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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在权利问题上用“医疗”（medical care）来代替“卫生保健”（health care）。“医疗”定义为“目的在于获得健康的影响病人的任何干预”。但这过于狭窄。作为权利也应包括提供疫苗，这是为了预防疾病，而不是为了恢复健康。对于人群的健康来说，预防比医疗更有效，所以权利应包括预防。预防定义为：目的是为了保持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的任何干预。这不仅限于提供疫苗，还应包括改善环境卫生、营养卫生等。所以卫生保健的合适范围应小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范围，而大于医疗的范围，为确保一个人健康的最基本的医疗和预防措施，在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扩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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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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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如何为社会每个成员都应有法律上承认的卫生保健权利辩护？社会公正要求这样做。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相同的人得到相同的对待，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对待。这称为公正的形式原则。所谓对待包括负担和收益两方面的分配。如两片面包分给两个同样饥饿的儿童，公正要求每个儿童一片，在这种情况下“不等”分配是不公正的。如一个儿童刚吃了一顿饱饭，另一个在24小时内没有吃任何东西，则把所有面包片分给第二个儿童才是公正的。在这时“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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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单是形式原则是不够的。如何鉴别相同、不同、相等、不等呢？从上例看，这就是需要。需要相同，相同对待，需要不同，不同对待。这就是公正的内容原则，即根据需要来对待每一个人。这与公正的形式原则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需要原则应是确定谁应该得到谁不应该得到卫生保健的唯一原则。但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例如这种原则应用于器官移植等稀少资源的分配时就不行。这需要其他方面的考虑，否则就会出现“全或无”的情况。但是一项新技术的发展总是从少到多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满足所有的需要，难道因此就停止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吗？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把需要原则应用基本的卫生保健，而对于先进的昂贵的诊治技术则不可能完全按需要来提供，还需要其他原则。这在下面微观分配一节中再详细讨论。［41，16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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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集体和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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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必须解决政府、集体和个人在卫生保健中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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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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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的医疗制度大体上有四种形式：政府不管、政府管一部分、政府管大部分、全部由政府管起来。采取哪一种形式（或制度）涉及对人的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对于全社会成员的卫生保健，政府一点也不管（第一种形式）和政府全部包下来（第四种形式）大概都是不行的，实际上采取的都是第二、第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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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医疗制度主要是私人医疗。大多数综合医院由非盈利团体所有，得到宗教团体和私人的帮助。精神病院则由各州政府管理。某些医院也由联邦、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管理。大多数医生私人开业，医生单独地或集体地拥有或租用设备和诊室。牙科医生也是如此。大多数医生（包括牙科）的收入是按服务付费。私人基金支付62％的直接服务费用。这些钱直接来自个人及盈利或不盈利的保险公司。大多数住院费用由自愿的健康保险支付，其余由个人直接支付。直接服务的费用38％由公共基金，即各级政府支付。超过70％的人口有各种形式的自愿健康保险，许多情况下主要或部分由雇主支付。超过65岁的人或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人有政府资助的保险——“老年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或“医疗补贴计划”（Medicaid）。达到一定收入的人有“医疗服务救济协会”（Blue Cross）保险。退伍军人、癌症或结核病患者、肾衰竭病人的透析和肾移植直接在政府管理的医院中得到治疗，由政府付费。所以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犹如许多块补丁，补丁之间存在未被覆盖的空白。估计有2500万人①没有任何健康保险，他们对于“老年医疗照顾计划”还不够老，对于“医疗补贴计划”还不够穷，对于“医疗服务救济协会”还不够富。因此分配不均是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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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主要是全民公费医疗制度，整个医院系统由中央政府所有和管理。由这个系统提供一切服务。大多数经费来自税收。个人与一全科医生签约，由后者根据病情介绍入院治疗。这种服务覆盖了95％的人口。全科医生个人或集体拥有或租用诊室，他们的收入不按服务收费。病人费用由政府与全科医生代表协商决定。全科医生不附属于医院。牙科医生的收费则按服务收费，费用也与政府协商决定。专家是医院拿薪金的雇员，病人不能与他们直接接触，必须由全科医生介绍。在英国还有小部分私人诊所。英国的公费医疗存在着质量和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宁愿去私人诊所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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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理论上是单一全民公费医疗制度，但是实际上也存在私人行医的情况。苏联的公费医疗制度初期曾取得很大成就，但进入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1965—1982年人口增长了差不多20％，但卫生经费反从6.6％下降到4.7％，即相对比重降低了30％。1964年每千人死亡率为6.9％，到1984年上升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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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除西藏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外，仅对国营企业职工、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家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实行劳动保险或公费医疗，广大农村和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均实行自费医疗。