏泵的主要忧虑是，有一天在横渡太平洋的飞机的经济舱中，我坐在两个这种人工心脏之间。”另外，植入这种人工心脏的要人可能成为政治—军事或恐怖主义谋杀的主要目标。这种核能人工心脏的制造费用约为1500至6000美元，手术和术后治疗费为17000至31000美元，钚的费用为10000至25000美元，总计约为5至6万美元（按1973年美元币值计）。如果每年植入5万例，则需开支25亿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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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暂时性人工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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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人工心脏是用于病人心脏功能发生衰竭但没有异体心脏可供移植时暂时维持病人的心脏功能。人工心脏最初就是作为暂时性的心脏代替物使用的。1985年，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人工心脏可作移植的过渡，即作为暂时性措施，对此不加管制。当年就有两次暂时性人工心脏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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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5日星期二上午，塔克逊市亚利桑那大学医学中心心脏移植组组长科普兰德（J. Copeland）为病人克雷顿（T. Creighton）做了一次人类心脏移植术。克雷顿是一个已离婚的有两个孩子的33岁的父亲。供体是一个事故受害者，在医院住了7天死去。由于心脏排斥，移植没有成功。星期三清晨3时开始寻找另一颗人类心脏；克雷顿被置于人工心肺（体外循环）机上。5时半，移植组打电话给菲尼克斯的沃恩（C. Vaughn），问他有没有可用于人体的现成的人工心脏。沃恩医生预定第二天要把牙医师程（K. Cheng）研制的一颗实验模型植入小牛体内，但从未考虑用于人。沃恩说，“泵消过毒，准备走”。他们俩乘直升机到飞机场，乘班机到塔克逊，再乘直升机到塔克逊医院。他们在星期三下午1时到达，4时植入人工心脏。因为这颗人工心脏原来为小牛设计，太大，胸腔不能关闭。人工心脏维持循环了10小时，那时得到了第二颗供移植的心脏。然后取出人工心脏，把病人置于心肺机上。星期四清晨3时完成了第二次人工心脏移植术。星期五病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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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把这件事看做是现代美国的一出传奇剧。《今日美国》称植入程研制的装置是“实现了美国的理想”（1985年3月8日，P. 1A）。《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人工心脏终于证明它是有用的。”（1985年3月9日，第22页）《新闻周刊》则说：“使医生违犯法律去救一个人的生命，很难说对他们或他们的病人是公正的。”这引起了应该采取何种移植政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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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5年8月27日星期二，病人德鲁蒙德（M. Drummond）被列入等待人类心脏移植者的名单上。星期四早晨，科普兰德和其他医生判定，病人只能活48小时，因此病人和他的家属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等待一颗供移植的人类心脏，得不到它时只好死去，或者先植入一颗人工心脏。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正如他的母亲所说的，“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病人自己并不清楚他同意的是什么。当他从手术中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在我胸中的这块东西是什么？”当时在场的人工心脏传动系统操作者说，他怀疑德鲁蒙德是否能“真正理解人工心脏是什么”。③9月8日病人换上了一颗人类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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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这种暂时性人工心脏在伦理学上可以接受的主要理由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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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唯一其他的选择是任凭病人死去，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科普兰德以及做植入永久性人工心脏手术的德夫里斯都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辩护。但安纳斯（G. Annas）认为选择不限于“生或死”。实际上是：“接受人工心脏，你几乎肯定会死去；如果你确实活下来，你就可能带着严重的身心残疾了却余生”。所以，病人并不是“没有任何损失”。而且，无论是克雷顿还是德鲁蒙德，都没有取得他们本人的知情同意，这被认为剥夺了病人的自我决定和尊严的应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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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急诊时，一个医生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抢救病人的生命。急诊的规则是：“先处理，以后再问合法问题。”但有人认为紧急情况不能为医生在采取行动前不考虑医学资料辩护。克雷顿是科普兰德的第三个立即发生心脏排斥的病人，器官排斥是移植可预见的风险。科普兰德知道这种风险，并且有充分的机会来防止再发生这种排斥，因此器官排斥这种不是不可预料的紧急情况不能为医生无计划地暂时使用人工心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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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要可供移植的人类心脏短缺，暂时的人工心脏就不能增加人类心脏移植的总数。假定每年有1000人有条件进行人类心脏移植，而人类心脏只有600个。余下400人因得不到心脏，就会死亡。如果在死亡以前把这400个人置于人工心脏上，下一年等待移植心脏的将增加到1400人，虽然也只有600个心脏。如果置于人工心脏上的人可优先考虑，即这400个人将得到心脏，余下的1000人中只有200人可得到。如果余下的800人没有死亡，他们就将得到暂时的人工心脏。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第二年人类心脏的供应数。600人将得到人类心脏，200人等待到下一年，又新增加的1000人或者全部死去，或者得到暂时性人工心脏，而实际上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将是永久性的人工心脏。但是，如果急剧增加可移植的人类心脏数，而减少等待移植的人数，这种情况可以改变，但是没有理由预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发生这种情况以前，这种人工心脏技术只能增加要做人类心脏移植的总数。而把许多病人留在人工心脏上，说是暂时性的使用，实际上是永久性的。由于现在对这些病人还没有合理的措施，所以甚至使这个过程开始都是不符合伦理学的。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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