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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不仅西学渊博，国学功底也极深厚，对各类文献由经、史、子、集以至诗词、笔记、方志、日记等公私著述，无不广征博采。他善于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发掘有用资料，借助现代科学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构拟出一篇篇充满文史趣味的科学论文。借助竺可桢的科学烛照，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进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神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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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晚年代表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考古资料、物候记载、地方史志等文史资料为据，利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法，得出中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清晰走势，居然与西方科学家运用同位素方法测得同时代气温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还得出了“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的意外结论，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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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史工作者在选用素材时，都有“六经注我”或堆砌编排的特点，其最终分析可能失之偏颇。竺可桢选用材料十分讲究，对历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举。《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变迁的分期，既不是根据温度变迁的周期，也不是根据历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据纪年方式的变更，而纯粹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把气候时期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这种分期方式与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关系，表面上看来极不合自然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最方便实用且能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一种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他所反复提倡的“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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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选用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对于技术指标的确认，比如他在上述“气候变迁”一文中写道：“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1摄氏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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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非常重视科学方法论，他曾著专文讨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相互补充的必要性。他善于排列计算数据和勾勒直观图表进行现象归纳，再对归纳结果进行演绎推理。他擅长于历史地理资料的比较研究，其主要方法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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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比不同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探讨其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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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不同现象在时间上的先后相随，追溯其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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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踪自然界中物质或能量由一个客体到另一个客体、由这一位置到另一位置、由此一时刻到彼一时刻的演变转化过程，寻找其量变或质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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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许多大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史功底，能写一手漂亮的好文章，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人还热心于科学普及。竺可桢生前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科普作品，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多数可作美文阅读。本书编选竺文的标准，偏于与传统文史知识的关联，如《中秋月》、《牵牛与织女》、《北斗九星》、《说云》等；而那些不以文史知识见长的纯科普性作品如《说飓风》、《气象浅说》等，则限于“小书”篇幅，未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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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竺可桢的这本“大家小书”，当我们惊叹于他的文史功力和奇妙观点的时候，还可把一部分注意力投向这位大科学家在文史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特点，这也许是更值得我们这些人文科学工作者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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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所收文章，主要依据《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部分依据《竺可桢文录》、《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物候学》、《看风云舒卷》等书，多数是竺可桢长篇大论中与文史知识相关的精彩节选。