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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卫生改革的成败问题取得一致的人们中间，对改革的不成功的原因仍存在着分歧：是由于卫生改革采取市场导向，还是由于医疗卫生市场扭曲所致？由此对卫生改革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分歧：由政府来主导医疗卫生事业还是主要依靠建立健全的医疗卫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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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似乎对下列两点没有分歧：其一，公共卫生、预防、疫苗接种等不能交给市场。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否定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的提法。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是也。既然公共卫生一大块置于市场之外，由政府照管，就排除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市场化”。在市场化概念上的混乱就会发现自相矛盾的提法，例如“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不矛盾”之类（《健康报》200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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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市场是扭曲的，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看得见的脚却在频频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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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我国卫生改革的不成功应该归因于扭曲的市场吗？我国13亿人民的健康和医疗卫生事业能够依靠市场来解决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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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sen认为，将目前我国医疗市场上的贪婪行为归罪于市场是出于对市场的误解。他引用Friedrich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的话说，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和市场发挥的实际作用。按照Hayek的意见，经济组织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迅速地将有关影响供求双方条件的变化的复杂信息传递给那些能用它来调整他们生产或消费的人。他们如何交流这种信息呢？Hayek说，答案是通过价格。Hayek认为，价格机制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将经济条件的大量信息传递给那些能够利用它的人。市场起什么作用呢？首先，市场是人们已知一组相对的价格根据他们的欲望聚在一起进行交换的地方。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过程，因为价格本身往往影响他们的欲望，因此市场提供了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反馈机制来帮助人们将他们实现其欲望的能力最大化。为了使价格机制传达精确的信息，这些价格以及基于这些价格进行的交换必须自愿进行。在真正的市场，发生交换仅当交换的一方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对他的价值要比交易的另一方更大。因此，市场是人们在一起传递信息，用他们认为价值较小的东西来换取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在每一次自愿交换的最后，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东西，双方都增加了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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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Fransen的意见，作为商品医疗卫生服务也可以按照Hayek描述的市场机制进行交换，在我国发生的那种传达的信息有意歪曲、欺骗，交换不是真正自愿进行，交换后实际上一方得益，另一方是否真“增加了财富”都不知道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扭曲的市场。如果发生种种问题，不能归罪于市场本身。这种意见是有代表性的。在一篇题为《“市场”不是看不起病的替罪羊》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目前的公立非营利医院是“四不像”、“畸形儿”：面对消费者“市场为主”，向政府要政策要补贴，又是“非营利性”，因此这些享有免税特权但又在攫取超额利润的公立医院所参与的不是真正的市场，病人看不起病不能怪罪于市场（《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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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其一，我们应该怎么建立真正的市场呢？其二，就是建立了真正的市场，能否解决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呢？除了从这种扭曲市场得益的利益集团外，目前没有人公开为这种扭曲的市场辩护。大多数人承认，这是一个“畸形儿”，但目前谁也拿不出改进建议来：谁也不知道这个“畸形儿”能否治疗？能否采取姑息疗法？我个人认为，这个“畸形儿”伤害了太多的人，在这个市场交换中可能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增加了财富，而剥夺了交换另一方太多的人的财富，甚至生命。不管是主张出路在于建立真正的市场的人，还是主张政府主导的人，大概都会认为应该以果断的措施结束这种扭曲的医疗市场。问题是，真正的市场能够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的问题（例如医疗公平性差、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吗？能够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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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生命伦理学》一书中曾指出，卫生保健权利应是“为确保一个人健康的最基本的医疗和预防措施，在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扩大”（284页）。“卫生保健商业化是不可取的，与卫生保健的‘治病救人’的本性不相容。但是，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不是一个好办法。”（287页）在讨论《SARS在我国流行提出的伦理和政策问题》的文章中我曾指出，索罗斯称市场是最坏的资源配置机制中最好的（the best of the worst mechanism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是有道理的。他是沿用丘吉尔对民主的评价：民主是最坏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实际上，这句话是说无论对民主，还是对市场，都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比其他的资源配置（例如计划经济）要好，另一方面它有它的局限性，它不能保障社会的公正，也不能解决例如对脆弱人群的照顾、环境保护等重要问题，它的不足之处，应该由政府出面解决。所以像安全、执法、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卫生，是不能靠市场或主要靠市场解决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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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论点来说明。杜治政（2005）在济南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市场的优缺点，指出：医疗市场化会迫使医院牟利，偏离医院的真正目的；医疗卫生商业化会急剧提高医疗费用，加重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医疗卫生商业化会浪费资源，造成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医疗卫生商业化会削弱预防和初级卫生保健；以及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和商业化会助长腐败。刘宏鹏最近指出，医疗卫生行业特殊性表现在公益性、信息高度不对称性、风险随机性、消费量刚性（即需要价格弹性几乎等于零）几方面，他认为就算形成了完全的或者充分的市场，也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健康报》200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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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里补充的是：市场必须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才能形成。例如当人们口袋里有钱时，才能成为市场中交换的一方。但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口袋里没有几个子儿，首先设法填饱肚子，有些甚至一年辛苦下来还负债累累，他们不可能成为市场中的交换一方，如何靠市场解决他们的医疗卫生问题？还有解决农村的用水问题和粪便处理，城市的公厕和垃圾处理，以及广大儿童的疫苗接种，都不是能靠市场解决的。香港医管局最近的新规定令人启发，他们规定：“可动用资产”在2万港币之下的香港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可享受免费；在60万以上者则得不到医管局的补贴。香港医管局这一规定说明，对穷人的医疗卫生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所以必须要靠非营利的公立医院来解决（《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8日）。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真正的市场与扭曲的市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为什么医疗市场会“畸形”到这个地步，这与医疗行业的特点有关：在医患关系中病人与医生处于知识或信息拥有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这种关系的性质一方面使医生负有“治病救人”的神圣义务，另一方面又可能使医生利用病人的脆弱地位剥削病人。因此，我国古代医哲强调：“未医彼病，先医我心。”（刘昉《幼幼新书·自序》）“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医工论》）而保护病人的最佳措施是将医生收入与病人费用彻底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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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市场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必须有市场的一席之地，那么市场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应该是怎么一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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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hardt（2005）根据一些基本假定来论证市场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他论证，所有卫生保健系统都面临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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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不马上死亡的人在死亡前都将遭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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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人都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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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人都想减轻痛苦，延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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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然而，卫生保健仅能减轻一些而不能消除痛苦，仅能延长一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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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减轻一些痛苦，延长一点死亡的代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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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卫生保健的资源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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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于医学知识是概率性的，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个人以及卫生保健系统必须决定如何投放资源、获得成功的多大可能性是可得到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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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论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是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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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所有人提供最佳的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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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医疗保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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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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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三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妨碍了美国人利用私人资源和私人医疗机构。因此，他建议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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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诺给所有人提供某些基本的医疗，但不是最佳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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