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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使用抗精神病和抗忧郁症药物，并结合新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如环境治疗）能使精神病人比以前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大大减少精神病人住院人数。但这并不足以使病人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病人在言语和认知方面仍有障碍，因而仍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福利、残障津贴、住所、日常的护理等。在美国等国家，由于精神病人过早离开医院，而社会上又不具备这些支持条件，造成精神病人流落街头的社会问题。这样做，对病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不如留在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治疗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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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节律越快，紧张度越大，因而也就使更多的人为了解决头痛、紧张、失眠等问题，更频繁地使用抗焦虑、镇静、催眠的药物。于是，整个社会逐渐变得过分依赖药物。1973年美国开了2.2亿张改变精神状态的药方，花了12亿美元，占所有处方的15％。15％的成人经常服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妇女为男子的两倍，不少人用药物来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药物的这种广泛使用对肝、血、染色体具有潜在危险，并容易产生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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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国家用安非他明等精神运动兴奋剂来治疗儿童的多动症。在美国，有3200万5至12岁的学童服用此类药物，引起公众的争论。双盲法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可减少活动、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成绩、减少破坏行为。但对诊断标准和可能从这种治疗得益的儿童的数目意见不一。某些家长和教师为了使儿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和适应环境，倾向于用药物控制多动儿童的行为。但是使用药物的社会后果是值得重视的。必须确定儿童确实患有什么疾病，不应该将药物轻易用于非医学目的。“多动症”作为一种医学概念本身是不明确的。应该首先探讨这种病症的实在性以及具体的诊断标准，尤其要有明确的鉴别诊断。否则，一方面可能对儿童的脑结构或智力产生不可预计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容易使儿童依赖药物，造成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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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作消遣使用造成更大的社会和伦理学问题。但一般把酒精、咖啡因和尼古丁与大麻、海洛因等分开。大麻、海洛因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精神的苦闷、空虚、绝望，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抗议。在某些国家，酒精中毒者与之没有实质区别。这种使用不仅摧残了使用者自己的身心，也无益于对社会的改革或改造。有人用“个人自由”来为这种行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这类麻醉剂或迷幻剂的使用，并不是增强了个人的自由，而是限制了个人自由，把个人变成这类药物的附属品。社会禁止这类药物的生产和使用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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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为和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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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为控制技术的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异常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于行为者内部身心方面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是遗传方面的原因还是环境方面的原因？是生物学方面的原因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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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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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注意到，人的先天的天然能力是如此不同，以及他们要利用和实现这些能力的愿望也如此不相同。他主张基于以前证明的遗传倾向和父母的行为能力，由国家调节生殖，严格实行不同社会等级的婚姻隔离政策。19世纪的密尔也认为建立人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应该根据人的生物学本性。关于本性—教养、遗传—环境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在这场争论中发展了一门新学科——行为遗传学，它是心理学与人类遗传学的边缘学科。遗传学的发展，使某些科学家想到人类行为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基因——一种行为。”他们的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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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观察到人们所做的和如何做如此特殊，由此推论他们的行为有共同的质，用一个副词描述它：某甲举止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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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一个形容词，把这种质用于行动者：某甲是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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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这种质抽象化，给予它一个名词的形式：某甲具有粗暴的特性。而生物的特性或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一个基因通过什么通路导致一种行为呢？这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我们知道，全世界有40亿人，潜在的人类基因型有70万亿个。不同的基因型可有相同的表现型，不同的表现型可有相同的基因型。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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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雅各布（Jacob）等人首先报告说，犯罪与男性特定染色体基因型有联系。他们在监狱或精神病犯人关押所中发现具有XYY、XXY①基因型的人要比预期的多。197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男新生儿和年龄更大的“正常人群”的样本中，XYY和XXY基因型的比率均为0.1％，而在精神病犯人关押所中的精神病和智力低下者中XYY比率为2％，XXY为1％。监狱中XYY和XXY分别为0.4％和0.3％。但许多具有这些基因型的成年男性并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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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个大杀人犯具有XYY基因型，因此有人认为具有XYY的男性很可能是攻击性暴力罪犯。有人对具有性染色体异常的男性进行的研究表明，具有XXY的犯罪率确比具有XY的高。虽然具有XYY的男性往往智力低下，但与犯罪行为的联系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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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性染色体异常与行为异常的联系尚不清楚，但由于其一，性染色体确系异常，其二，不能全然不顾上述所见，因此当在婴儿、儿童、成人中发现这类异常时，就出现了一个知情同意或保密的重要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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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产前诊断出这种异常性染色体基因型时，应该告诉孕妇并传授有关知识，使她作出流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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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在一个婴儿或年幼儿童中检出这种异常时，会产生一些困境。如果不告诉父母，父母就不知道如何去加以注意和预防；如果告诉父母，父母的反应有时反会导致儿童的不轨行为，即引起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应视父母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在一般情况下以使父母知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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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没有明显的行为问题的少年或成人中检出这种异常，告知父母有关情况一般不会引起麻烦，但也要视父母的情况以及该人与家庭的关系如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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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少年或成人中检出这种异常时，也会提出一些困难问题。例如会不会使有关人员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不去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预防？会不会使犯人找到一个借口或根据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所以在（3）、（4）的情况下，一般都不宜使本人知情，而父母、对他进行工作的人员则应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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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行为与遗传的联系，尤其是犯罪与遗传联系的知识至今还是假说性的、试验性的、猜测性的；人们对于调节基因、发育环境与结构基因（决定性状和行为）之间的因果作用知之甚少；人类行为不可能单由基因或单由环境决定，而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基因与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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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精神病与遗传之间的联系问题有所不同。1916年吕丁（E. Rüoin）发表了精神分裂症的家庭调查，病人亲属中的预期发生率为8.5％。酒瘾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些是文化的，也有些是遗传上的原因。瑞典的一项酒精中毒的调查中，同卵和异卵孪生子都发生酒精中毒的分别为71％∶31％。根据调查，躁狂—抑郁病人的父母、亲属、后代约有14％发生某种情感方面的疾患或自杀。在极端躁狂与极端抑郁之间摇摆的病人的这种比率上升到20％。精神分裂症在一般人口中的发病率为1％，而在病人亲属中高发，即使这些亲属在没有精神分裂症的环境中成长。精神分裂症在同卵孪生子中的发病率为50％，在异卵孪生、兄弟姐妹和后代中为10％。如果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子女发病率为46％，而且查不出有环境因素导致此病。如父母一方有轻度精神分裂症，而另一方是正常的，则发病率接近正常人群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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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制定了禁止精神病人结婚或生育的法律，但很难生效。在我国，由于无知和愚昧，有些人仍然想用“冲喜”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因而设法隐瞒病情。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90％有非精神分裂的父母。这使企图通过优生减少新病例的人群发生率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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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精神病具有遗传因素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但对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产生精神病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些人的遗传因素如此强烈，以致任何环境都足以构成诱发疾病的刺激。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合适地安排生活环境可以大大降低遗传因素决定的易患性程度。［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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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决定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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