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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温和由中国最早的物候观测也可以证实。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至”点(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年里确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办法,能把春分固定下来,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日期。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26)别的小国也有用别的办法来定春分的,如在山东省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27)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10天至12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等地。郯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E.威尔金森(S.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家燕在3月22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郯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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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竹书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10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风》是周初成王时代(前1063—前1027)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邠)的地点据说是一个离西安不远、海拔500米高的地区。当时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们可以从《豳风》中的下列诗句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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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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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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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陵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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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句,可以作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10世纪和11世纪时代邠地的物候日历。如果我们把《豳风》里的物候和《诗经》其他国风的物候如《召南》或《卫风》里的物候比较一下,就会觉得邠地的严寒。《国风·召南》诗云:“摽有梅,顷筐塈之。”《卫风》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梅和竹均是亚热带植物,足证当时气候之和暖,与《豳风》物候大不相同。这个冷暖差别一部分是由于邠地海拔高的缘故,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初时期如《竹书纪年》所记载过有一个时期的寒冷,而《豳风》所记正值这寒冷时期的物候。在此连带说一下,周初的阴历是以现今阳历的12月为岁首的,所以《豳风》的八月等于阳历9月,其余类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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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两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前770—前481)又和暖了。《春秋》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年、前590年和前545年时尤其如此。(29)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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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960—1279)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30)下文要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酒醴,尔唯糵;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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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战国时代(前480—前222),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从《诗经》中所提粮食作物的情况,可以断定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人民种黍和稷,作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战国时代,他们代之以小米和豆类为生。孟子(约前372—前289)提到只北方部族种黍。这种变化大约主要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改进之故,例如铁农具的发明与使用。孟子又说,当时齐鲁地区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31)比孟子稍后的荀子(约前313—前238)证实此事。荀子说,在他那时候,好的栽培家,一年可生产两季作物。(32)荀子生于现在河北省的南部,但大半时间在山东省工作。近年来直到解放,在山东之南淮河以北习惯于两年轮种三季作物,季节太短,不能一年种两季。(33)二十四节气是根据战国时代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下的。(34)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10月24日。现在开封、洛阳(周都)秋天初霜在11月3日到5日左右。(35)雨水节,战国时定在2月21日。现在开封和洛阳一带终霜期在3月22日左右。(36)这样看来,现在生长季节要比战国时代短。这一切表明,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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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气候继续温和。相传秦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书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1660)张标所著《农丹》书中曾说到《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照张标的说法,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3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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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时(前140—前87)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列传》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按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为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37)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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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当时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78—139)曾著《南都赋》,赋中有“穰橙邓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38)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之淮阴)视察10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39)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这种寒冷气候继续下来,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5月)降霜,(40)直到第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在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3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41)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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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420—589)期间,中国分为南北,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因南北战争和北部各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历史记载比较贫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个有气候意义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来各王朝备有的建筑,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的。南朝以前,国都位于华北黄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储冰是不成问题的,但南朝都城在建业(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情形就不同了。问题是冰从何处来?当时黄淮以北是敌人地区,不可能供给冰块;人工造冰的方法,当时还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温度像今天一样,南京附近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冰块不够厚,不能储藏。在1906—1961年期间,南京正月份平均温度为+2.3℃,只有1930年、1933年和1955年3年降低到0℃以下。因此,如果南朝时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个现实,那么南京在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大约冷2℃,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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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533—544年,北朝的贾思勰写了一本第6世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很注意当时他那地区的物候性质。他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42)这本书代表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近来的中国农业家和日本学者都很重视这本书。贾思勰生于山东,他的书是记载华北——黄河以北的农业实践。根据这本书,阴历三月(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阴历四月初旬(约阳历5月初旬)枣树开始生叶,桑花凋谢。