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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南北差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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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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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统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815)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43)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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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诗人龚自珍(1792—1841)曾说:“渡黄河而南,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所以他诗中有句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道神功胜禹功。安用遇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龚自珍不但说南北物候不同,而且民情也不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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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热爱竹子。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亲至宝鸡(今宝鸡市)、盩厔(今周至县)、虢(旧虢镇,今宝鸡县)、郿(今眉县)四县,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45)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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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46)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在惠州时,有《食荔枝二首》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47)又在《江月五首》诗的引言里说:“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48)按温带植物如菊花、桂花在广州终年可开;但是即使在热带,原处地方植物的开花结果,仍然是有节奏的。苏轼在儋耳有诗云:“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49)相传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如今海南岛儋耳地方的物候未见记录,可能还是如此。1962年春分前一周,作者之一由广州经京广路到北京,那时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却未抽青。但在韶关、郴州一带,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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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成都(唐时曾作为“南京”)梅雨是在农历四月。(50)苏轼《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51)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时是夏至节后的15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5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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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我国的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也一定是这样。所以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如以物候的南北差异而论,应用到欧洲便须有若干修正。据英国气象学会的长期观测,从最北苏格兰的阿贝丁到南英格兰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个纬度弱,11种花卉的开花期,南北迟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纬度相差3.7天。而且各种物候并不一致,如7月开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开花的常春藤,则相差至28天。(53)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格曾海曼地方,纬度在意大利巴图亚之北4度6分;两地开花日期,春季只差8天,但夏季要差16天。换言之,即春季每一纬度相差不到2天,而夏季每一纬度可差4天。欧洲西北部的挪威,则每一纬度的差异,南北花期在4月要差4.3天,5月减至2.3天,6月又减至1.5天,到7月只差0.5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季、月份而异,不能机械地应用霍普金斯的定律。即使在美洲,霍普金斯定律应用到预报农时或引种驯化,也都须经过一系列等候线图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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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处世界最大陆地亚洲的东部,大陆性气候极显著,冬冷夏热,气候变迁剧烈。在冬季,南北温度相差悬殊;但到夏季,则又相差无几。如初春3月份平均温度,广州要比哈尔滨高出22摄氏度;但到盛夏7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4摄氏度而已。加之我国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更使物候差异各处不同。在我国东南部,等候线几与纬度相平行,从广东沿海直至北纬26度的福州、赣州一带,南北相距5个纬度,物候相差50天之多,即每一个纬度相差竟达10天。在此区以北,情形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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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京纬度相差7度强,在三四月间,桃李始花,先后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间,柳絮飞、洋槐盛花时,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主要原因就由于我国冬季南北温度相差很大,而夏季则相差很小。3月,南京平均温度尚比北京高3.6摄氏度,到4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0.7摄氏度,5月则两地温度几乎相等。在长江、黄河大平原上,物候差异尚且不能简单地按纬度计算出来,至于丘陵、山岳地带,物候的差异自必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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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古今差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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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古代与今日不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诗,并提出一个疑问说:“今(南宋)成都未尝有梅雨,只是秋半连阴,空气蒸溽,好像江浙一带五月间的梅雨,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苏辙诗:“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解释说:“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但唐诗人张籍却说成都有荔枝,他所作《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陆游以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诗是闭门造车,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无山为证。但是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时作了不少荔枝诗,以纬度论,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不能因为南宋时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朝成都也没有荔枝。疑当时有此传闻,张籍才据以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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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杜鹃》诗说:“东川无杜鹃。”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每逢阳历四五月间,杜鹃夜啼,其声悲切,使人终夜不得安眠。但我们不能便下断语说,“东川无杜鹃”是杜撰的。物候昔无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况杜鹃是飞禽,其分布范围是可以随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以小麦而论,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里曾经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55)但700年以后,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的时候,小麦在雷州半岛也已大量繁殖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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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们不能太天真地以为唐、宋诗人没有杜撰的诗句。我们利用唐、宋人的诗句来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来可能的错误,系来自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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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不加选择地予以沿用,如以杨柳飞絮为杨花或柳花。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诗说:“白门柳花满(一作酒)店香”;(57)《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说:“杨花落尽子规啼。”(58)实际所谓絮是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落地后可集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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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盲从古书中的传说。唐朝诗人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黄莺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长安不会有黄莺。《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钱起以误传误地用于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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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如白居易的《潮》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59)顾炎武批评他说:“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60)实则白居易未必不知潮信,但为字句方便起见,所以说六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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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有诗人全凭主观的想法,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如宋和尚参寥子有《咏荷花》诗:“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开,要六月才盛开,不应说无数满汀洲。”给参寥子辩护者却说:“但取句美,‘六月临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诗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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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有原来并不错的诗句,被后人改错的。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62)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和王之涣同时而齐名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把玉门关和黄沙联系起来。同时代的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五言诗:“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在唐朝开元时代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情形比较熟悉,他们知道玉门关一带到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要刮风起黄沙,直冲云霄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改,便使这句诗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两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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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讲,可以知道,我国古代物候知识最初是劳动人民从生产活动中得来,爱好大自然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学者,再把这种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引入诗歌文章。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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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度差异,却没有谈到古今差异。因为霍普金斯是美国人。美国的建国历史到如今仅200余年(美国1776年才独立),所以美国的气候记录还谈不到古今差别。但是,我国古代学者,如宋朝的陆游、元朝的金履祥、清初的刘献廷却统疑心古今物候是颇有不同的。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所著的《气象学》一章中,也已指出气候、物候可以古今不同。同时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在奥国气象学家汉(J.Hann)的权威学说下,逐渐形成一种成见,以为历史时期的气候是很稳定的,是根本没有变动的。一个地方只要积累了30至35年的记录,其平均数便可算作该地方的标准,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而且也适用于将来。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世界气候资料的大量积累,已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20世纪初期,这种错误的气候学观念,也影响到物候学上。英国若干物候学家之所以组织全国物候网,就是企图求得一个全国各地区的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可以应用于过去和将来,如我国《逸周书》所说的,年年是“惊蛰之日桃始华……”实际不是那么简单,我国历史书上充满了物候古今差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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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历史上的物候记录,能否证明可以获得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呢?我们先从西洋最长久的实测物候记录来考验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英国马绍姆家族祖孙五代连续记录诺尔福克地方的物候达190年之久,这长年记录已在《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上得到详细的分析,并与该会各地所记录的物候作了比较。著者马加莱从7种乔木春初抽青的物候记录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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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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