公费医疗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医疗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能满足需要，医院亏空不能更新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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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商业化是不可取的，与卫生保健的“治病救人”的本性不相容。但是，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不是一个好办法。它也许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一些问题，但它缺乏耐久的效力。妥善的办法是要探索一条政府、集体、个人共同负责、共同分担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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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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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健康是公民的权利或公民有健康权时，这个权利概念也包含义务。公民有义务使自己身体健康，没有权利故意使自己罹患疾病。尤其是现在，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在病因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重度吸烟引起癌症，酗酒引起肝硬化，肥胖和缺乏锻炼引起的心脏病等。这些采取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的人是否应负担更多的医疗费用？但是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又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所以，完全由他们个人负责是不合理的。但是要求他们自己负一部分责任仍是合理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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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卫生保健资源的宏观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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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资源指医疗、预防及有关研究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宏观分配是指各级立法、行政机构所作的分配决定。微观分配是由医院或医生（或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所作的分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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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分配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中有多少分配给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与卫生保健的概念和社会为每个成员提供保健的范围有关。健康权利的范围大小和如何最有效地保证这种权利，会影响卫生事业在国家总财政支出中的百分比。对此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不同，就会影响这个百分比。例如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用于保健方面的经费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②。宏观分配又取决于卫生保健与其他事业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卫生保健经费有一个最佳比重，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卫生保健本身对其他事业，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依赖性。卡尔逊（R. Carlson）［58］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依次有环境、生活方式、社会、遗传和医疗，医疗仅占6％。我们不能因为要花费一切代价来延长以前不能延长的一切生命，而去大量缩减教育经费。但目前在多数国家中，问题不是卫生保健经费比重大了，而是不够。正如索布隆（Soberon）指出，健康和发展是互相联系的。健康既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又是它的后果。但健康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一个公正的、平衡的、完整的发展要求一开始就把健康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好的健康水平，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实现，而没有最低限度的发展水平，人也不能健康。仅仅为了改善国家财政或控制通货膨胀而削减分配给卫生事业的经费，会犯重要的战略错误，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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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提供给卫生保健的那些资源如何在生物医学研究、预防、医疗、药品和仪器设备的研制等之间进行分配？这里涉及如何最佳地使用分配给卫生保健的资源，使之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成员的健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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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防与治疗：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更有效地促进健康。我国经验表明，农村解决洁净供水和粪便管理问题对于农村居民的健康起很大作用。美国的犹他州和内华达州收入和医疗水平相近，而后者20至59岁居民的死亡率比前者高39％。因为犹他州居民许多是摩门教徒，他们不吸烟不喝酒，生活稳定而平静；而在内华达州，烟酒销售量很高，婚姻家庭不稳定。但是预防工作常常不具有新闻价值，也引不起政治家的兴趣，因而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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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不发展，技术是半吊子，只能从事修补疾病和延长死亡。基础研究上去后，技术反而简单，既有效又低廉。如小儿麻痹症过去治疗护理，费时费钱，效果不大，现在用疫苗预防，基本上得到控制。但基本研究的突破需要一定条件，有一个过程，其中有些也许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或预防。基础研究如果比重过大固然会影响其他应急部门；但如果比重过小，一旦成为缺门空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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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杀伤疾病与残疾疾病：置人于死地的疾病，如癌症、冠心病等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投入较多的资源。然而，引起身心有残疾的疾病，如关节炎和精神病等，则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同理，体外受精、器官移植等高技术容易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而像偏头痛、胃肠道功能减退、腰肌劳损等疾病却使人感到“乏味”。［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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