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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三 顺应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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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救民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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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印度、希腊、中国历史上，天文学知识之应用与发展，均可溯至远古。盖在北纬30°左右，无论人民之职业为渔猎、游牧或农耕，若不知一岁中寒暑雨旸之循环，则衣食住行均将发生问题。《诗·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我国古代以天文知识而定授衣季节之证。诗《鄘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按定即今二十八宿中营室与东壁二宿，在周代于秋季黄昏后，正当南中，时农事已毕，正可有暇从事于土木也。《左传》：“天根见而成梁。”《国语》：“天根见而水涸。”天根氐也，在春秋战国时代于秋分左右黄昏时东升故云，至于五谷之种植收获，在古代尤须依赖天象。《史记》卷一百三十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故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我国古代，以春季黄昏大火即心宿二之东升，为一年中大典。《周礼夏官》：“季春火星始见，出之以宣其气；季秋火星始伏，纳之以息其气。”《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公羊传》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何休注云：“大火为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云云。从《史记》、《历书》更可以知古代设专官以司大火之见与伏，《史记》卷二十六太史公曰：“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厉司地以属民。”《左传》亦有：“古之火正，谓火官也……火以顺天时，救民疾。”综上所述，足知古代人民之蕲求天文知识实由于需要迫切，犹之饥之求食、渴之求饮，自历法厘定、历书通行以后，一般人之天文知识乃反因以没落矣。西方古代民族，虽其环境不同于我国，然其渴求星象之知识，一如我国周秦以前之状态。埃及金字塔之建造，即与星象有关。埃及以参为大辰，农事之作息，以参之见伏为依归。尼罗河之洪流适与古代天狼星之晨升季候相合，在阳历夏至前后，故在埃及天狼晨升为重要之节候。《印度天文学》之开端，亦在邃古。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即埃及、波斯、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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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中国之节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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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也。降及战国、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之名目。所谓二十四节气者，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是也。自立春至立夏为春，自立夏至立秋为夏，自立秋至立冬为秋，自立冬至立春为冬，每季分三气、三节，每月定一气、一节。四季之安排，法莫善于此者，此所以宋儒沈括赞扬之于先，而今日气象学家泰斗英人肖纳伯（Napier Shaw）氏且提倡欧美之采用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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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全部之名称，始见于《淮南子·天文篇》。《汲冢周书·时训解》虽亦有二十四节气之名，唯后儒王应麟等均疑此书为东汉人伪托，非周公之旧。此外《大戴礼记·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称，《国语》楚范无宇曰：“处暑之既至，韦昭注七月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特古历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注蛰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至汉初仍以启蛰为正月气，后因避景帝讳而改名惊蛰，故汉初惊蛰犹在雨水之前。”惊蛰、雨水及谷雨、清明之倒置，邢昺谓始于刘歆之三统历，顾宁人则谓始于《李梵编诉》之四分历；(3)《淮南子》与《逸周书》均已先雨水而后惊蛰；至新、旧《唐书》，则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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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中国古代之月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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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气候详于《夏小正》、《吕览》、《礼记》及《淮南子》诸书，虽互有出入，唯均以月为主，如孟春之蛰虫始振，仲春之桃始花是也。《逸周书·时训解》始以五日为一候，分年为七十二候，乃不以月而以节气为标准。如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惊蛰之日，桃始花；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等。北魏时始以七十二候颁为时令，考《魏书》所载“立春三候，鸡始乳，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雨水三候，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惊蛰三候，始雨水，桃始花，仓庚鸣；春分三候，鹰化为鸠，玄鸟至，雷乃发声”等，则较《夏小正》、《月令》、《逸周书》迟一候或数候。以桃始花而论，《周书》以为惊蛰初候，《魏书》则以为惊蛰次候，而《夏小正》则在孟春之月，又《魏书》以电始见，蛰虫咸动，蛰虫启户，为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则在仲春之月。此分候之先后，以取制之不同，抑因地域、气候之有变迁，实有俟于考证。《隋书志》同《魏书》、《唐书志》(5)所载分候，则系开元时一行所定之大衍术，多从《逸周书》。《宋史志》同《元史志》微有更动，自元及清，通书所载，类皆因袭无异也。经史而外，古人之记录物候者，代有其人，如崔实之《四民月令》、娄元礼之《田家纪历撮要》、梁章钜之《农候杂占》、程羽文之《花历》等不可枚举，但古人所记，大抵因袭经、史或指一地一时而言，其能别纬度南北、地形高下、时代先后者盖鲜。唐宋之问《寒食陆浑别业》诗：“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又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此则言地形高下之别也。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谓“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6)明谢在杭则谓“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7)此则言纬度南北之分也。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引杜子美雨诗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水，冥冥细雨来。芳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唯秋半积阴气之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8)元金履祥根据《礼记·月令》疑古者阳气独盛，启蛰独早，(9)此则指各时代气候月令之有变迁也。但古代搜集各地各时代物候之富，当推清代之刘延献、全祖望《刘继庄传》，曰“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开于清明，相去若是之殊，今世所传七十二候，本诸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今之中原已与七国之中原不合，则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为一，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云云。