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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我国的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也一定是这样。所以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如以物候的南北差异而论,应用到欧洲便须有若干修正。据英国气象学会的长期观测,从最北苏格兰的阿贝丁到南英格兰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个纬度弱,11种花卉的开花期,南北迟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纬度相差3.7天。而且各种物候并不一致,如7月开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开花的常春藤,则相差至28天。(53)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格曾海曼地方,纬度在意大利巴图亚之北4度6分;两地开花日期,春季只差8天,但夏季要差16天。换言之,即春季每一纬度相差不到2天,而夏季每一纬度可差4天。欧洲西北部的挪威,则每一纬度的差异,南北花期在4月要差4.3天,5月减至2.3天,6月又减至1.5天,到7月只差0.5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季、月份而异,不能机械地应用霍普金斯的定律。即使在美洲,霍普金斯定律应用到预报农时或引种驯化,也都须经过一系列等候线图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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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处世界最大陆地亚洲的东部,大陆性气候极显著,冬冷夏热,气候变迁剧烈。在冬季,南北温度相差悬殊;但到夏季,则又相差无几。如初春3月份平均温度,广州要比哈尔滨高出22摄氏度;但到盛夏7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4摄氏度而已。加之我国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更使物候差异各处不同。在我国东南部,等候线几与纬度相平行,从广东沿海直至北纬26度的福州、赣州一带,南北相距5个纬度,物候相差50天之多,即每一个纬度相差竟达10天。在此区以北,情形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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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京纬度相差7度强,在三四月间,桃李始花,先后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间,柳絮飞、洋槐盛花时,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主要原因就由于我国冬季南北温度相差很大,而夏季则相差很小。3月,南京平均温度尚比北京高3.6摄氏度,到4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0.7摄氏度,5月则两地温度几乎相等。在长江、黄河大平原上,物候差异尚且不能简单地按纬度计算出来,至于丘陵、山岳地带,物候的差异自必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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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古今差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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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古代与今日不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诗,并提出一个疑问说:“今(南宋)成都未尝有梅雨,只是秋半连阴,空气蒸溽,好像江浙一带五月间的梅雨,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苏辙诗:“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解释说:“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但唐诗人张籍却说成都有荔枝,他所作《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陆游以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诗是闭门造车,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无山为证。但是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时作了不少荔枝诗,以纬度论,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不能因为南宋时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朝成都也没有荔枝。疑当时有此传闻,张籍才据以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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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杜鹃》诗说:“东川无杜鹃。”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每逢阳历四五月间,杜鹃夜啼,其声悲切,使人终夜不得安眠。但我们不能便下断语说,“东川无杜鹃”是杜撰的。物候昔无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况杜鹃是飞禽,其分布范围是可以随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以小麦而论,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里曾经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55)但700年以后,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的时候,小麦在雷州半岛也已大量繁殖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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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们不能太天真地以为唐、宋诗人没有杜撰的诗句。我们利用唐、宋人的诗句来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来可能的错误,系来自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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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不加选择地予以沿用,如以杨柳飞絮为杨花或柳花。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诗说:“白门柳花满(一作酒)店香”;(57)《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说:“杨花落尽子规啼。”(58)实际所谓絮是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落地后可集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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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盲从古书中的传说。唐朝诗人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黄莺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长安不会有黄莺。《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钱起以误传误地用于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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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如白居易的《潮》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59)顾炎武批评他说:“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60)实则白居易未必不知潮信,但为字句方便起见,所以说六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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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有诗人全凭主观的想法,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如宋和尚参寥子有《咏荷花》诗:“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开,要六月才盛开,不应说无数满汀洲。”