如果我们把这种物候记载同黄河流域近来的观察作一比较,就可认清第6世纪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出叶迟了2—4周,与现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关于石榴树的栽培,这本书说:“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43)现在在河南或山东,石榴树可在室外生长,冬天无需盖埋,这就表明6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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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世纪末至第10世纪初,是隋、唐(589—907)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7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8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唐玄宗李隆基时(712—756),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44)第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诗人元稹(779—831)《和乐天秋题曲江》诗,就谈到曲江的梅。(45)与此同时,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唐朝大诗人杜甫(712—770)《病橘》诗,提到李隆基种橘于蓬莱殿。(46)段成式(?—863)《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年(751)秋,宫内有八株柑树结实150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橘一样。唐乐史《杨太真外传》说得更具体。他说,开元末年江陵进柑橘,李隆基种于蓬莱宫。天宝十年九月结实,宣赐宰臣150多颗。(47)武宗李瀍在位时(841—847),宫中还种植柑橘,有一次橘树结果,武宗叫太监赏赐大臣每人3个橘子。(48)可见从8世纪初到9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橘并能结果实。应该注意到,柑橘只能抵抗-8℃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在1931年至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降到-8℃以下,20年之中有3年(1936年、1947年和1948年)降到-14℃以下。梅树在西安生长不好,就是这个原因,用不着说橘和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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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代(907—960)。在此动乱时代,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作为依据。直到宋朝(960—1279)才统一起来,国都建于河南省开封。宋初诗人林逋(967—1028)隐居杭州以咏梅诗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之魁首,但在11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其情况与现代相似。梅树只能在西安和洛阳皇家花园及富家的私人培养园中生存。著名诗人苏轼(1037—1101)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苏轼咏杏花诗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49)之句。同时代的王安石(1021—1086)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50)之句。从这种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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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宋朝(南宋)国都迁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51)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降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年到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10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12世纪以前10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年至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52)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阴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阳历10月20日)到北京,当时西山遍地皆雪,他赋诗纪念。(53)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阳历10月遍地皆雪,这种情况现在极为罕见,但在12世纪时似为寻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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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荔枝是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广泛栽培的果树,是具有很大经济意义的典型热带果实之一。荔枝来源于热带,比柑橘更易为寒冷气候所冻死,它只能抵抗-4℃左右的最低温度。1955年正月上旬,华东沿海发生一次剧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灾害。根据李来荣写的《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一书,福州(北纬26°42′、东经119°20′)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那里的人民至少从唐朝以来就大规模地种植荔枝。1000多年以来,那里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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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张籍(765—约830)《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54)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都有所说明。南宋时代,陆游(1125—1210)和范成大(1126—1193)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时间,对于荔枝的分布极为注意。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55)第12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只乐山尚有大木轮围的老树。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长江一带如宜宾、泸州才大量种植。现在眉山还能生长荔枝,然非作为经济作物。苏东坡公园里有一株荔枝树,据说约100年了。现在眉山市场上的荔枝果,是来自眉山之南的乐山以及更为东南方的泸州。由此证明,今天的气候条件更像北宋时代,而比南宋时代温暖。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12世纪),4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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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在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无任何的冰和雪。在这时期著名道士邱处机(1148—1227)曾住在北京长春宫数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56)可知那时北京物候正与北京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像继续到13世纪的后半叶,这点可从华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证明。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省)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西安的竹监司因无生产取消了。(57)元朝初期(1268—1292),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竹监司”的官府衙门,就是气候转暖的结果。但经历了一个短时间又被停止,(58)只有凤翔的竹类种植继续到明代初期才停。(59)这一段竹的种植史,表明14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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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60)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走,橘尽冻死。这是太湖结冰记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61)蒙古族诗人迺贤(1309—1352)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描述1351年山东省白茅黄河堤岸的修补和同年阳历11月冰块顺着黄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扰修补工作。(62)黄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记载表明,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河中才出现冰块。可见迺贤时黄河初冬冰块出现要比现在早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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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贤居住北京数年,在他的关于家燕的一首诗中,(63)慨叹家燕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过客,“三月尽(阳历4月末)方至,甫立秋(阳历8月6—7日)即去”,停留那样短的时间,同现在的物候记载相比来去各短一周。从上述的物候看来,14世纪又比13世纪和现时为冷。第13、14世纪时期,我国物候的变迁和日本樱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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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寒温也可以从高山顶上的雪线高低来断定。气候冷,雪线就要降低。在12、13世纪时,我国西北天山的雪线似乎比现在低些。《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邱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由山东经内蒙古、新疆到撒马尔罕,于公元1221年10月8日(阳历)路过三台村附近的赛里木湖。邱处机在游记中说:“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64)这个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围绕湖的最高峰大约再高出1500米。作者于1958年9月14日和16日两次途经赛里木湖时,直至山顶并无积雪。当前,天山这部分雪线位于3700米至4200米之间。考虑到邱过这个地方时的季节,如山顶已被终年雪线所盖,则当时雪线大约比现在较低200米到300米。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像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12世纪到18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中国12、13世纪(南宋时代)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将要在下一两个世纪出现寒冷。依据布钦斯基(У.E.Бyчииckии)的研究,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公元1350年开始;在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奥地利地区,弗隆(H.Flohn)以为公元1429年到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拉姆(H.H.Lamb)以为公元1430年、1550年和1590年英国饥荒,都因天气寒冷所致。由此可见,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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