(10)借乎继庄之书，除《广阳杂记》而外，均不传于世，而其对于月令气候之研究，今亦无可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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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月离于毕俾滂沱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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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小雅》“月离于毕俾滂沱兮”，其说颇费解。西人爱特根著《中国天文学与星占学起源于巴比伦》一文，其重要理由之一，即谓西方毕（Hyades）为雨神，以其在巴比伦、埃及一带。5000年前春分前后大雨降临，正值毕宿朝觌之时。而中国之大雨滂沱与毕宿有何关系，百思不得其解，故以为此种传说，中国乃得诸西方。同时金斯米尔亦认为毕为雨兆，在中国为不可理解之事。同时箕星好风，亦为数千年来之谜。其说源于《书经·洪范》：“庶民唯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夏，月之从星，则有风雨。”自两汉以来，阴阳五行之毒深中人心，故一切天象气候之循环交替，悉以玄妙不可通之术语解释之。《前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箕星为风，东北之星也……月去中道，移而东北入于箕……则多风。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毕则多雨。”《诗经》所言天象，均系农夫、村妇口吻歌咏粗浅之谣谚，如“三星在户”、“七月流火”之类。一经后儒解释，望文生义，乃纠缠不清矣。薛莱格《星辰考源》第522页谓箕星好风，非箕好风，乃箕为风兆也。因引天元历理“古人观象以立法，后人为法以求象”之语，(12)真可谓切中肯綮矣。但薛莱格解释毕为雨兆，箕为风兆亦不得要领，因氏以我国与西方同以星之朝觌为标准。不知《洪范》明明谓：“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而《诗经》谓：“月离于毕”，月乃望月非新月也。离作丽解，即《管子·五行篇》“经纬星历，以视其离”之意也。实际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之理，乃我国古代秋初月望时，月在毕，春分月望时；月在箕，而春月多风、秋初多雨之故。按毕之赤经现时为4时23分，故小雪月望在毕，6000余年前，处暑月望在毕矣。箕之赤经现为18小时，夏至月望在箕，6000余年前，春分月望在箕矣。我国大雨时期，长江流域在阳历9月，黄河下游在7月，而陕西、山西则在8月，即秋初。至于风力，则全国均以春分前后为最大。我国古代人民对于风雨之时期，知之甚稔，《吕览》卷十九《贵信篇》云：“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花不盛。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周礼》卷六《春官宗伯下》：“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则所谓箕风、毕雨者，岂非春秋致月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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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谈阳历和阴历的合理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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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在9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要把现用案头日历上的节气如立春、立秋等从下半页移到上半页去，这倒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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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先生说做日历的人这样把节气放在下半页，是有点“故弄玄虚”，对这点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据我个人推想，日历上之所以这样安排，无非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譬如今天是10月30日，日历上面是“—1963—，十月大，30，星期三”，这统是西洋历法传进来的数据，可说是新历。下面是“癸卯年，十四（日），九月大，九月二十三立冬”，这统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是旧历。我们要知道，中国旧历是一个阴阳并用历，不是纯粹的阴历。西洋人只知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没有立春、立秋、寒露、霜降等名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所谓二十四节气。从公元前46年，罗马恺撒建立阳历以来，除稍改动外，西洋各国应用已达2000年之外，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统以太阳为转移，所以西洋也没有二十四节气的需要。只有我们旧历以阴历为主，所以才有附设二十四节气的必要，以使农民及时地知道清明下种、谷雨栽秧，所以日历如此安排并不是故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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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商讨，我们不能不简单地谈一谈新历和旧历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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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法的发展史来看，所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和我国，最初统是用阴历的。因为月亮的盈亏朔望周期非常明显，所以把29天或30天称为一个月，把12个月称为一年，便成为古老国家最初的年历。但是阴历一月之长，即月亮绕地球周期约为29天半；而太阳年一年之长，即地球绕日的周期约为365天又四分之一日。如以12个月为一年，只有354天或者355天，与太阳年相差几乎11天。过10多年，就有6月降霜下雪、腊月挥扇出汗、冬夏倒置的毛病。古代国家农业慢慢地发展以后，就发现纯粹用阴历历法、月份和春、夏、秋、冬四季，农业节候配合不上，为了解决这阴、阳历的矛盾，古代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放弃阴历月亮盈亏作为计算月份方法，而以太阳回归年即365又四分之一天为一年，把年分为12个月，平年365天，闰年366天，4年一闰。这是公元前46年西洋罗马所采取的办法。另一办法是找出阳历年的日数和阴历月的日数两者之间的最小公倍数，这就是我国古代颛顼历的十九年七闰的办法。因为阴历的235个月的日数却等于19个阳历年的日数。据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的考据，十九年七闰的办法是我国春秋时代已经应用的。我们古代从早的颛顼历以及汉朝太初历、四分历统是依照此法安排的。但这一安排虽可以调和阴阳历，不至于冬夏倒置，但平年354天，闰年384天，一年中节气仍然可以相差一个月，对于农业操作安排上仍然不够精密，所以到了战国末年又建立二十四节气，和阴历相辅而行。到了东汉时代又发现一节一气尚有15天多的间隔，才又创立一年七十二候。这是我们旧历发展的经过。现在思成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二十四节气是阳历不应该挂到阴历的账上去。但从历法的发展看，恰恰是我们旧历是阴历才有把节气注明的必要。照思成先生的建议，可以避免一般人以二十四节气为阴历的误会，但却有把旧历和新历混淆不清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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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成先生对于日历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问，我们旧历既已过时，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完全用新历即西洋现行的格里高里（Gregory）历法呢？困难在于旧历在我国已应用了二千四五百年。首先，我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了二十四节气已能初步把握农时，没有不便的感觉。在这点上思成先生的建议可以起一定作用，使农民慢慢地了解现行新历比旧历的优点。其次，人民群众从幼年时代朝夕所企望而富有诗意的节日如除夕、春节、上元灯、寒食踏青、端午龙舟、中秋赏月、重九登高等一旦废除，不免可惜。三则各种宗教如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重要纪念日也是用阴历来计的。四则潮水的涨落是跟阴历为进退的，所以从事渔业和海洋航业的人，阴历还是有用。最后，现用阳历也不是尽善尽美，为了合理化，有彻底改革历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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