编者在不影响普通读者流畅阅读及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将原文中纯数理的内容以及大量图表作了删节（注：编者只作了删节，未作任何添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需更精确地了解作者论证的严密性，可查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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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一 天道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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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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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古的文化差不多统起源于干燥地带之大河流域，如尼罗河之有埃及，幼发拉底河之有巴比伦，渭河流域之有周、秦，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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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生地带为什么要在干燥半沙漠的地方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设想一个文化之出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经过相当时期。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的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四周，固然是沙漠；就是我国的渭河流域、西北两方也是半沙漠地带，且南面有秦岭、东面有函谷关，所谓四塞之国。在这样区域里，才能孕育一个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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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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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楚汉之战，项王兵败垓下，刎头乌江，临没对乌江亭长及从骑之语，皆怨昊天不佑。太史公乃谓：“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云云。但按《史记·项羽本纪》及《汉书·高祖本纪》，均载睢水之役，楚兵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昼晦，楚军大乱，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则胜败之数，虽曰人事，而天时亦常足以左右之也。气候之足影响于战事之胜负，揆诸中外历史，不胜枚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固不特赤壁之役为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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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日科学未昌明时代，天时之重要，固已显著。如迷雾四塞，足以使咫尺不辨兵马；坚冰在须，足以使指僵肤裂，而将士不用命；积雪没胫，则阻交通；雷电交作，则寒心胆。是在为主帅者，细审彼我两方形势之不同，然后随机应变而处之。所谓可见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顺天时则胜，逆天时则亡，虽以拿破仑之盖世英才，然公元1812年，莫斯科之役，俄人坚壁清野，以待严冬之来，果焉11月初旬以后，天气骤变，风雪交加，法人弃甲曳兵而走，死亡枕藉于道，即幸而免者亦堕指落鼻，不复作人形。说者谓是役焉，拿破仑之败，非败于俄兵，而败于严寒之神，非过语也。冰霜之足以决两军之胜负，在我国亦不乏其例。明初李景隆之拒燕兵也，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故永乐谓其违犯天时，自毙其众；唐李愬雪夜入蔡州，而擒吴元济；梁朱珍于大雪中趋滑州，一夕而至城下，遂取之。凡此皆所以利用天时，而袭其不备也。五代刘仁恭攻契丹，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求和听盟约甚谨。此则又与俄人之拒拿破仑同工而异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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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之纬候兵书，多重望气，其言虽穿凿附会，但亦不乏可取者。如《观象玩占》载“白雾四面围城，城不可攻”，又“两军相当有雾，即日有微风者客胜，雾而不雨者主人胜”。盖雾浓则不辨咫尺，不知虚实，故不利于攻。雾而有微风则雾将散，雾而不雨则其雾久也。古人赖雾以破敌，以全师者，在史册上亦指不胜屈。如《晋书·刘曜传》载：“曜攻石勒于金镛……大风拔木，昏雾四塞，石勒率众来战，曜昏醉被执，为勒所杀。”又如《宋史·二王本纪》载“帝昺祥兴二年，张世杰军溃……会暮昏雾四塞，咫尺不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云云。1776年，美洲独立之战，华盛顿拒英将豪（Howe）于长岛。时华盛顿值新挫之余，为英国海陆军所围，危在旦夕，乃于8月29日晚深雾弥漫中遁去。亦有同时两方均思借雾以破敌者，如19世纪初叶，拿破仑封锁北欧，使与英国断绝交通。英人乃于1809年攫取波罗的海丹属之安和尔特岛（Anholt）。1811年3月，丹人乘浓雾于子夜以12炮舰，运兵千人登岛，以谋攻取。及拂晓雾散后，丹兵始觉中英人之计，盖英兵舰两艘，亦于昏黑中潜驶来岛，而丹兵已处于海陆夹攻、进退维谷之地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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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有不测风云，天时之变幻，固有为昔人所不及料，而似若有天意存于其间者。如汉光武追敌而滹沱冰合，大风三日，而曹翰屠江州。《旧约·出埃及记》载犹太人之窜逸自埃及也，扶老携幼，涉红海浅处而渡。埃及军秣马厉兵以追之，方半渡而风向转变，水势骤至，埃军几全数覆没矣。《旧约》虽载摩西神力通天，而实则风之力也。《元史·宪宗本纪》：“帝尝攻钦察部，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擒八赤蛮。”滑铁卢之战，拿破仑孤注一掷，亦犹项羽之于垓下也。时拿破仑军枪炮之精，胜于威灵顿，故利在于坚实之地以行军。交锋前一晚，大雨倾盆；翌日虽霁，而田野泥泞，步履维艰；延至午刻，拿破仑始克发令进攻。当是时也，法兵莫不以一当百，冲锋陷阵，鏖战至薄暮5点，英兵已不能支，势将溃矣，而普将白鲁且之援军至。故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遂谓若非1815年6月17日晚间之雨，则今日之欧洲之为谁家之天下未可逆料，数点霖雨足使英雄气短，为千古之长恨矣。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谁不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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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舟师，进退乘风力，破浪恃孤帆，更有赖于天时。元世祖两次征日本，均以遇台风而失败。至元十八年（1281）之役，声势尤为浩大，计蒙、汉、高丽兵4万，乘战舰900艘；江南军10万，乘战舰3500艘。先后占壹歧、平壶诸岛，筑肥海上，战舰棋布。台风陡起，元舰多覆没破坏。汉将范文虎等各自择船之坚好者而遁，弃士卒10余万于五龙山下。欧西海战之胜败，决于暴风，足与此相辉映者，当推16世纪西班牙亚美达（Spanish Armada）之覆没。当时西班牙王菲力普二世，有气吞英伦三岛而雄霸全欧之志，于1588年遣西多尼公爵（Medina Sidonia）率战舰132艘、海陆军3万人，裹6月之粮以北征。迨阳历8月达北海，一旦西南风骤起，战舰当之，莫不披靡，如扫落叶，艨艟巨舶均毁弃于苏格兰与爱尔兰之海滨。计是役西班牙损巨舰70艘，将士万余人，虽伤亡之巨，不及元代之征日本，而西班牙海上霸业亦尽于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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