给参寥子辩护者却说:“但取句美,‘六月临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诗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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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有原来并不错的诗句,被后人改错的。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62)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和王之涣同时而齐名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把玉门关和黄沙联系起来。同时代的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五言诗:“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在唐朝开元时代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情形比较熟悉,他们知道玉门关一带到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要刮风起黄沙,直冲云霄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改,便使这句诗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两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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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讲,可以知道,我国古代物候知识最初是劳动人民从生产活动中得来,爱好大自然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学者,再把这种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引入诗歌文章。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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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度差异,却没有谈到古今差异。因为霍普金斯是美国人。美国的建国历史到如今仅200余年(美国1776年才独立),所以美国的气候记录还谈不到古今差别。但是,我国古代学者,如宋朝的陆游、元朝的金履祥、清初的刘献廷却统疑心古今物候是颇有不同的。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所著的《气象学》一章中,也已指出气候、物候可以古今不同。同时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在奥国气象学家汉(J.Hann)的权威学说下,逐渐形成一种成见,以为历史时期的气候是很稳定的,是根本没有变动的。一个地方只要积累了30至35年的记录,其平均数便可算作该地方的标准,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而且也适用于将来。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世界气候资料的大量积累,已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20世纪初期,这种错误的气候学观念,也影响到物候学上。英国若干物候学家之所以组织全国物候网,就是企图求得一个全国各地区的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可以应用于过去和将来,如我国《逸周书》所说的,年年是“惊蛰之日桃始华……”实际不是那么简单,我国历史书上充满了物候古今差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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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历史上的物候记录,能否证明可以获得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呢?我们先从西洋最长久的实测物候记录来考验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英国马绍姆家族祖孙五代连续记录诺尔福克地方的物候达190年之久,这长年记录已在《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上得到详细的分析,并与该会各地所记录的物候作了比较。著者马加莱从7种乔木春初抽青的物候记录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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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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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种乔木抽青的迟早与年初各月(1—5月)的平均温度关系最为密切,温度高则抽青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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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候迟早与太阳黑子周期有关,1848年至1909年间,黑子数多的年份为物候特早年。但从1917年起,黑子数多的年份反而为物候特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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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近24年来北京的春季物候记录与此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北京物候也有周期性起伏。物候时季最迟是在1956年至1957年和1969年,而1957年与1969年正为日中黑子最多年。好像太阳黑子最多年也是物候最迟年。但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物候和太阳黑子关系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所在至今尚未研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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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马绍姆家族所记录的长期物候,我们也可将18世纪和20世纪物候的迟早作一比较。如以1741年至1750年10年平均和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平均,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始花的日期互相比较,则后者比前者早9天。换言之,20世纪的30年代比18世纪中叶,英国南部的春天要提前9天。马加莱把18世纪中叶(1751—1785)35年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1891—1925)35年的物候记录相比,也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后一期的春天,要比前一期早得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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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的物候记录,即日本的樱花开花记录,虽是单项记录,而且有些世纪,100年当中只有几次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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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纪樱花开花日期是很不稳定的,9世纪比12世纪平均要早13天之多。上文谈到白居易(772—846)、张籍(768—830?)、苏辙(1039—1112)、陆游(1125—1210)诗文中涉及蜀中荔枝的时候,推论到古今物候不同,推想唐时四川气候可能比南、北宋为温和。从日本京都樱花开花记录看来,11、12世纪樱花花期平均要比9世纪迟一星期到两星期,可知日本京都在唐时也较南、北宋时为温暖,又足为古今物候和气候不同的证据。又在日本京都樱花开放的1100多年的记录中,最早开花期出现于1246年的3月22日,而最迟开花期出现于1184年的5月15日,两者相差几乎达四个节气,即最早在春分,而最迟在立夏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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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不但南北不同,东西不同,高下不同,而且古今不同。即不但因地而异,也因时而异,事实不像霍普金斯定律那样简单。为了预告农时,必须就地观测研究,做出本地区的物候历。我国各地的播种季节和收获时期,是经过劳动人民几百年以至1000年以上与自然斗争才摸索到的,也就是依据当地的气候和物候确定下来的,如要有所变更,必须经过精密的调查、实验和全面的考虑。若贸然行事,便会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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