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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 一候牡丹 二候荼縻 三候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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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信风的编制是我国南方士大夫有闲阶级的一种游戏作品,既不根据于实践,也无科学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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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国从两汉以来一千七八百年间,劳动人民积累的物候知识,经好些学者如北魏贾思勰、明代徐光启和李时珍等终身辛劳地采访搜集、分析研究,还是得到发扬光大、传之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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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所颁历法真正能照顾到农民所需要的物候,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天历”。它把一年分为12个月,以366天为一年,单月大31天,双月小30天。以立春为元旦,惊蛰为2月1日,清明为3月1日,以此类推。除每日有干支、二十八宿名称、时令而外,还记草木萌芽月令,把南京所观测到的物候或草木萌芽亦列入。这历称为《萌芽月令》,将上一年南京所观测到的物候结果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历之后,以供农民耕种时作参考。如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新历每月之后就都附有庚申十年同月份的萌芽月令,如说“立春九红梅开花,青梅出蕊”,“雨水二雷鸣下雨,和风,青梅开花”等等;此外天历还传播一些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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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系农民革命,所以洪秀全关心民瘼,把中国历法作了一个彻底的改革。原来计划要有了40年的物候记录便可平均起来作一个标准物候历,颁布于天下,这是一件好事。可惜到1864年革命失败,而天历如昙花一现,到如今几乎无人知道其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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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我国古代农书医书中的物候(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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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古农书,现尚保存完整的,要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不少地方引用了比这书更早500年的一部农书,即西汉《氾胜之书》。在古农书中,还有专讲农时的书,如汉崔实的《四民月令》,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氾胜之书·耕作》篇劈头就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换句话说,就是耕种的基本原则在于抓紧适当时间来耕耘播种。这时间如何能抓得不先不后呢?《氾胜之书》就用物候作为一个指标,如说:“杏花开始盛开时,就耕轻土、弱土。看见杏花落的时候再耕。”对于种冬小麦,书中说:“夏至后七十天就可以种冬麦,如种得太早,会遇到虫害,而且会在冬季寒冷以前就拔节;种得太晚,会穗子小而籽粒少。”对于种大豆,书中说:“三月榆树结荚的时候,遇着雨可以在高田上种大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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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中总结的劳动人民关于物候的知识,比《氾胜之书》更为丰富,而且更有系统地把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如卷一谈种谷子时说道:“二月上旬,杨树出叶生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令;三月上旬到清明节,桃花刚开,是中等时令;四月上旬赶上枣树出叶,桑树落花,是最迟时令了。”并指出:“顺随天时,估量地利,可以少用些人力,多得到些成果。要是只凭主观,违反自然法则,便会白费劳力,没有收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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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勰已经知道各地的物候不同,南北有差异,东西也有分别。他指出一个地方能种的作物,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成熟迟早、根实大小就会改变。在《齐民要术》卷三《芜菁》和《种蒜》条下说:“在并州没有大蒜种,要向河南的朝歌取种,种了一年以后又成了百子蒜。在河南种芜菁,从七月处暑节到八月白露节都可以种……但山西并州八月才长得成。在并州芜菁根都有碗口大,就是从旁的州取种子来种也会变大。”又说:“并州产的豌豆,种到井陉以东;山东的谷子,种到山西壶关、上党;便都徒长而不结实。”在书中,贾思勰从物候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要求解释。但是这类的问题如为什么北方的马铃薯种到南方会变小退化?关东的亚麻和甜菜移植到川北阿坝州,虽长得很好但不结籽等等,还是植物生态学上和生理学上尚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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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的另一重要地方,是破除迷信。《氾胜之书》虽然依据物候来定播种时间,但信了阴阳家之言,订出了若干忌讳。例如播种小豆忌卯日,种稻麻忌辰日,种禾忌丙日等等。这种忌讳一直流传下来,直到元代王祯(37)《农书》中,仍有“麦生于亥,壮于卯……”等错误的说法。《齐民要术》指出这种忌讳不可相信,强调了农业生产上的及时和做好保墒。(38)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能够坚持唯物观点,如贾思勰这样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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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到明末1000年间,我国虽出版了不少重要农业书籍,如元代畅师文、苗好谦等撰的《农桑辑要》,王祯撰的《农书》等,但在物候方面,除掉随着疆域扩大、得了许多物候知识外,少有杰出的贡献。