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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行为控制都应根据由谁为了什么目的控制谁的具体情况而作出是否合乎伦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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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控制还可以根据这种控制是增加还是减少受控者的选择可能和是否取得他的自愿同意分为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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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了受控者的选择可能，并且取得了他的自愿同意。这种控制容易为人接受，例如有一个人患幽闭恐怖症，他不敢进入任何关着门的小房间，甚至不敢进入他的客人留下了外衣的厕所。病人同意医生用条件反射和催眠法进行治疗，结果解除了他的幽闭恐怖症。现在他有了更多的选择，即他可以进入一个关闭的房间、进入电梯、在暗室中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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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了受控者的某一选择，但取得他的自愿同意。如一个烟鬼，自愿服一种戒烟丸，使他一吸烟就头痛难忍，结果他戒掉了烟——减少了他吸烟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减少，使他增加了其他方面的选择：支出减少了，身体健康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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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了受控者的许多选择，且没有得到他的自愿同意。例如对病人或犯人强迫进行脑叶切断术，使他们变得像植物一样驯顺。不管控制者的动机如何，其效果是减少了受控者的选择自由和破坏了他的个人自主性。这种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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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了受控者的选择自由，但没有得到他的自愿同意。这种控制是否可以接受决定于它是否保护第三者不受伤害。如一个精神病人把他人视为“老虎”，除了一心想杀人没有其他选择，通过非自愿的行为控制技术增加了他对其他方面的兴趣，开辟了他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这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不得到受控者的自愿同意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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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行为控制准则是可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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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保持或促进受控者的自尊和尊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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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应使用破坏受控者理性思考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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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应使用从根本上改变受控者个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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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力求避免基本上依靠欺骗、使受控者对有关事实一无所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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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力求避免采取对身体具有侵害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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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尽可能采用通过病人认知和情感结构起作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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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控制的悖论是：行为控制的目的是把自主性还给例如精神病人，但只有侵犯病人的自主性时行为控制才能奏效。这个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决定和自由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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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论强调人的自由和自主，强调认为人不仅能够且应该有权作出自主决定，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但是这种自主权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例如可有两种形式干预：其一，个人的选择有害于他人，应该而且可以加以干预，这种干预是为了保护他人不受该人侵犯。如果某甲因偷看某乙的信而感到高兴，应该干预某甲，因为这不仅是保护某乙，也是保护一切处于与某乙相同地位的人。这种干预是非家长式的（nonpaternalistic）干预。其二，个人的选择有害于自己，应该且可以加以干预，这种干预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因而是家长式的（paternalistic）干预。正如一个小孩玩火，家长怕他玩火烧身，加以禁止。过度强调自由确实会阻碍社会进步。美国至今不能通过枪支管理法，因为反对者的理由是：对滥用武器者施以严厉惩罚同样能有效地防止犯罪，并且更符合人的自由。建立高速公路后也有人反对限制车速，但是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夺走了无数的生命和肢体。纽约、华盛顿等地强盗抢劫公共汽车司机钱财的案子迭起，后来规定乘客必须携带零钱，而司机不再带钱，一夜之间公共汽车抢劫案绝迹。这种“环境工程”消除了强盗抢劫的自由，受到了一致的支持。同样，我们如果采用某种“人类工程”，利用行为控制技术使犯人不再犯罪，即使这牺牲一些自由，在原则上也是可以允许的。现在不能这样，只是因为我们对这种技术是否能达到这种效应，以及为达到这种效应可能付出的代价还没有把握，而不是由于牺牲了某些自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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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转向斯金纳（Skinner）的行为主义决定论呢？不是。斯金纳认为所有行为都决定于先前的生理的或文化的原因，人心是不必予以考虑的黑箱。我们只要选择好人类或个人应该追求的目的，然后确定哪些行为控制方法能最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即可。他说：“我们总是受控制的”，“我不相信人控制人，而相信环境控制人”。“通过重新安排对人的控制，就能够改善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不但是人，就是动物的行为也不是严格决定论的。生理的或文化的因素与人的实际行为之间必然以人心为中介。在A. 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描述了一个斯金纳式的理想世界：大多数需要就能马上满足，没有不安和沮丧，也没有犯罪和暴力；但他们没有多样的选择自由，他们也不要求这种自由。他们不能选择去旅行的地方，也不能选择要读的书；他们已经被制约得自然地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没有任何要抗拒的诱惑，总之他们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和就他们自己的命运作出决定的正当权利。这种社会也许很好，但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个体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些已经预先决定了的自动机。［7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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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常的女子性染色体为XX，正常的男子性染色体为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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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Ⅸ 政策和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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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政策、伦理学和人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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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学和其他价值的选择，而这些价值又来自影响卫生决策者的民族的、文化的和社会的传统。影响卫生决策者的有伦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部落的、个人的因素，人们有时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自觉。在具有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国家，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自我决定，反对人工流产的力量比较大，但比较容忍病人自然死亡。而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尸体和器官的捐献比较困难。一个国家的卫生政策也反映了它的价值观念。如对技术的态度如何？资源主要用于高精尖技术，还是优先发展基本的初级保健？对下一代负多大责任？对健康的责任感如何？所有社会成员应该是卫生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只有某些成员才是受益者？它的责任限于国界以内，还是也必须考虑国界以外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是看重现在还是也看重未来？是强调征服自然，还是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以需要探讨卫生政策、伦理学和人类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70，8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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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伦理学是卫生政策与人类价值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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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彼莱格里诺（E. Pellegrino）［170］所指出的，制定卫生政策是为了帮助我们控制生物医学技术对个人保健的无限制使用；实现医学知识收益的公正分配；以及使医学知识的使用有益于目前和未来世代。一个国家的卫生政策是控制医学知识和资源的社会使用及使之最优化的战略。人类价值是人们用来选择构成某一战略的目标、重点和手段的指导和证明。伦理学是卫生政策与价值之间的桥梁，它考察所作出的选择在道德上的正确性，并且谋求解决在作出选择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价值冲突。所以伦理学根据规范性原则支配人们的选择。［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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