到了明朝末年,徐光启从利玛窦、熊三拔等外国教士学得了不少西洋的天文、数学、水利、测量的知识,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在地球上有寒带、温带、热带之分等等。这些新知识更加强了他的“人定胜天”的观念。他批评了王祯《农书·地利》篇的环境决定论,在《农政全书·农本》一章中说:“凡一处地方所没有的作物,总是原来本无此物,或原有之而偶然绝灭。若果然能够尽力栽培,几乎没有不可生长的作物。即使不适宜,也是寒暖相违,受天气的限制,和地利无关。好像荔枝、龙眼不能逾岭,橘、柚、柑、橙不能过淮一样。王祯《农书》中载有二十八宿周天经度,这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写明纬度的高低,以明季节的寒暖,辨农时的迟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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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积极地提倡引种驯化。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五,他赞扬了明邱浚主张的南方和北方各种谷类并种,可令昔无而今有的说法。万历年间,甘薯从拉丁美洲经南洋移植到中国还不久,他主张在黄河流域大量推广。有人问他:“甘薯是南方天热地方的作物,若移到京师附近以及边塞诸地,可以种得活吗?”他毅然回答说:“可以。”他说:“人力所至,亦或可以回天。”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人力可以驯化作物。到如今,河北、山东各省普遍种植甘薯,不能不说徐光启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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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讲到如何消灭蝗虫,也是很精彩的。他应用了统计方法,整理历史事实,指出蝗虫多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地方,蝗灾多在每年农历的五、六、七三个月。这样以统计法指出了蝗虫生活史上的时地关系,便使治蝗工作易于着手。最后他总结了治蝗经验,指出事前掘取蝗卵的重要,他说:“只要看见土脉隆起,即便报官,集群扑灭。”这可以说是用统计物候学的方法指导扑灭蝗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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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比徐光启早出生44年,他是湖北蕲州人。他所著的书《本草纲目》,于1596年在南京出版。相隔不到12年,便流传到日本;不到100年,便被译成日文;后更传播到欧洲,被译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41)这部书之所以被世界学者所珍视,是因为书中包含了极丰富的药物学和植物学的材料。单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也是可宝贵的。例如卷十五记载“艾”这一条时说:“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丛。其茎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叶四布,状如蒿,分为五尖桠,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间出穗,如车前、穗细。花结实,累累盈枝,中有细子,霜后枯。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这样的叙述,即在今日,也不失为植物分类学的好典型。《本草纲目》所载近2000种药物,其中关于植物的物候材料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卷四十八和四十九谈到我国的鸟类,其中对于候鸟布谷、杜鹃的地域分布、鸣声、音节和出现时期,解释得很清楚明白,即今日鸟类学专家阅之,也可收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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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三四百年以前的古人,能将两三千年中经、史、子、集里所有的关于物候学上错误的知识和概念,一下子能全盘改正过来。《本草纲目》中对“腐草化为萤,田鼠化为”等荒谬传说,全是人云亦云地抄下来,没有加以驳斥,这是限于时代,不足为怪的。在欧洲,直至18世纪,瑞典著名植物学家也即近代物候学的创始人林内,尚相信燕子到秋天沉入江河,在水下过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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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南北差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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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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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统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815)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43)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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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诗人龚自珍(1792—1841)曾说:“渡黄河而南,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所以他诗中有句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道神功胜禹功。安用遇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龚自珍不但说南北物候不同,而且民情也不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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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热爱竹子。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亲至宝鸡(今宝鸡市)、盩厔(今周至县)、虢(旧虢镇,今宝鸡县)、郿(今眉县)四县,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45)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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